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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中华民族解放战争伟大历史的课题，摆在我们面前而反映到历史哲学上的理论斗争，使现实的斗争与历史哲学的斗争结合为一，历史哲学上的斗争，就成为现实斗争必要的一部分，我们历史哲学的批判，在批判过去中就含着领导现在和指示将来。
中国资本主义自始就没有得到独立自由的发展，因此中国革命任务之一，是反封建的民权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不是大汉族主义，而是殖民地谋解放的反帝的民族主义，它包含着伟大的国际意义，自大革命以来中国革命尖锐化，于是中国部分的买办历史学者，企图维持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旧有的统治地位，害怕国际革命理论影响到中国民众，害怕中国的解放会影响到他们阶级的没落，于是在历史上曲解中国为一种特殊的“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无阶级的“士大夫社会”等，他们说，中国两千年来就没有封建势力，中国是特殊的“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或商业资本统治着。为要批判这些误解，并展开正确的现实斗争，因此历史科学的研究，在今日这个伟大的现实斗争的时代，实为必要。
我们知道，历史不是谎造的故事小说和神话，所以它不是少数人“有趣的音乐”，而是人类在其生活的长期斗争中所展开的社会经济形态之发生、发展与更替的相续的诸过程。社会一切文明的过程，都是劳动者的血与火的记录。换言之，历史决不是从人类的感情中，美中，真中，善中所发展出来的人类精神和平进化过程之幽雅的牧歌，而是人类生活斗争及其革命的实践，所推进社会发展之一贯的全面的总述。
正因为历史自身不是一种属于和平进化的自然的自发的运动，而是从人类生活斗争中发展出来的产物，所以历史科学，也就是以说明人类生活斗争的实践及其发展为任务的“现实的及实证的革命科学”，历史决不是抽象的概念或形式的范畴的产物；恰恰相反，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规律最具体的现实。我们欲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当求之于抽象的概念和范畴而当求之于历史。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为历史有阶级性，于是历史学家叙述或批评过去的历史，都是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所以历史学必然是带有社会各集团之阶级局限性的科学。历史科学，主要的是对于其先行时代的诸事实之分析与批判，同时，也反映着现社会正在敌对着的诸种倾向与其意识形态。所以当着分析或批判一切历史事实的时候，便必然直接地当然地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而表现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认识。因此，关于历史哲学问题，或是历史方法论问题，常常引起剧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无论在什么程度上，都必然地会反映着现实的斗争，都断然地会在这种斗争中，彻底地暴露出这些历史家自身的阶级性。
关于历史哲学或历史方法的斗争，虽然只是历史家对历史发展的认识与其所反映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但也就是反映着正在敌对着的社会诸集团，对于现实生活的倾向之争取的斗争。这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虽然这种理论上的斗争，没有像政治上的斗争表现得那样鲜明那样公然，但这种斗争，比政治上的斗争，更来得深刻来得有力，因为它们是最深奥地隐藏在暗室里的一种敌对的阴影，在它们的背后，都有着一定的集团或一定的阶级的人类。所以新的历史科学，就在于以辩证唯物论的火炬，去照明这种隐蔽在历史科学领域之内的诸敌对倾向，就在于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去消灭站在劳动大众对面的那个阴影，就在于把历史还原到它自己所具有的阶级性，战斗性，实践性，生动性，和关联性，把历史科学从那些所谓饱学的奴才之污秽的手中夺了回来，使之成为大众以及一切被压迫人类革命斗争之最高的指导原理。
正因为历史科学是具有阶级性的科学，所以除了最进步的阶级之外，任何阶级也不能给予历史以真正科学的认识。无论封建主义的历史家或资本主义的历史家，他们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之历史的理解，都只能局限于其自身所隶属的阶级意识的界限内，从而他们的历史，只是支配阶级或民族胜利的记述，而空白了被压迫阶级或民族痛苦的那一面。
可是，构成历史的，不仅是胜利者的凯歌，而是胜利者的凯歌与失败者的悲号之交响。历史科学的任务，也不在歌颂某一民族或阶级的胜利，而同时必须指出站在这胜利民族或阶级对面的失败的民族或阶级之历史的遭遇，并进而暴露社会各民族与各阶级间生活冲突最基础的原因，给予现在正在被压抑中的民族或阶级以一个最深刻的历史教训，使他们得以从过去历史的失败的原因中，获得其解放斗争的经验。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启示我们正在被压抑中的活的人类，不是为了说明历史而研究历史，反之，是为了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
研究历史，不能完全依靠文字的记载，因为文字的记载常有出于小说故事神话的假托，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致力于莫尔根《古代社会》的研究，他们研究北美印第安人的氏族社会，希腊罗马的奴隶所有者社会，及日耳曼人的封建主义，其目的是从现存的活的各种不同程度的古典社会形式用来研究过去几千年乃至几万年从原始人类以来的社会发展，从他们研究的结果中，发现一件重要的事实，即私有制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阶级社会，不是天生的永恒不变的体制，在它以前，曾经存在过无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之长远的历史，阶级社会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行程中，不过是历史发展之“一环”或一个“片断”，并且即刻就要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而归于消灭的。马克思恩格斯实欲以私有财产，阶级和国家之起源的历史必然性和人类对于历史的创造性用以武装抑压的人类，使他们深刻地认识历史的规律，和坚决地负起创造新的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历史使命。
同样的意义，恩格斯之所以致力于德国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不但是为了说明德国农民革命的过去，而是要研究工人之未来的联盟者——农民问题的意义。此外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关于法国革命以后的法国史，德奥革命史，一直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论》，史大林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诸问题，无一不是想从历史发展不同的过程中发现革命斗争的规律性，因此过去的历史不只是说明过去，而在实际上，是可以充作现在正在被抑压的人类冲锋陷阵的战斗的指南。
相反的，由无阶级的原始共产制进到古代的奴隶制，通过封建社会时代的农奴制，虽较原始人类的生产和文化大大的进步，但由于它们同是阶级社会，因而这样的进步，还是建筑在阶级剥削关系之上，所以也仍然同为黑暗野蛮的历史。所以在老子看来，远不如上古时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主张历史向后倒转，恢复原始共产制。像这样的历史，也曾经一样地显现在我们封建时代历史家的眼里，但他们把这样的黑暗与野蛮，当做是“王道盛世”，用来反对资本主义以维持封建的统治。同样，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剥削这一事实，也一样尖锐地呈现在我们资本主义历史家的眼里，然而他们却把这种制度，当做是“人道主义”的特征。他们一致地使用人道言语之描写，把这一历史时代之人剥削人的事实最深奥地隐蔽起来了，企图用来反对社会主义。这是证明一切历史家描写及批判过去的历史，都是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把历史作现实的政治斗争的工具。
但是资本主义学者，当他们自己这个阶级还是革命的阶级的时候，他们“对于尚须进攻的封建制度的批判，也正如基督教对于异教的批判，或新教对于旧教的批判”。“从他们看来世界上只有人为的制度和天然的制度两种制度，封建制度是人为的制度，布尔乔亚的制度是天生的制度。……所以从前虽然有过历史那种东西，到现在却已经没有什么历史了。”这就无异说，在他们以前的历史，不算历史；在他们以后的历史，更没有什么历史，只有他们所支配的时代的历史，才叫做历史，而且是永恒不朽的历史。像这样的胡说，就正是人类在历史科学上之阶级性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各阶级的特点，不是决定于时代的英雄，而是决定于劳苦大众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法，所以，经济是历史的基础。马克思依据生产方法的更替区别历史的阶段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及近代资本主义的，他不为士大夫立列传，不为贵族立世家，不为古天子立本纪，就是说他不认为历史完全是伟人的创造物。自然，一个作为群众领导者的伟大人物，也或多或少给予历史以创造作用，而认为历史是生产发展过程中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之阶级社会的全时期中，各个时代的历史家，除无产阶级学者以外，为了辩护其各自的社会利益，都一致有意或无意地隐蔽其阶级榨取之残酷的内容。他们总是一贯地高扬伟人与天才，把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成果与变革，不归功于大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创造作用，而归功于几个“特殊个人”的活动，甚至以为全部历史，就是几个“特殊个人”之意识的连续与积垒。他们把伟大的个人从大众中孤立出来，把观念与现实的历史分离，把领袖与群众对立，甚至最后把几个“特殊个人”归结于“天命”，“神”，把一切现实的历史，都升华到虚无缥渺的境界。这样，他们就可以使一般被抑压的人类，安于非人的生活，而放弃，至少是放松，其对于现实的生活之争取，因而藉以巩固并延长其自己的阶级之统治，延缓了革命成功的时期，增加了革命过程中的痛苦，但希望永恒不变的社会，结果还是幻想。
所以，在以前所谓历史，分析到最后，除开几个“特殊个人”的琐碎记录之外，仿佛并没有什么其他的行动的人类，除了几个天生的圣哲的思想之外，仿佛并没有什么社会的现实生活。它们割裂历史的全面性，抹煞历史的生动性，隐蔽历史的飞跃性，最后把历史从其具体的历史的现实性中，拖了出来，交给“上帝”，交给“皇天”，交给“理性”去管理。像这样的历史，“一言以蔽之，这并不是历史，而是黑格尔式的音乐，这不是通常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据他们看来，人类只是为了发展而使用观念或永久理性的简单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