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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这一问题，在中国史学上之提起，是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后的事情。当时由于中国革命之“退潮”，有些人便以为对于中国革命的方向，有重新加以估定之必要，而对于这一革命方向之新估定，又必须依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倾向，与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性之正确的认识。因此，在当时曾经以《读书》杂志为中心，而引起对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之热烈的理论的斗争。可惜当时参加这一理论的斗争者，如李季，陶希圣，王礼锡，胡秋原，严灵峰等，都一味忙于旁征博引马克思、恩格思、列宁的文句，而忘记去研究具体的中国历史。因而争辩的双方，都只以引经据典为能事，不以事实去说明历史，而以公式去推论历史，从而，这一为了解决现实的革命问题而引起的历史研讨，反而离开现实，变成经院派的空谈。这种经院派的争辩，即令就延长到一千年，其不能彻底清算中国社会发展中之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乃至意识形态上的诸问题，这是可以断言的。所以随着《读书》杂志的终局，对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的这一争论，也没有得到一个正确的，或不正确的结论。不过他们研究的动机，和批判的精神，对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总算尽了一个启蒙的任务，这是值得指明的。
从此以后，中国的史学界，又仿佛转入一个沉寂的时代。其实这样的沉寂，正是中国历史研究，由空洞的理论斗争，转入一个更深入的研究时代，无论在方法论上和对具体的历史事实的认识上，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中国有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及《殷周时代中国社会研究》，郭沫若对于中国古史材料，如甲骨金石文字的整理，此外在日本有相川春喜，高端逸夫，佐野袈裟美等，在苏联有柯瓦列夫，雷哈德等，对于中国历史，都有新的认识。在一方面，还有标明“专攻历史的刊物”陶希圣所主编的《食货》，对于中国历史的改造，也抱着一个热烈的宏愿。可惜这个刊物，终于也只能做到一些搜求琐碎的片断的史料的工作，而并没做到如陶希圣在该刊“创刊号”上“编者的话”所预约的“特殊的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的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反之，陶希圣在其研究中国社会政治史时的副产物——《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对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的认识，却退回到什么“神权时代”、“王权时代”……去了。这又是一件值得惋惜的事情。
最近何干之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对于以前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所遗留下来而尚未得到解决的“亚细亚的生产方法问题”，“奴隶所有者社会问题”，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特质”，这些“旧的问题”，予以“新的看法”。何干之在其著作中，批判了国内国外许多历史家对于这几个问题的意见，或错误的认识，这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一个总结。但可惜的是何干之并没有提到中国历史之先阶段社会问题和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性问题，因而对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仍然是有待于说明。
现在，中国又临于这样一个更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民族解放斗争的时代。为了争取历史的胜利，一方面，固然是需要坚决我们主观的斗争；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尽可能地去利用有利的历史倾向。我们要使主观的斗争，配合着客观的形势——即历史的必然——的发展，尤其要以中国历史发展的原理，指导这一现实的民族解放斗争，然后才能使这一斗争，更顺利地获得其最后的胜利。因此，在现在来研究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的问题，决不是一种经院式的无病呻吟；反之，而是一个最迫切的政治任务。
为了研究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问题，历史哲学是必要的。“无论是怎样的东西，它都要完全依从了方法的时候，才能开始把握和适当理解。”这里所谓方法，当然不是胡适用以“求因明变”的实验主义的方法，也不是陶希圣用以“归纳综合”的“巧妙的逻辑”，而是史的唯物论，也可以说，就是一种最彻底的认识论。因为认识论的自身，也是历史的，也是随着历史之发展而发展的，所以人类对其自身所处的社会之认识，随着时代之不同，而不断地变易其见解。同样，由于历史家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对于同一历史事件，也可以表现为不同的认识，从而表现为不同的见解，所以认识论，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阶级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方法论，并不是死板的公式，而是对现实之活的认识。不懂得方法论，不但不能正确地理解中国的历史，而且就是单纯的搜集史料，也是不够的。
其次，便是史料的问题，因为一部分人借口于史料的不足，而拒绝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因而作为中国历史之出发点的原始时代，曾有一个长时期没有人过问，从而中国历史研究的范围，长期的拘限于封建社会史，至多提前到奴隶社会史这一阶段中，而不能进一步去根究中国历史之起源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不但无法理解中国社会形势发展之整个的行程，而且就对于他们从中间裁取的一段，也无法究明。所以陶希圣便发出“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新旧的现象和奇异的变迁，几乎使人惶惑不解”的悲叹。王礼锡，胡秋原等便会对“秦以后的社会”认为是中国社会形势发展中的“谜的时代”，因而出现了许许多多新的历史名词，如“前资本主义”，“先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士大夫阶级的社会”……等等，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认清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这固然是由于对作为中国历史的出发点的原始社会没有展开有系统的研究，因而存在于封建社会内之各种前期的残余，无法理解。自然，出现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研究领域中的种种谬见，主要的，还是由于缺乏正确的哲学，作为分析认识以至批判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