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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历史之先阶级社会时代（氏族社会前及氏族社会时代），以往的历史家，大概都根据一些神话传说，加入自己的幻想，假设一些帝王，如“三皇”、“五帝”，把这一原始氏族社会描写成为所谓“王道盛世”。这样的假设，在中国历史学之历史发展中，虽然也间有改变，但从周秦诸子以至司马迁一直到清代朴学（考据学）发展，下逮王国维等对甲骨文、金石文字之整理以前，大致上，还是大同小异的流传着。尤其是汉代所出现的纬书，对于这一时代的历史之制造尽了很大的任务。自然，人类的历史，无论在哪一民族，在其原始的氏族制时代，决不会有什么“王”，尤其不会有什么“王道盛世”，而只是一些原始人蒙昧无知的在过渡其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他们既不知道私有，自然也没有什么阶级，更不会存在着执行阶级剥削的“王”。然而以往的中国的历史家，竟然把它描绘为一个“王道盛世”的时代，这显然地，不是依据当时具体的历史事实，而是当时的历史家把自己所处的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上所反映出来的政治形态，观念地去加于原始世界。换言之，他们的原始社会史不是原始社会史，而是当时历史家自身所生活于其中的封建社会史之向上伸延。
自从实验主义传播到中国以后，在历史科学上，出现了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的“历史的怀疑主义”。胡适说：“以现在中国考古学的程度看来，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至于‘邃古’的哲学，更难凭信了。”胡适对中国古史之所以采取怀疑的态度，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史料的缺乏。他说：“唐虞夏商的史实，今所根据，止有一部《尚书》，但《尚书》是否可作史料，正难决定。梅赜伪古文，固不用说。即二十八篇之‘真古文’，依我看来，也没有信史的价值。……至于《易经》更不能作上古哲学史料……乃是一部卜筮之书，全无哲学史料可说。”因此，胡适“以为我们现在作哲学史，只可从老子孔子说起，用《诗经》作当日时势的参考资料。其余一切‘无征不信’的材料，一概阙疑。这个办法，虽比不上别的史家的淹博，或可免‘非愚即诬’的讥评了”。胡适这种闭口不谈古史的小心态度，到顾颉刚便更为发展，他简直和那位以“疑古”自名的钱玄同打起“疑古”的招牌，窜进中国的古代社会，他在其所编的《古史辨》中，把胡适认为可疑的作为古史材料的“伪书”，都推翻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如果有人还要谈中国古史，他们便会加你一个“非愚即诬”的现存的罪名，不过顾颉刚对于古史中的许多发明与发见，那还是值得我们钦佩的，比如他发明“禹是虫”，虽然他没有能再进一步指明这个“虫”就是一个民族的图腾，但这是由于实验主义的认识界限拘束着他对于这一历史时代的内容之理解，我们应该原谅的，反之，在其摧毁无稽的历史神话这一点上，也是有其相当功绩的。
中国原始氏族社会的史料的缺乏，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这不仅在中国为然，在世界其他任何文化的民族，在其历史之这一时代，对于用文字记录的书籍，遗留下来的都非常稀少。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在当时，甚至他们的文字尚没有形成，他们还不知道用文字来记录他们的生活，即或有极简略的记录，也因为在长期的历史时代中毁灭了，存留下来的当然不够说明当时的社会状况。所以如果把这一时代的史料，完全从文字记录中去寻求，那就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尤其在研究文字未发明以前的历史，我们除了从出土的实物和神话，传说，及民俗学的知识去相互印证，便没有其他的方法，这是要请我们“历史的怀疑主义者”对于原始人予以原谅的。
“历史的怀疑主义”，在中国历史科学的领域上，曾经取得了一个短时间的支配作用。它影响到后来的一般新兴历史家不敢从封建社会再前进一步去研究先于封建社会的中国历史，而使得中国古史的研究，停止在神话的阶段，这是中国历史科学向前发展的一个障碍。
首先接受这个影响的，便是陶希圣，他说：“在一个科学的考古家看来，夏殷周的史实，没有多少靠得住的。”又说：“春秋以前的社会是什么？更没有确证去考察。把一切传说和附会，用一个系统去整理论列，在现在并不是没有人做工夫，可惜托古的‘重言’不能作事实的真相。离开那些断简残篇，又从那里去寻绎史料，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是古史破坏的时期，建设翔实的古史，却必待考证工夫完成以后。”陶希圣这一段话，简直就是胡适非难古史的复写，因而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也就只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不仅陶希圣在这一历史的怀疑主义支配与影响之下，还有许多历史家，他们都尽量地避免“非愚即诬”的讥评，而把他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固步自封于周秦以后。
然而原始氏族社会这一阶段，在中国历史上之曾经存在，又是无可争辩的。至于这一时代的史料之不充分——但是不是完全没有研究的可能——固然是不可否认，但问题便是我们是否因为史料的不充分，而遂将中国历史之原始社会这一阶段，摒诸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之外，使中国历史成为一个“无头的公案”。我们以为研究任何民族的历史，只是截取其中的一段，而不根究其历史的起源，这无论如何，对于这一民族的历史，是不能得到正确认识的。而况中国原始时代的历史，不是完全没有史料，只是史料的不充分，若是对于史料不充分，遂放弃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一部分既有的资料，置之不论之列，这不是一个忠实的历史家应有的态度。
关于中国原始社会的史料问题，我们就退一万步说，即令如胡适、陶希圣等所云，《易经》、《尚书》都不可征，但除此外，尚有大批的出土实物，和甲骨字片，难道这些实物上以及甲骨上的文字，就不是史料吗？何况在原始社会，还存在着一个没有文字的时代，作为我们研究的史料，如果专靠文字，就会成为不可能。
据我们所知道的，可以作为中国古史史料的中国古代社会的遗存之再现者，并不如陶希圣所云“在汉以前的古物没有保存”，“中国古代的建筑物都是用土制成的，挖开地皮去找，也找不出很多古代的遗物来”。反之，不但足以说明中国青铜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并且也可以说明中国旧石器时代，乃至解决中国人类之起源的问题。
第一，由于“北京猿人”的发现，以及同时掘出的动物化石，就断定了中国这个地域，在新世纪初期，或四五十万年以前，就有了人类，虽然我们不能证明这种猿人与现代的中国人是否有血缘的关系，但与现代的中国人，直接间接总有一种人类的和文化的关联，这是不可否定的。而且从“北京猿人”的旁边，又掘出了石器和骨器，这又证明了这一时代居住在中国的人类，已经开始进入旧石器时代了。假如我们不坚持我们的原始祖先是上帝七日七夜制造出来的，我们就应该承认这种“北京猿人”至少与我们的原始祖先有着相当的关系。
第二，在甘肃的庆阳县，陕西的油房头出土的旧石器，都与周口店旧石器文化有着近似的特征。此外在陕西北部西拉乌苏河，在鄂尔多斯西南的水河沟河岸，都发现了各种形式的，比较进步的旧石器。在新疆蒙古东三省地方，也都发现了旧石器。而且在水河沟，还发现了动物的遗骨，混杂在旧石器之内，证明了这一时代的人类之狩猎的生活。难道这些出土的实物，都是“不足征信”的史料吗？假如我们不否认人类在其原始时代，也必须经过旧石器时代，则我们就应该把这些出土的旧石器，当做是当时人类社会生活之活生生的历史资料。
第三，在甘肃齐家掘出的石刀，石斧，尖骨，和单色纹形的陶器；在河南仰韶村发现的石斧、石耨、石刀、半月形或长方形的石庖刀、石镞、石戈、石环、石杵、石纺车、骨簇、贝簇和角针以及有色陶器——等；在辽宁锦西县沙锅屯以及在山西西阴村，所发现的与仰韶同一系统的石器，骨器，和陶器；难道这都是“不足征信”的史料吗？尤其在仰韶新石器的遗迹中，发现了很多兽骨，其中有家畜之一的遗骨，这更可以推知当时已知道驯养家畜了。假如我们也承认中国历史上有一新石器时代，则我们对于这些出土的新石器，便不能否认它是原始氏族社会的遗存。
第四，由辛店发掘出来的骨锄，纺车，彩色陶器及铜器，由寺洼发掘出来的三足鬲，彩色陶器和铜器，由沙井发掘出来的贝玉，葬物，彩色陶器和铜器——特别是有翼的铜簇，这些出土的实物，难道也是“不足征信”的史料吗？难道这也是“传说和附会”吗？我们以为一个历史家，只要不坐在家里，闭户幻想，离开历史的本体去谈历史，而肯用力在实际上去研究，则这些史料的自身，就会说明它们自身所代表的历史时代。
第五，近年来在河南安阳县西北小屯——殷墟，又发现了大批的石器，陶器，骨器，青铜器。在石器中，有长方形或正方形的石庖刀、石斧、石刀、石磬等；骨器中，有骨簇，骨笄，及刻有花纹的象牙，牙匕，和兽骨的装饰品；在陶器中，有白色陶器等；在铜器中，有铜刀，铜矛，铜簇及其他铜器或青铜的祭器和食器等。尤其在这里同时发现了很多龟甲和骨片。在龟甲和骨片上，都炙刻着“象形文字”，这些文字，经王国维等的努力，部分地已被考据出来，都是殷代和其以前的社会生活的记录，如占畜牧，农业，战争，……等，从这些记录中，使中国古代的奴隶制社会，活生生的再现出来。此外在河南浚县，在山东济南附近古潭口的城址，都发现了与殷墟同时的东西。又根据一九三○年李桑的报告，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在黄河北岸诸省，如陕西，甘肃，河南，河北，山东，热河，辽宁，及蒙古，共有七十多处。
第六，此外由周代遗留下来的许多钟鼎，彝器，这些东西，除开在形式上与花纹上，表现着与以上所说的石器时代的遗存有其一贯的发展的诸特征以外，而且都铭刻着比较进步的文字，记载着周代社会生活及其所反映出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这些金石文，自宋代直至清代，先后有欧阳修，吕大临，赵明诚，黄伯思，董逌，王俅，王厚之，张纶，钱玷，曹奎怀，吴荣光，刘喜海，吴式芬，吴大澂，刘心源，端方等，相续做着搜集与研究的工作。近来王国维，邹安，容庚，陈宝琛等又各有新的考证。假如不以人废言，罗振玉在考古学上，也有不少的供献。
以上这些自远古以至中古时代的中国历史遗存之再现从旧石器新石器以至铜器，它们自身在工艺上的发展，就足以说明中国古代社会之发展的过程。而况还有当时人类自己所手刻的花纹与文字，明明白白记载着他们当时的社会关系与生产方法。难道这些古代的诸遗存，都不是史料吗？难道真如胡适所云“唐虞夏商的事实，今所根据，止有一部分《尚书》”吗？难道“除《诗经》可以作当日时势的参考资料以外，其余一切，都是无信不征的材料”吗？难道把这些古代遗存用作研究当时历史的资料，也是“非愚即诬”吗？难道如陶希圣所云“春秋战国以前的社会是什么？更无确证去考察”吗？或者“离开那些断简残篇”就“无从去寻绎史料”吗？难道从宋人以至最近考古学家千余年的“考证工夫”还不够陶希圣应用吗？
这些问题，假如历史材料自己会说话，它们一定可以作出一个圆满的答案。同时，它们也一定愿意投效于这些缺乏史料的所谓历史家，让他们知道一些关于他们原始祖先的生活，让他们去知道中国的历史不是从周秦开始，中国的哲学，不是从老子孔子发端。远在周秦几万年乃至几十万年以前，他们的祖先就在中国为生活而斗争着，而且为了生活，也早已就在运用思想创造工具。不过与他们后来的子孙不同的，就是他们还不知道私有，而是共同生活于无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因而作为他们意识形态的“哲学”，也不是阶级的哲学。
坦白地说来，所谓“史料缺乏”，所谓“无信不征”，这都不过是“历史怀疑主义者”用以拒绝研究中国古史的一种托辞，更彻底地说，他们不愿意在中国历史的开端，写上一个他们所不愿意的无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一切历史怀疑主义者的中国历史，都是从阶级社会开始，大多数从春秋战国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即或勉强提前，也不能冲破阶级社会的界线，像陶希圣一样，提前到殷代的历史。但陶希圣的殷代史，又无力运用殷代的遗存，而只是依据其自己头脑中的幻想，或是他自己认为“不大靠得住的史实”，依然套上一件封建主义的外衣，即他所谓“原始封建制”。因而所谓“疑古”的秘密内容，我们便完全明白了。
首先把中国历史的研究，冲破“历史的怀疑主义”的迷魂阵的，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除了根据胡适认为可信的《诗经》以外，他还大胆的应用了胡适认为“无哲学史料可说”的“卜筮之书”，“没有信史价值”的《尚书》，以及胡适无力应用的甲骨金石文字。他把中国历史研究，提前到殷代，并承认中国也有一个奴隶制度的历史时代存在。但郭沫若认为殷代还是氏族制度，那也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尤其他没有把材料归纳到中国古代社会整个发展的阶段之中，而陷于以历史去说明材料，而有所谓“周易时代”、“诗书时代”……不能把古代社会之活的内容具体的实现。对于历史上诸时代的特征，也有不少颠倒错误的地方，给予中国古史研究以不正确的影响，这是应该指明的。
以后，吕振羽应用旧石器、新石器时代的出土实物，配合着民俗学的知识，以之与陶希圣所谓“托古重言”的神话传说相互印证，写出其《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吕振羽的这一大胆的尝试，不管其正确性达到何种程度，但把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突破了“阶级社会”的界限，从殷代再提前到先阶级的原始时代，因而把“历史怀疑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所设定的封锁线，也彻底毁灭了。在这一点上，吕振羽对于在中国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上，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但吕振羽对民俗学的应用，也还欠充分，尤其对中国境内现存各落后民族现实生活诸特征及其遗留，没有应用起来，这是一个最大的缺点。因而他依旧没有能把中国的原始社会具体的活的内容复现出来。
最近日本的历史家佐野袈裟美，在其所著《中国历史读本》中，更进一步提出“中国人类的起源问题”，因而也就是把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提前到中国历史的出发点。他批判了法国的格奈斯（JosephGuignes）中国人起源于埃及的一个殖民地；拉克丕里（TerriendeLacouperie）中国人起源于巴比伦；列格（JamesLegge）中国人起源于希伯来；李赫特霍芬（F.V.Richtnofen）中国人起源土耳其斯坦，以及保尔（C.J.Eall）、摩卡布（F.Mocobe）、奥斯本（H.F.Osborn）等人的中国人起源于中亚细亚诸说的不正确。他也反对威杰尔（Wicger）的中国人起源的缅甸说，以及《中国古代》的著者希尔特（F.Hirth）的中国人起源的“不可知说”。他尤其反对布尔乔亚学者观念地把人类原始祖先分为高等与下等的多元说。他根据“北京猿人”以之与中国原始社会出土的文化联系起来，而作出如次的结论，即“这种‘北京猿人’究竟和今日的中国人种有没有一种血缘的关系，现在还没有方法知道，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人类和今日的中国人间直接间接总有一种人类的和文化的联系的”。虽然佐野袈裟美这个结论，也没有肯定中国人究竟起源于甚么地方，但他说明了，“被认为是最初的人类，于数十万年前（百万年或四五十万年前）就已生存在中国的地面上这件事实”。尤其他把作为中国历史出发点的人类起源这一问题，提在中国历史研究的课程上，是值得指出的。
由于古代遗存之继续不断的出现，提供中国古史以不少的材料，虽然这些材料，还不够说明中国原始氏族社会，但若以之与中国的神话传说相互印证，再加以民俗学，人类学，语言学，诸方面之配合的研究，则至少可以证实这一历史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之已经存在，并显示了这历史时代的社会经济之大概的内容。尤其使中国历史研究，不再拘限于封建制社会的范围之内，而开始上溯到历史的出发点，从而标明了中国历史也和世界其他各文化民族的历史一样，有其一系列之发展诸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