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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着资本主义进到帝国主义，以致某些国家，已以法西斯“盗匪主义”出现的今日，一方面由于寡头金融资产阶级的世界统治，随着世界经济总危机之不断袭击，而渐趋动摇，因而又加紧了他们对劳动阶级之更残酷的压榨，而形成阶级对立之极端尖锐化。
另一方面，一切资本帝国主义都想从危机中逃出来，一部分的国家如英美法则企图保有并巩固其原有的殖民地的永远统治；另一部分的国家，如德意日则企图发动重分殖民地的战争，企图以暴力奴化更广大的人类，因而又形成帝国主义内部相互间的对立。
同时由于少数帝国主义已经以法西斯侵略主义而出现，他们积极地进攻弱小民族，如德国之并吞奥地利，意大利之并吞阿比西尼亚，日本之侵略中国以及德意联合进攻西班牙的共和政府。但是由现阶段殖民地民族意识的觉醒，他们为了民族解放正在展开轰轰烈烈的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斗争，这在中国在西班牙乃至在阿比西尼亚都还在反侵略的斗争中。
此外，由于苏联之存在，发展与壮大，证实了社会主义之历史的胜利，证实了社会主义在一国实现的可能，即证实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均衡理论的正确。现在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充任了一切被压迫民族与阶级之解放斗争的堡垒，而且昭示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阶级以解放斗争胜利的可能。实际上，它已经威胁了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与阶级，都在这一历史事实的昭示之下，在反侵略主义大旗之下，展开英勇的神圣的斗争，开辟他们自己的伟大的历史时代。
国际金融资产阶级为了延长其世界统治，以及抵抗新兴革命势力的攻势，因而在有些条件特殊的国家，如德意日等，反映在其国家的政治上，便表现为野蛮的法西斯主义，从而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便不仅退回到传统的史的观念论，并且退回到更庸俗，更无耻，更反动的顶点。在法西斯国家中，那些御用的所谓“学者”、“大学教授”，他们已经毫无廉耻地倒在法西斯盗匪的长统马靴下面，一致悲号“布尔雪维克的危险”，一致强调尼采哲学中的“教级制”，公开地宣布“教级制”的秩序，不仅是自然界本身的最高法则，而且是阶级社会组织的原则。他们为了这一目的，使生命的生物学过程神秘化，活的应该生长扩大他的权力，吞并他人的力量。生活活动的原则，乃是求权力的意识，凡能帮助主人支配奴隶的一切，都是至善的东西，因而尼采哲学中对权力和最高种族的崇拜，现在被法西斯盗匪御用的奴才学者扩大地利用起来，而归结为希特勒所谓“暴力即正义”的“盗匪哲学”。
因此，现代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已经完全放弃科学的研究，狂暴的反对辩证唯物论，公开的宣传“蒙昧主义”，“神秘主义”，“神甫主义”以及“极端狭义的爱国主义”。他们崇拜战争和暴力。他们无力创造哲学体系，仅仅利用哲学中一切最反动的倾向，因素，折衷地或更荒谬地乱凑起来。如胡塞尔（EdmundHusserl）的“直觉论”，他发明了“超时间性”的理论，同时把“逻辑的形式主义”达到极度，而变为“非逻辑论”。柏格森（HensiBergson）的“直觉论”比胡塞尔却更要卑下了一步，他更明鲜地反映出布尔乔亚最后的无理智的反动，他以直觉代替他反动的目的，而最后达到“反唯智论”的结论。
像这样的情形，差不多反映到现阶段布尔乔亚的一切科学和文化的领域内，就是布尔乔亚的哲学家克罗纳也不能不承认：“我们的这一时代，可以叫做危机时代，差不多一切科学和文化的领城内，人们都讲到危机。所以关于精神，神学和历史直到法律科学的危机，早就尖锐化了，而且根据布勒尔和德里西的指示，即心理学也是免不了的。科学中最精确的如数学和物理学，也没有逃避过基础的严重动摇，关于这种危机形势的原因，已有好多人在讨论着。有人认为应说是‘科学的破产’，不过这些危机极深远的原因，则是基本的哲学原则的斗争，这些原则，对于科学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各个问题，都有着影响——哲学的真正耻辱，只是哲学的无政府，只是在于哲学见解和其可恶的立场的无数众多。”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到最后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矛盾，也达到尖端。资本的集中与积聚，造成了社会广大的贫穷，成千成万的劳动者，在残酷的剥削下，渐渐觉醒过来，他们逐渐认识了自己的革命的历史，和革新旧社会制度而建立新社会的任务，于是在布尔乔亚与普罗列塔利亚之间，展开了无情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史的唯物论”，便作了这一时代的普罗列塔利亚革命的指导原理，他们揭发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剥削人的秘密——剩余价值，从过去全世界历史的人类实践的成果上指明了人类历史的伟大前程——社会主义社会。更提示了全部人类的历史——除原始时代而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只有阶级斗争，才是历史的推动力。所以辩证唯物论，是最进步最彻底而且具有实践性与积极性的一种哲学，它不容许任何形而上学的偏狭性，神秘性和宗教性，以及任何方式所表现出来的欺骗性。这也就恰恰反映出普罗列塔利亚已大步的走进其自己的历史时代。
随着布尔乔亚对普罗列塔利亚的剥削之愈益残酷，阶级斗争也愈益激化。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火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便不能不在一九一四年，以俄罗斯的“十月革命”而告终。从此以后，人类世界上，出现了有史以来未有的普罗列塔利亚的国家——苏联。在世界政治经济上，形成了两个对立的体制，因而反映在意识形态上，观念论与辩证唯物论的斗争，也愈益鲜明，愈益尖锐。在这一时代，列宁，便以普罗列塔利亚革命的领导者而出现，他基于帝国主义和普罗列塔利亚革命时代，以最丰富的新材料，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论加以发挥而提高到更高阶段。他研究资本主义新时代——帝国主义时代——的规律，即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律，从而发现社会主义在一国家实现的可能性，并且在《帝国主义论》一书中，尽量地暴露资本主义最后阶段之一切腐烂性与死灭性，以社会主义胜利的现实，昭示并鼓励全世界普罗列塔利亚对于其自身的革命任务之执行。他一方面与正统的布尔乔亚的庸俗哲学斗争，另一方面，又与残存于苏联国内的“右翼”的“机会主义”与所谓“左翼”的“托洛茨基派”斗争，在反对“民粹派”的“主观论”，斯特鲁威的“布尔乔亚的客观论”，普列哈诺夫的“抽象形式主义”及“康德主义”的错误与托洛茨基的“主观唯心论”，“意志中心论”及“机械论”等等的斗争中，光辉地发展了并实践了马恩的辩证唯物论。
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伟大的成功，普罗列塔利亚的政权在世界的一角，也就跟着变为巩固与坚强，在其伟大的斗争的历史实践上，通过“新经济政策”时代及两个“五年计划经济”时代，创造了惊人的历史伟迹，他们肃清了国内残余的反动势力，击退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武力与经济的进攻，开创出人类历史崭新的时代。他们从根基上消灭了作为阶级剥削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粉碎了阶级剥削的体制，从而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也表现为无阶级无种族无国界的真正的彻底的民主，自由与平等。这在史大林宪法中已经充分表明了。自然一直到现在，国际帝国主义者进攻苏联的企图，并没有丝毫放松，德国和日本法西斯盗匪还在积极地利用反动的“托洛茨基派”在进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不过苏联现在已具有强大无比的国防武力，不仅足以粉碎一切侵略主义强盗的进攻，而且成为捍卫世界和平与人类文化的支柱。
到史大林这一阶段，他由于普罗列塔利亚在帝国主义时代革命的阶级斗争之伟大的经验，与在苏联的胜利所给予的许多应用，使普罗列塔利亚革命的哲学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具体化了。他是基于对新的历史时代——帝国主义战争与普罗列塔利亚及殖民地革命时代——的研究而产生的。这个新时代，把革命的推翻侵略主义的作为最重要的最迫切的任务。他批判了布哈林的“均衡论”，波格达诺夫的“组织形态论”，卡列夫斯登的“唯心论”，以及“托洛茨基主义”、“季诺维也夫主义”这些机会主义者的错误的理论。史大林的这种革命的理论，现在已经取得全世界普罗列塔利亚的赞美，同时，也遭受全世界布尔乔亚的诬蔑与仇视。反之，他所批判的那些理论，他们早已成为帝国主义哲学中一个有机的部分，他们的特点，就是隐蔽在普罗列塔利亚的名字之下，更深刻的去完成他们叛徒的任务。
阶级对立的意识形态，同样也表现在文学中，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歌颂者，他们除了宣扬殖民地的“德政”，吃人的战争，也是主题之一。此外对于布尔乔亚的独占，大规模的“康釆恩”也推崇备至，如英国的吉卜龄（R.Kipling）——帝国主义文学最大的代表，他喜悦而放肆地描写英国士兵枪杀印度土人的情形，而歌颂这是英勇的伟业。麦唐纳（R.MacDonald）一九一○年出版的《印度醒觉》完全把机会主义文艺读物的本质说明了。意大利的“未来派”领袖玛利莱提（Marinette）直接了当地说：“战争——世界唯一的健康术。”法国布尔乔亚作家亚当（P.Aden）一九一○年出版的《托拉斯》，歌颂资本家的伟业。有名的法国作家布鲁斯特的《反现实派》，充分反映帝国主义时代布尔乔亚完全腐化最好的证明。美国的祁士河曼（D.Geresheimer），蔡维格（S.Taveig），德国爱斯米德（K.Schmidt），他们都不自觉地在文学中表示出布尔乔亚已经没有创造力和生命力了。
在相反的方面，我们又看到全世界优秀的文艺家们，在勇敢地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帮助普罗列塔利亚去争取人类之新的自由平等的世界。罗曼·罗兰（RomainRolland）、亨利·曼（HenriMann）、德莱塞（T.Dreiser）、裴汪格（L.FeihtvanGer）、马尔洛（AndreMalro）、阿比梯（R.Albert）、鲁迅，还有许多作家，他们的民族性、年龄、习惯、教育、出身都不一样，有些连政治观点也不相同，但由于对于帝国主义一致的仇恨，把他们团结起来。
现在，是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一方面是寡头金融资本家最后的反动；另一方面是全世界普罗列塔利亚的伟大的革命。
不过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照伐尔加的说法：“一类是年老的帝国主义狼子，其利益首先在保持已到手的掠夺品。还有一类是年轻的帝国主义盗匪，为着重分赃物而挑起战争。列宁指出与英法美资本主义并列的“出现了另一群资本家，他们更具有掠夺性，更具有抢劫性，这一群当走近资本主义餐桌时，所有的座位已全被占据了”。这一群的代表，就是德、意和日本，而其特征，就在于“占领殖民地，掠夺别人的土地，排斥和毁坏较占上风的竞争者”。因而在帝国主义阵营中，一方面形成以保有殖民地为目的之英美法的和平阵线；另一方面形成以重分殖民地为目的的德意日侵略阵线。
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尤其侵略主义者之无限制地扩张军备，又加重了国内劳动大众及中小布尔乔亚的负担，于是引起侵略国家内部的劳动大众与中小布尔乔亚，甚至进步的大资本家，在反侵略的意义上结合起来，并进而与被侵略的弱小民族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的解放斗争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伟大的国际反侵略阵线。这个力量又与苏联社会主义的力量合流，这样的情形，在阿比西尼亚，在西班牙，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帝国主义国家内革命的劳动大众以及进步的政党和殖民地的广大的人民大众，他们一致在为着独立，自由与解放而参加反法西斯侵略主义的斗争。
像这样的情形，已经明白宣布帝国主义的终结，这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一方面便是布尔乔亚代言人之更公然地拥护战争，拥护掠夺，拥护屠杀；另一方面，殖民地及弱小民族则在反侵略的斗争中，无论在文艺上，哲学上，在争取彻底的自由平等解放的基础上，又把现实的战斗意识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自然，在另一方面，法西斯侵略主义的走狗，也在这一时代中，表现其效忠于其主子的无耻作用。例如在中国少数封建余孽和一二无耻的买办，在充任那背叛民族利益的汉奸与国际间谍的托派。因而，在敌人的御使下传播着“民族投降主义”、“失败主义”，然而这在历史的激流中，是不久要被扫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