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还没有完成其“生物学的变革过程”的时代,即人类的手与足还没有分工的时代,他们尚不能制造劳动工具,也没有发生有声的言语,他们完全与其他生物一样,不能把自身从自然界中分裂出来。在这一时代,人类对于自然,可以说还没有认识,因而也就没有意识的反映。
从人类开始知道制造劳动工具的那个时代起,他们就不仅把他们自身从一般兽类中区别出来,而且随着就把他们自身与自然界的关系缩短距离,在活动的人与活动的对象之间,出现了一种中介物,促进了人类思维中主体与客体两个范畴的发生。随着人类生产活动的发展,又发展了人类思维与有声言语,这种思维和有声言语,便作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间的联系手段。从这一历史时代起,人类的意识便开始发展起来,并开始渐渐作用于自然。这样看来人类的意识之发生,完全是由人类在其实践劳动的过程中,在其克服自然的活动中,生长出来的。同时,由于人类意识之发展,更加深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并提高人类对自然之克服的程度,扩大人类对自然之利用的范围。所以意识与存在之相互的适应性,在人类的原始时代,表现得最为明显。
到氏族制时代,由于生产工具之逐渐改进,渐次提高人类对自然克服的程度,从而又加深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同时,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之逐渐深入,又促进了生产工具之改进,从而又再提高人类对自然的克服程度。于是知识在人类生活的实践中,便尽了相当的指导作用。但是在这一时代,人类的劳动生产力,还是非常幼稚,他们对于其周围的自然现象都只是感觉到惊奇与恐怖,一切他们不能解释与不能克服的,都以为有一种超人的力量存在于其中,因而形成了拜物的“图腾社会”,从而构成了“万物有灵”的原始概念。同时,由于在氏族社会时代,人种血缘纽带之确立,由“经验的崇拜”又开始了“祖宗崇拜”。总之在这一时代,人类的意识,已经渐次由直接的感官直觉,开始运用思维去推论,由人类的生活,推论到物类的生活,由活人的生活,推论到死人的生活,在他们看来,世界是人类和万物平等活动的世界,同样,人类在生前所行的氏族平等生活,在死后也一样在继续着。因而无论是万物的灵魂,或人类的灵魂,只有“种类”的分别,没有“等级”的分别,这一方面,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的克服之无力;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人类在原始共产主义时代之无阶级的现实生活的内容与氏族社会中血缘纽带之固结。由此,我们知道,人类意识,在最初都是从研究认识整个的物质世界,即人类的感观所摄取的“原形世界”开始的。意识的基本对象是自然界全体——宇宙。注意的中心,则为存在原始物。他们以素朴的感觉的方式,在自然界本身中去探求一切事物和现象的物质原理,这一原理,虽然由于认识力之不足,而归结于“万物有灵”与“灵魂崇拜”,但是这正是被人类之原始的生活方法所规定。实际上,这一时代的人类意识与其实践生活完全是合一的,因而也就绝对是唯物的。
关于从氏族社会经济基础上所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莫尔根和恩格斯都说得很明白,在北美印第安人中,在澳洲的土人中,都还可以找出这种历史的痕迹来。意识形态之这一原始的历史阶段,是存在于各民族中的,我们不能像胡适一样,用“至于‘邃古’的哲学,更难凭信了”一句笼统话,把它一笔抹煞。自然也不能像陶希圣一样,把这一时代的意识形态之发生与发展,歪曲为“满足自然的感情,顺应自然的意志”,因为这一时代的人类,对于“感情”和“意志”之满足的要求,还没有对于物质生活要求得迫切;恰恰相反,他们正是为了“满足物质生活的要求”,才在生活的斗争中,展开他们的意识。陶希圣对于这一点的错误根源,也就是一切史的观念论者所共同的。他以为原始人类“必须以劳动与自然相对立,才取得他们的生活资源,所以他们相信自然的神力”。他不知道,只有在劳动与自然之对立的统一的条件之下,人类才能取得他们的生活资源。陶希圣首先便把作为人类的生活实践的劳动与其实践的对象对立起来,——只看见它们的对立,看不见它们的统一——从这一基础上,分裂意识与存在的关联,因而他对于原始社会,也像原始人一样不能有所理解,只有笼统地归纳于“超自然主义”这一术语之下,偷渡这一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