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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当资本主义的没落期，布尔乔亚所娇养的那些史的观念论者，他们恐怖他们自身的历史恶运之来临，益发害怕真理，害怕科学，而且不能不积极地逃避真理，背叛科学，这样的倾向，在历史科学上，表现得更为露骨。因为历史科学，比之自然科学，更容易被人们的主观所歪曲。在所谓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诸国家，他们还没有走到露骨的反动的绝顶，他们还觉得要用科学伪装自己才能发挥其更大的欺骗性。所以一直到现在，他们还以生理学，物理学，心理学，力学，地理学，乃至气候环境人种等来解释历史，来迂回的消灭历史的实践性。他们虽然叫着“回到黑格尔”的口号，但在事实上他们已经把他们先辈的观念一元论拖到更庸俗的更浅薄的观念的二元论以至多元论了。
为了要肯定资本主义社会之当然的应该永远继续下去，那些效忠于布尔乔亚的奴才，不能不反对历史之“变革的理论”，不能不否定“动的历史观”，建立“不动的历史观”，不能不以“历史进化论”，代替“历史突变论”，以避免历史对于自身之否定。他们把资本主义的命运，比之于“能力”（Energy）的永远不变，把历史的发展，比之于机械的移动，一致热烈地致力于史的唯物论之进攻。他们也知道仅仅如此，还是不能隐蔽历史的前进性，为了固守着资本主义行将失去的历史阵地，聪明的观念论者，即刻发觉了隐蔽历史的实践性，是一个紧急的任务。于是又重新向中世纪招回了“上帝”或“绝对理性”的幽灵，并以这种幽灵把人类实现的历史，引导到虚无缥渺的境界中，企图使人类迷惑于这些“虚空的幻想”，“天国的永生”，而忘记对于现实的物质生活之争取，因而借以缓和劳动阶级的革命。
为了达到这一任务，观念论者便即刻用“道德”代替“理性”的地位，创立了史的道德论。他们强调道德与正义在历史上的作用，他们以为每一个历史上的新的进步，都是对神圣的东西的罪过，即对于正在死灭的，因习惯而被神圣化了的旧的状态的叛逆，即恶势力向善良的“道德”的进攻。照他们看来，则以铁链与皮鞭加于奴隶与农奴，这正是古代奴隶主与封建领主之“纯良生活”与“伟大的道德”，同时，在警察棍棒之下所执行的布尔乔亚的阶级剥削，这正是布尔乔亚之“人道主义”，这些都是值得保存的。明白些说，观念论者以为一切既存的事实，都是善的；反之，一切反既存事实的行动与意识，都是恶的，自然的推论，历史上各时代的革命，都是这种恶的观念对善的观念的斗争，因而道德在他们眼中，便变成了支配整个人类历史的永恒真理，超历史的及超民族的永恒真理。
然而这样的道德，是不存在的。善恶的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民族，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世纪，几乎有时变为相反。道德是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其自己所处的阶级地位实际的条件中，即从其所与的生产及交换关系的经济条件中，所规定出来的一种意识，这意识是随着经济条件之变更而变更的，决不是一个贯通一切历史时代的穷极不变的东西。所以我们拒绝任何欲以道德的教条作为永恒，终极，往后不变的道德律之企图；相反的，我们主张任何道德理论，直到现在，归结到底，总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因为直到现在，社会总是发展于阶级对立之中，所以道德是阶级的道德。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超阶级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阶级的对立，而且在实践生活中，消灭一切关于阶级的回忆之社会发展阶段上，则真正人类的道德，方才成为可能。因而把某一阶级的道德当做正义而予以保守，这显然是一种阶级的偏见。
史的观念论者不从现实的客观条件去认识道德，而从单纯的抽象去构成其所谓“道德”，再把这种“道德”当做永恒不变的正义去支配现实的历史。不是历史上各时代不同的物质条件构成不同的道德，而是先天就存在着一种超时间与空间的道德，决定人类历史各阶段的诸构成，他们不但扬弃了现实的历史之质的范畴，而且也否定了现实历史的观念的全面性。由此，他们所谓历史，不过是观念。而且是一部分的观念的范畴，一切历史的实践性，都被视为在想像中存在的非实在的东西而解决了。所有的人类的历史实践，都通过观念论者的头脑，升华为纯良的道德，正义以及永恒的真理，历史再也没有什么存在的东西，只有善与恶的观念，历史上一切的斗争，都是善与恶的斗争。
根据这种见解，因而他们又进一步肯定，只有善的才是有用的，只有有用的，才能具有存在性，所以一切现存的都是善的，因而也就都是应该永远存在的。如果照这样的逻辑，那么，我们就可借用史托里亚诺夫批评波格达诺夫的一段话：“妓女的魅力与男娼的魅力的存在，便应该是中世纪的客观真理。为什么呢？因为依照他的说法，在那个时代，这就是‘常识的’，即人类的大多数接受了的真理（即认为是有用性的）。”同样，在现在阿比西尼亚，奥地利之被并吞，“满洲国”之被制造都是存在的事实，而且对于这些侵略主义盗匪们都是有用的，因而也就应该是神圣的，不可反抗的。他们这样哲学地祝福侵略主义，无非想取得野蛮的法西斯盗匪的津贴与感谢。
其实，一切存在，只要是反历史发展的东西，都是必然要归于毁灭的；只有在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之下存在的，才有其发展前途。因为一切有用性也是被决于其所与的时间与空间的社会的经济的条件，比如“罗马共和国是实在的，已消灭它的罗马帝国也是实在的，法兰西王国在一七八九年已成为非实在的了”，同样大清帝国在一九一一年已变为非实在的了，俄罗斯帝国在一九一七年也成为非实在的了。这就说明了一切必然性，被剥夺而成为非合理的了，以致他不能不为那个大革命所消灭了。在这里王国是非实在的，而革命是实在的了。这样，在发展过程中，从来一切实在的，变成非实在的，而失去了它的必然性，失去了它的有用性和合理性，也就失去了它的存在权。观念论者用道德把一切现在的制度神圣化，企图借此阻止人类对现存制度之反抗，这只是一种最幼稚的欺骗，然而也是“上帝”失去了信仰以后的唯一欺骗方法。
固然人类对现实的历史之感觉，对历史的发展确实也有其作用，如人类感觉到现存的制度，在以前是合理的，是有利的，在现在已变成无意义的，痛苦的因而主观便发生要去推翻它的意识，但这种意识，正是一种现实的反映，即反映着在现在的生产方法与交换方法之中，已经发生变动，适合于以前的经济制度，不能与现在适合了。因为消灭这发现了的社会弊害的手段，也不应从道德上发现出来，而应从现有的事实中发现出来。因为这正是那在发展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这冲突不是简单的像人的原始罪恶与神的正义之间的冲突那样，是一种发生于人类头脑之中的矛盾；反之，这冲突是客观地在我们的头脑之外，不管造成它的人类的本身的意识如何，希望如何，总是存在于现实的事实之中。因此，我们可以说，现存的，固然它曾经是善的，但不能永远是善的；恰恰相反，而且必然要变成恶的。从而一切摧毁现存状态的行动与意识，也就不是对于道德的反叛；恰恰相反，而且正是道德的实践。
像以上所说的历史的道德论，就正反映着资本主义之和平竞争时代的这一历史背景，在这一时代，欺骗与愚弄，对于劳动大众还能发生作用。随着资本主义进到帝国主义阶段而表现为法西斯侵略主义时代，什么“上帝”、“道德”、“正义”、“理性”……这一些魔术的说教，都成为无用了，赤裸裸地暴露出阶级间，民族间的对立性，一部分人需要解放，另一部分人需要继续支持其对人类的压榨，尽管观念论者如何聪明，也无法隐蔽历史的实践性了。所以法西斯历史家的合唱队，他们索性现出原形，再也不谈什么道德，公开的鼓吹历史的“暴力论”了，他们的历史，已经不是历史，而是法西斯主义的党纲，战术与战略了。他们肯定“暴力”是历史的唯一动因，暴力不但可以改变政治的形态，也可以改变经济的基础，因此，他们以为历史的动因，应该在暴力中去寻求，不应该从推动这种暴力的经济中去寻求。希特勒说过，“强权就是正义”。日本法西斯盗匪说他们的侵略中国，是“宣扬王道”，换言之，他们已经用“暴力”代替“道德”了。
自然，在危机中的布尔乔亚，他们不能不采取一切露骨的反动手段来维持其正在崩溃中的统治。所以反映到历史科学上，也是如此。他们已经毫无廉耻地倒在侵略主义盗匪的怀抱中，公然地主张暴力万能。自然，暴力论，也就是道德论的转化，不过，在另一方面顺适着历史前进的“暴力”的使用，却又和法西斯的暴力有着不同性质的。在法西斯，无论道德与暴力，都是“理性的化身”，所以又必然地要与基督教神学相接托，重新回到中古的神秘主义。无可争辩地，观念论，无论以何种形态出现，都不能与神学绝缘，所以法西斯历史家，把人类历史作为英雄的历史，同时又必须把英雄神圣化。
希特勒豢养的历史家麦其列斯（GeorgeMchlis）在其大著《历史哲学》中，即以宗教作基础而展开神学体系。他肯定历史只是宗教的伦理的与美学的诸价值，而且宗教的价值占首要。换言之，即“神圣”与“纯洁”，“神”与“人服务神”这些观念。所以历史的意义，是使世界从自然的压制中解放出来，重回于上帝。而英雄便是服务于上帝，执行把历史重回于上帝的任务。在这样见解之下，英雄与上帝的事业，是分不开的。所以在他们的历史中，一方面充满了战争与英雄，另一方面又充满了神话与宗教，他们企图借上帝的幽灵，提高英雄的尊严，假托上帝的启示，来隐蔽其侵略的兽行，用历史来创造崇拜英雄与穷兵黩武的群众热情。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西斯的历史学，不是记载或解释过去的事变，而是公开的造谣。他们根据其一定的政治目标，根据“国社党”的党纲与战略，根据侵略主义盗匪的需要，而极无耻地谎造历史。布尔乔亚的没落反动与无耻，在历史科学上已经走到尽头，他们回向中古的神学，回到理性，而且把理性武装起来，使之以暴力的形态出现，奠定历史以暴力论的基础。并且把他自己的民族史，从世界史中孤立出来，作为世界史的创造者，把世界史隶属于其自己民族或国家的历史之下；一切其他民族之历史的发展，都要依照法西斯盗匪之暴力主义而被规定。暴力是理性在现阶段之特殊形态，“理性支配历史”，在现在，已改为“暴力支配历史”了。历史的实践性没有了，除了暴力以外，世界再也没有什么了。
但是历史既不停止于封建王廷之前，它当然也不会停止于布尔乔亚的警察面前，或法西斯侵略主义的挺进队面前，它必然要排除任何暴力的阻止，向着其光明的前程行进的。资本主义既否定了封建社会，则资本主义自身，也必然被另一更高的历史形态再否定的，这就是人类历史之辩证法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