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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隐蔽历史的现实性，观念论者首先就分裂现实历史之基以发展的，即作为历史之本体的人类与自然，并且否定他们相互的作用。其次，便把在历史中行动着的现实的人类，否认其活生生的行动，而只承认其观念，因而在观念论的历史中，不但没有人类的实践，而且也没有现实的人类，更没有作为人类之历史实践的对象的自然。有的只是一些极端抽象的观念形态。从而所谓历史运动，也就是从远古就存在着的人类的观念的自己运动。一言以蔽之，他们以为人类的意识创造现实的历史，不是历史各时代的物质基础反映出人类的意识。
他们以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诸过程，如古代的，封建的，及近代资本主义的，这些阶段，不是人类在历史中实践的过程，而只是预想的体现，因而历史发展之穷极的原因，不应该在人类的历史实践中去追求，而应该在人类头脑中之永劫不变的观念中去追求。因此，在历史上所发现的相续出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辩证的发展法则，在他们看来，也不是历史自身的法则，而是一些外在的现象。
如果那些被视为不动的法则，永恒的理性，观念的范畴，是先于积极的人类或活动的人类而存在。如果这些法则，理性，观念，自古以来，就潜伏于“人类之非人格的理性中”，史的观念论者就能跃过一切历史发展中所有的现实矛盾了。可惜历史的自身，并不能依照他们的摆布，反而他们自身的意识，还要受着历史的摆布。因为仅仅由于历史材料的缺乏，已经使得人类的知识，永远成为非完全的，谁要对于这样的知识要求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真理之标准，那就只是证明其自身的无知以及其观念之不足。诚如恩格斯所云：“如果人类历史发展的某一时机，建立了最后的体系，包括着世界物理的精神的历史现象的全部的相互关系，则人类认识的领域，或许就会完毕了，而且社会按照这种体系而组织起来的时候起，任何进一步的历史发展，也许就会停止了。”“因为这些观念，这些范畴，这些真理，也是与他们所表现的社会关系一样，不是永久的，它们也只是历史的一时的产物。”所以说，永恒的理性，只能存在于我们观念论者的头脑中，在现实的历史上，是决不会存在的。“因为任何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及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时间，是同样荒谬……只有各种事实所真正充实了的时间，才是属于可以计算的东西。”然而观念论者抽出历史上一切人类的实践行动以及由人类实践行动所造成的成果，结果只留下一个广泛的时间，再把时间抽象化，结果便只留下一个永恒的理性。总而言之，史的观念论者，他们研究历史的出发点，不是从历史之客观的现实上去进行，而是从主观的观念的欲求出发。
只有史的唯物论者，才给予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步程以正确的究明。他要求研究历史上既存的现实，即要求研究各时代的历史而剥开它的发展的客观的法则。因此，作为他的课题的，不是在头脑中去探求历史，而是借着脑力在现存的生产的物质条件中去发见真实的历史。而且他以为对于现实之深刻的注意，是正确地历史原理之发见的前提条件。所以他反对一切依据于研究者主观的偏狭性之一般抽象的陈述，而坚决地主张探求那规定历史上各时代中诸阶级的政治立场的所在的客观材料，并且探求主观与客观的适应性。在历史发展的诸阶段上，为什么劳动者阶级是革命的，而布尔乔亚是反动的？不待说，并不是劳动者原来就有那个本性，他之所以是革命的，是客观的必然性驱使他走到斗争，不管他自己的意识如何，但他所与的客观环境，总是使他革命的。因之，历史上一切的变革，决不是人类的意欲之体现，而是当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到不能不破裂的必然的结果。一言以蔽之，就是那时代的经济的产物。所以某一时代的社会的经济的结构，就形成了那一时代的历史的真正基础，后一时代的历史，则由这一时代中预备其成立的条件，而一切法律政治……等上层建筑，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马克思说：“人类创造他们的历史……但不是在由他们选择的条件之下自由意识创造历史，而是在直接为过去所给予的，所遗传的条件之下创造历史。”
总之，“社会关系都是与生产力密切联系着的。人类获得新的生产力的时候，就改变他们的生产方法，而生产方法，即获得他们的生活资料的方法改变的时候，他们就改变他们所有的社会关系。用手推的磨子，产生了封建领主的社会，用蒸汽机的磨子，则产生了工业资本主义的社会。按照各人的物质生产力，而建立社会关系之同样的人，即生产按照各人的社会关系之原则与范畴。”由此，我们知道，生产的各形态，创造其自身之合法则的关系，政治……等形态之客观世界运动的发展，都是出发于生产力发展之合法则性这个事实。因而对于历史的实践性之解明，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说明，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上某种社会关系之经济方面，比较政治方面，更要基本得多。”所以当我们说到某一定历史阶段的时候，我们首先就必须要考察那一定历史阶段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并且要追溯其先行时代的生产机构，以及考察这种状况之历史倾向，尤其要区别作为这一历史时代的支配生产之诸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