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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唯物论者——主要的是实验主义者——的历史观，是按照个人的动机来判断历史。他们以为决定历史的，是那些伟大人物个人的理想，动机或企图，他们并不再进一步去追求推动这些个人的理想动机，或企图的是什么？我们以为旧的唯物论之不彻底，并不是在于承认理想动机的存在，而是在于到此为止，并没有前进一步去探讨动机的诸原因。
“在历史人物动机的背后，”恩格斯说，“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总隐藏着一种动力，这种动力，也许是历史的真正的基本动力，但究竟这种动力，其意义却不是指个人——即使是杰出的个人——的动机，而是指推动广大群众——整个民族或某民族中整个阶级——的动机。并且这里最重要的不是短时的爆炸，也不是转瞬即灭的火星，而是足以引起伟大的历史转变的持久运动。探讨那以自觉的动机方式，在群众和领袖——即所谓杰出的人物——头脑中，或明了地，或模糊地，或直接地，或间接地在思想的形式上，甚至在幻想的形式上，反映出来的原因，这就说踏上了导引我们去认识支配一般历史以及历史各个时代或各个国家的法则的唯一之路。”
我在这里引用恩格斯的这一大段话，就是要说明推动历史中的力量，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某些杰出的人物个人的动机，但是在实际上，这些所谓历史上某些杰出人物的动机，决不是代表着他个人的意欲，而是代表着某一民族全体，或某一民族中之一个整个阶级的一致的生活的要求。不管这个杰出的人物自己的意欲如何，然而只有当他这一动机是反映着大众的生活的要求的时候，才是推动历史的动机。换言之，所谓个人的动机，不是个人的动机，而是一个民族或一个阶级的整个的生活的要求之综合，通过这一杰出人物的头脑，而变为民族意识或阶级意识，然后这一杰出人物再以这种民族意识或阶级意识去领导全民族或全阶级从事于现实这一大众的要求的斗争。
任何一个历史时代，一切大的历史斗争，决不是乌合的盲动，而是社会上各阶级或某一民族有组织的行动，有一定号召的口号，而且有代表那个时代要求和广大群众的愿望的代表人物或政党，所以历史的研究，不仅在能阐述具体的历史基础，具体的说明相互斗争之各阶级各民族及其意识形态，而且也要说明其斗争的组织者及领导斗争的人物，并且要坚决承认革命努力，革命创造，群众的革命自动精神在斗争中的意义。
人类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创造历史的是世世代代的大众，不是某一个时代某一个人。自然，个人是大众的一分子；反之，大众是许多个人的总体。我们固然不能像观念论者把个人从大众之中分离出来，过分地加以夸张；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像机械论者一样，把个人与大众对立，认为历史只是经济力量自然进化的结果，因而不屑于去研究创造历史的许多个人，研究他们的愿望，感觉及其思想……。因此过去的史学界，视帝王为天之骄子，神的代表，依其喜怒，以创造历史，如胡适所云：“个人唾一口痰，都可以引起几十年的战争。”把历史发动的动力，完全建筑于个人的动机上，而不建筑于大众的创造上，这自然是绝大的错误。但是，相反的，近代的所谓唯物的历史家，他们企图用社会的眼光来观察历史，从事于社会经济之史的发展的研究，企图推翻旧的历史学，却完全忽略了社会与其“中介人”之关联，将整体与其部分分开，完全忽视了个人在历史斗争中对大众的领导作用，这种为了抽象的理论而抹煞具体的事实，结果也是陷于同样的错误。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否认过个人对历史所演的伟大作用。革命是历史的发动机，是胚胎于旧社会内的一种新制度的接生妇，而领导大众从事于革命斗争的这个个人，便是历史的司机者，或接生妇。机械论者把历史变成了一个刻板的公式，在其对历史的飞跃的过程中，只看见死板的经济力量之自然的机械的活动，而看不出人的作用。
整个的中国史，从司马迁以迄于元清，可以说都是以个人为中心，直等于历代帝王的家谱，此外又益以传记年谱之类，专述个人的生活，对于这五千年来创造历史伟绩的世世代代的大众，以及他们的生活的变迁，完全置之不论之列。因而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只看见秦皇汉武之雄图伟业，而看不见实现这些雄图伟业的大众。反之，在近代的历史家，则对于这两位影响世界史形势的大人物，仅以封建地主的代表几个大字描写他，此外对于中国历史上几个伟大的农民革命的领袖，如刘邦陈涉吴广等人，以及几个伟大的民族革命的英雄，如朱元璋洪秀全以及“义和团”的暴动，都没有把他们正确地了解出来，如他们在其争取历史胜利斗争中之领导的方式与力量，以及他们怎样唤起了广大的群众，斗争的热情，怎样有些会失败了，有些成功了，以及他们每次怎样或为什么出卖了群众并转而压迫群众。这些历史的经验，对于我们今日的对日抗战，都是有着极大的帮助的。此外对于历史上一些反动的首领，外族的侵略者，只要他们的行动曾经给予中国历史以影响的，我们也不能仅仅如波格罗夫斯基描写俄国彼得大帝一样，斥之为暴虐，视之如毒蛇，就算完事，我们也必须要仔细研究其在这一历史斗争中怎样能成为一个反动者与侵略者，他们是根据一种什么社会条件才实践其反动的历史行动。这诚如章学诚所云：“一人之史，而可以与家史国史一代之史相取证。”然而我们新兴的历史家如郭沫若吕振羽都闭口不谈个人，这至少是过于偏重了历史之经济的动因，而忽略了历史之主观创造的动因。
像以上这两种历史观念的错误，现在一样地表现在现阶段世界史发展的理论的分析上。一方面法西斯历史家，忽视一切经济生活，忽视历史的发展之客观的动因，他们的历史，就是神话，战争，帝王与英雄，制造拥护战争，拥护英雄的历史精神，把个人的天才代替了大众的集体的创造力，因而他们把反动的国际法西斯的一切盗匪行为都不看做是资本帝国主义经济发展到最后不得不要求殖民地的原因，反看做希特勒莫索里尼和日本军阀的心理冲动，或天生的一些炮手。同样的理论，在中国有人以为中国此次的抗战是少数主战派的个人的意识的冲动，而不是由于民族解放的这一历史要求，对于“投降主义者”的批判，也只是认为由于其心理的脆弱，而忽略其最基础的阶级的要求。在另一方面，却又完全侧重于经济的客观的动因，而忽略了这些侵略主义盗匪头目及殖民地反侵略斗争中的革命领导者，在现阶段历史上所演的指导任务。
总而言之，过于着重于客观的动因或主观的动因，都是错误的，历史发展是客观与主观的辩证的发展。虽然在究极上，一切主观的动因，是客观事实的产物，而主观的意识，又是促成，至少是加速或延缓客观的历史发展之唯一的活力。历史的创造，固然是许多个人，即大众的力量，然而大众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历史的动力，又是由于领导者把他导入历史各时代之各种斗争的正确途中，使他们从分散的个人进到有组织的全体，发挥出伟大的力量。没有秦始皇，中国为了防御胡人，也许还是会修筑万里长城；没有汉武帝，中国也许还是会北击匈奴；没有陈涉，吴广，中国当时农民也许还是会自动地起来推翻秦代的政权。但是有了这些伟大的领导人物，则对于这一些历史运动的推进更为有力。同样，没有希特勒莫索里尼和日本军阀，德意日也还是要变成侵略主义的，但是，因为有了这一些盗匪头目，对于侵略主义的扩大推行，就比较来得更快，或来得更野蛮更残酷。同样，没有现在的领导人，中国也还是会抗日的，但有了一个伟大的革命领导者，中国的抗日就更为坚决，更为积极。自然，在这里又应说明白，伟大的个人，并不是神，他也是历史的产儿，而且只有在他是代表群众的要求的时候，他才有力量。
因此，我们认为客观的环境，固然是推动主观意识的动力，但主观的意识，又可以反作用于客观环境的动因，而且主观意识一经形成以后，它又往往跑到客观环境的前面，成为一种指导客观环境的倾向之决定作用的力量。苏联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固然是苏联的劳动大众集体创造的成果，但也是由于列宁史大林的正确的领导方法，所谓新经济政策与计划经济政策之正确的创立。如果我们忽略这一点，我们便无法理解社会主义的胜利。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切民族的历史过程中，推动历史发展的，不只是客观的动因，而是客观的动因与主观的动因之辩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