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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自然地，当布尔乔亚自身还是在被压迫或求解放的时候，他们为了争取现实从而改变自身的历史环境，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也是现实的，战斗的，唯物的，因为他们一样要利用唯物论，作为反封建贵族和僧侣阶级的神秘主义的武器。但是当他们自身一旦得到解放而代替了封建贵族或僧侣阶级的地位，或者仅仅取得一个与封建贵族和僧侣阶级妥协的地位的时候，他们为了保有现实，从而稳定并扩大其对现实的占有，随着就抛弃并诽谤曾经解放他们的唯物论，而开始背叛科学，歪曲真理，彻头彻尾地暴露其保守性，反动性，从“无神论”退回“僧侣主义”，从“战斗唯物论”退回“怀疑主义”、“神秘主义”。像这样的情形，就正充分地说明了意识与存在间之相互的适应性。
自然英法两国布尔乔亚夺取了政治权力，同时普罗列塔利亚又随同而强大起来之后，他们为了与新兴的普罗列塔利亚搏斗，如一八三○年法国的“七月革命”，一八三一年和一八三三年两次“里昂暴动”，一八三○——一八四○年的英国“宪章运动”，一八四八年的英国革命，都显示了普罗列塔利亚与布尔乔亚在实践的生活领域内的斗争，已经开始采取了较尖锐的，和足以威胁资本主义的政治行动。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发展，又打破了各民族的地方的狭隘性，停滞性，和闭关主义，使全世界成为一系列的环节。生产力的发展，和法国胜利的布尔乔亚的革命，指出了历史发展的进步行程，标明了由低级转向更高一级发展阶段的历史原理。
由于这一社会的经济基础之变革，因而反映到政治形态上，便是：一方面，布尔乔亚利用警察的“棍棒政治”去镇压普罗列塔利亚和殖民地奴隶的叛变；另一方面，普罗列塔利亚和殖民地奴隶则发动罢工运动，和叛变运动来挣脱布尔乔亚所给予他们的锁链，于是形成布尔乔亚与国内普罗列塔利亚及国外殖民地奴隶之间的对立的形势。
这样的对立的政治形势，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便是一方面表现为空想社会主义，以至真正代表普罗列塔利亚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及作为其出发点的史的唯物论；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代表布尔乔亚的反史的唯物论的庸俗的政治经济学，以至哲学的理论。
当资本主义还在自由竞争的历史阶段中，布尔乔亚正需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欺骗来执行其残酷的压榨，所以作为他们的意识形态而表现出来的哲学，已不是公平地去研究现实，而是虚伪地替资本主义社会作辩护了。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曾指出德国的哲学思维，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后，就渐次倾向于衰落和腐化。“至于历史科学——哲学包括在内，以往的毫无所谓的理论的研究精神，已随古典哲学而完全消灭了。代之而兴起的，则是毫无意义的折衷论，关于肥缺和薪水的关心，甚至极卑鄙的阿谀。这一科学的官方代表者，已成了布尔乔亚和现存国家公开的思想家，这时，不论布尔乔亚或其国家，都已和劳动者阶级进行公开的斗争了。旧的德国人爱好理论的兴趣，现在唯有在普罗列塔利亚中还继续生存着——德国的工人运动，乃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人。”
随着资本主义对殖民地侵略之加强，折衷论和反动的好战的唯心论，便在布尔乔亚的哲学上，盖上了烙印。由于阶级对立的矛盾之锐化，因而现代布尔乔亚的哲学，把反唯物论的斗争，认为是自己唯一的任务。以往有名的哲学体系，现在一变而为无数平凡庸俗的学派，布尔乔亚娇养的所谓“学者”，以及他们御用的大学教授的折衷哲学，公开地在执行阶级利益的辩护。随着布尔乔亚之日益变为寄生阶级，他们渐次感觉创造之无力，而日益陷于堕落，因而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为反动的模仿主义，他们以各种各样的调子，重复那过去哲学的最浅薄的最反动的方面，一再嚼咬早已推翻的柏克里，休谟，康德等的哲学体系。
所谓“新休谟主义”，“新康德主义”，“新斯宾诺莎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新马赫主义”，乃至所谓“实验主义”都一一出现了。这些所谓“哲学”，就恰恰反映着行将没落的布尔乔亚的回光返照。
总之，这些流俗的哲学，与资本主义总危机是相适应的。在普罗列塔利亚革命直接威胁资本主义的情势下，“非合理主义”和“神秘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哲学中，变成了支配的东西。十九世纪下半期英国布尔乔亚之堕落的状况，就恰恰从斯特林，布莱德里，麦克达加特等之“新黑格尔主义”反映出来。此外如“新黑格尔主义”者里柏特（A.Libert）之“悲剧的辩证法”，加西列（E.Cassirer）之“历史主义”与康德“先验主义”的调和论，“新康德主义”者，里凯特温德班之“史的观念论”，把自然与历史对立起来，他们都已经倾向于宗教与神秘。
在美国，皮尔士、詹姆士的“实验主义”，就恰恰反映出美国唯利是图的布尔乔亚的意识形态。这种哲学，客观的真理是没有的，真实的东西，只是在我们思维方式上便利的东西而已。他们以为凡是实践上有用的，才是真实的。所以“问题已不在于某一法则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而在于它对于资本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是便利的，还是不便利的，是与警察的目的相符合的，还是不相符合的”。自然，这样的哲学，与其称它为哲学，毋宁称它为交易所的“生意经”，不过它一方面带着浓厚的铜臭，他方面它还不仅以斯宾诺莎对于科学和宗教的分界为满足，而还要把宗教渗透宇宙观的基础本身深入到科学认识的内部。在“实验主义”者的哲学魔术之下，上帝离开了神坛，走进了交易所的柜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