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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几个方面看来，人类的历史，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但是一个截不断的连续的东西，而且也是一个分不开的关联着的整体，并且贯通这一个连续和构成这个联系的动力，也不仅是客观的动因或主观的动因，而是它们之辩证的统一。因此只有把握历史各个方面的关联性，才能理解各个民族的个别历史和世界史，以及各个民族史与世界史在发展中之相互的作用与影响。一切离开这一历史原理而研究历史的人们，他们终其身只是在机械论的泥沼中翻来覆去，充其量，也只能捉住一些历史的片断，不能把握历史的全面，只能把一些死的材料，机械的嵌镶，决不能从其变动中，转化中，相互影响中，以及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作用中，看出历史的生动性。
历史是一个截不断的长流，是一个向着无终极的前途奔流的长流，我们决不能截取它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去推论它的全体，我们必须要从其发生发展以及转化的过程的相续性中去考察。因为也许有些因素是以前的时代遗留下来的，也许有些是新近转化的，如果专凭历史的某一个阶段，决不能了解这一阶段的历史，尤其不能理解整个的历史。在一个历史阶段中，固然有一个支配的因素，但也有前期的残余，和后期的萌芽。并且作为后期历史阶段的标志的支配因素，就是以前期的历史因素作为基础而转化出来的。如果忽略了各个时期之间的连续的关联，则历史上任何制度，都无法说明，因而便会归结到宿命论的窠臼。一切都是神的创造，而不是人类生产力之连续的发展。即如对日本法西斯盗匪侵略中国这一问题，便有人归结到，这是为了进攻苏联，而不归结到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大陆政策”之一贯的历史的发展。其实，像这样的问题，只需略略把近百年史看看，就可以了解的，然而这些人们，他们却没有功夫去翻阅历史，而只是看着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史的这现阶段，妄为议论，以致执行了我们敌人的阴谋而不自知。
同样，从各个民族的历史自身，去给予这个民族的历史以正确的说明是不够的，也必须从与所与的四周的环境去说明。研究西罗马的历史，自然是要研究日耳曼民族史，但甚至也要研究中国史，因为在西罗马之灭亡外在的原因上，直接是由于著名的欧洲民族大迁移中，日耳曼民族之南侵，但卷起欧洲民族大迁徙的，是游牧中国北部的匈奴民族的西侵，而匈奴民族之西侵，是由于在其南进中，遭遇了汉武帝之大膺惩与汉和帝之征伐。所以间接的还是与中国历史又有其不可分的关联。此外中央亚细亚及东欧一带的民族，也同样在匈奴西侵的过程中而或被驱逐，或遭灭亡，因而这些地方的民族史，也与中国史有一样的关联。同样，日本法西斯盗匪之所以西侵中国，也是由于其在南进中遇着了英美的打击，所以研究日本“大陆政策”，同时又必须关联着英美资本主义在太平洋上之发展。自从历史走进了资本主义阶段以后，由于交通的发达，一民族对他民族的隶属，寡头财政资本的世界统治之建立，于是民族与民族间，国与国间的关系，更其绵密，几乎以资本的关系，把全世界所有的民族与国家构成一个整个的有机体，要想把一个民族从世界关系中，分割出来，孤立出来，几乎成为不可能。比如说，阿比西尼亚与奥地利的灭亡，直接影响英法在欧洲的权威，间接就影响到日本法西斯盗匪对中国之肆无忌惮的侵略；反之，日本法西斯盗匪在东方之横行，直接是给予中国以灾害，间接又策应了德意法西斯在欧洲之横行。在世界史的现阶段，要想把民族史从世界史的系体中孤立出来，已经是不可能了，因而历史的空间关联性，益发显示其重要。
至于个人与大众的关系，在现阶段，也更表现得明显。一切的人类，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不是集中在民族的旗下，便是集中在阶级的旗下，从事于民族解放斗争或阶级解放斗争。在斗争的进行中，他们须要领导者发动并指导这种斗争，所以大众和领导者完全不可分离，他们必须保持密切的联络，共同争取历史的胜利。如果领导者离开大众，他即刻失去其领导的地位；反之，大众中的个人，也应该以集体的形式——整个民族或民族中的整个阶级去服从领导者正确的指导。只有这样集体的行动与集中的领导，才能争取民族或阶级的解放。否则他就是大众之敌。在世界总危机爆发的今日，世界史已经临于突变的前夜，一切客观的条件的发展，都已经存在着革命的因素，要想使这一历史变革的可能性成为现实性，主观的努力，还是必要的。
最后，我还要重复几句，即我并不是反对研究历史上各个阶段的特质，而是说，不要因为研究个别阶段的特质而忘记了它们之间的连续。我并不是反对研究各个民族个别的历史，而是说不要因为研究个别民族的历史，而忘记了它们之间的关联以及它们与世界的关联。最后，我并不是说个人对历史有主导的作用，而只是说全靠客观条件之自然的发展是不够的；在主观上，还要加入活的人类的努力，而这种个人，便是作为历史的主观动因的大众的推动者。总之，必须要依据这些历史的原理，才能对于人类历史，得到全面的正确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