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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之纵的方面的关联，即历史发展之空间的关联这一问题，我们已经说过，不但古代的历史家很少注意到，就是近代有些所谓唯物论的历史家，也完全没有顾到这一部分与全体之统一问题。
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他把世界史划分为几个区域，即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与基督教日耳曼世界，虽然他指出各个世界的历史，并不是不相关联地孤立着，反之，而是世界精神在辩证的发展过程中，借每一民族精神而显现自己。很显然地黑格尔所指的关联，不是具体的历史上的关联，而是指的它们的精神的关联，并且他的目的，不是指的空间与空间的关联以及空间与时间的不可分割性，而是拿空间去分配时间，即他所指的这几个世界，是代表着世界史发展之一系列的时代。东方世界，是代表历史上之“迷信”与“专制主义”的时代；希腊世界，是代表着历史上“美”与“自由”的创造时代；罗马世界，是代表着“不自由”与“痛苦”的时代；日尔曼世界，是代表着“不能再看不出一点不满意的东西”的时代。这样把各个空间的历史凑合为一个历史发展之时间上的系列，自然是对于各个空间的历史之各自的发展不理解，尤其不理解历史在其空间与空间的关联以及时间与空间的统一所发生的影响。我们知道，各个空间的历史，固然可以在世界史的原理之下，综合起来，但所谓世界史的原理，是各个民族在同一历史发展法则之下去发展，不是各个民族担任历史发展的某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以前，没有历史，在这一阶段以后，他把自己的历史就遗交于别一民族。自然，像这样的历史，不是具体的活的历史，而是黑格尔幻想的历史。
在中国以往的历史，一贯的都是以汉族为主干，汉族以外的其他与汉族有关的诸民族历史，除非那个民族曾经“入主华夏”以外，一切都以“夷狄”二字而摒诸中国史之外。即有记载，也非常简略，一直到洪钧的《元史释文证补》，才知道从蒙古种族之历史发展上去搜取材料，但对于相互影响，并未予以说明。元代拉施特的《元史》，又只是编述蒙古民族之世界征服方面，而过于疏忽了蒙古民族与中国之关系。此外中国以往的历史家，如魏源、徐松等，虽然也纵谈“边徼”的形事，但他们总是把其他民族孤立起来去谈，而不把其他民族与中国的历史关联起来，进而从其关联性上去说明其相互的影响。
在近代对于历史发展之外在的关联性问题，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史的意义及范围》一节中，说明研究中国史应注意的几点，其中有涉及历史之外在的关联性者甚多。如他说，我们应该“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与冲突之迹如何，其所产生的结果如何”。“说明中国民族所产生的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如何。”“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梁启超提示的这几点，确实有其部分的正确性，可惜他只是指出了一面，即他民族对中国史的影响，而遗漏了另一面，即中国民族对他民族的影响，同时他在历史科学之实际的研究上，也并没有把他所理解的原理应用起来，因而这只是一种片面的作用，而不是交互的作用。不过，梁启超在这一点上，对于中国史学界，总算尽了一个启蒙的任务。
其他实验主义者的历史著述，不但谈不到理解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联，而且也谈不到汉族史与中国域内及其四周各民族史的关联，甚至就是整个汉族史也不能从其发展的全面上去观察，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就是在时间上截取一个片断，顾颉刚的《古史辨》，就是把整个中国史割成许多碎片。虽然胡适也曾说中国哲学，自东晋以后直到北宋，很受印度哲学的影响，但可惜他并没有继续写出这一时代的中国哲学史。
中国的波格达诺夫主义者陶希圣在其《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根本没有一个字谈到中国历史之外在的关联。自然，在初等逻辑学者看来，甲就是甲，乙就是乙，那完全是各自孤立的绝对的东西，所以中国史就是大汉族主义孤立发展的历史，与其他一切民族是不相干的。因此陶希圣在其大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虽然有一节说到“佛教的输入及兴盛”，但他主要的是阐明“释迦的教义及其变化”以及其“宗派”，他并不是说明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与作用。在同书的第四卷，虽然也说到“金元的集权趋势”，然而他只是截取这两个民族统治中国的一面，而并没有说明这两个民族对中国历史之一贯的关系的发展，所以也只是一种片面的叙述，因而也就无法理解金元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之一贯的影响。
旧的唯物论者观念论者，忽略了这一历史的原理，我们还可以原谅，是由于其自身的阶级性上所展开的思维方法所限制，但是我们初期的新兴唯物历史家，如郭沫若等也没有十分注意这一点。吕振羽在其《史前期中国社会史》以及《殷周时代中国社会》中，他虽然指明了这一原理，但还没有把这一原理充分地具体地应用起来，他也仅仅凭着殷代自身的历史遗存，如甲骨文字以及殷周民族的本位历史去说明这一时代，对于与殷代同时期的许多氏族部落，如甲骨文中所发现的就有几十个，虽然他都提到，但说明太不充分，固然他曾经指明周代社会是殷周两民族的两种世界原理的合流，但他对于殷周与其他各氏族的关系，并没有充分的说明。固然诚如吕振羽在《殷周时代中国社会史》中所云：“史料的缺乏，最足限制我们对一个时代难于达到正确的理解。”然而吕振羽所指的“史料”很显然还是指的殷代自身的史料，他说：“此等（指字片甲骨及其他出土物）出土实物，已流散国外者，只好付之一叹。”吕振羽虽然也曾把殷墟出土的实物与其他地方出土的实物作比较，去相互印证，但并没有充分地指出，这些不同地域的出土古物，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浸润的作用。据他说：“例如就殷墟出土物说，仅言字片甲骨，据闻出土者已达十万片左右，而今日已拓印者尚不到十分之一。”然而他竟根据这极有限的材料，写成殷代的历史，既没有可能去尽量运用殷代历史本身的材料，又没有可能去发现殷代同时的其他氏族的史料，这当然是我们中国的历史家所共同遭遇的一个困难。虽然，吕振羽在方法论的应用上是很谨严的，他虽然受到材料的限制，但他还没有随便肯定他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在其《史前期中国社会史》中曾经极力想从《穆天子传》这些种种神话中去寻找中国与四周氏族的关系。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尤其进一步的把握了四周各民族所给予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但是郭沫若则过于疏忽了这一点。总之，要写成一部完善的中国古代史，还是有待于发掘古物的范围之扩大和民俗学之广大的研究，不仅是在于收集殷周时代汉族文化遗存，而且还要收集与殷周同时代之其他东方各民族的文化遗存，并且也要配合着西欧以至南洋一带诸民族的文化遗存，把这些同时代的民族的文化遗存相互考证，看出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与影响。
此外吕振羽在其《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虽然对于四周各民族所给予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都有所叙述，但他对于这一点的说明，也还是十分不够。汉族的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一贯的就与其国内各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关系，不但改变中国史的自身，也改变世界史，如春秋时之蛮荆，汉之匈奴，唐之突厥，皆曾给予中国史以最大影响。反之汉武帝之驱逐匈奴，又给予欧洲史以极大影响，形成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交流，影响到中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开欧洲中古时代千年黑暗的局面。而吕振羽并没有具体的系统的指示。此外苗族回族至今还是构成中国民族的一个单位，这对于目前中国民族问题是如何重要，然而吕振羽的历史中，也说得十分不够的，虽然，这只是就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而说的，我们还没有看见他的中国社会史第三第四册。旧的历史家，以汉族为唯一的人，睥睨一切其他的民族，目以夷狄而摒诸中国历史之外，固无足怪。然而近代许多史的唯物论者，或不能站在民族平等的立场上去研究历史，或者理解到这一点，而没有对这种民族观念的错误见解去作有力的批判，并进而研究那些被压迫民族的历史，考察他们过去失败的历史原因，以及怎样使他们在今后的历史发展中得到一个合理的发展，这是一个最大的缺陷。
我们知道，在实际上中国的历史——也不仅是中国的历史，并不是孤立的生长出来的，反之，而是在与其境内境外各民族的历史之相互的浸润与贯彻而成长出来的。比如与中国历史最早有关系的南方民族是苗族，或称苗蛮，这一民族，一直到现在，还是构成中华民族的一个因素。在历史上，从传说时代的黄帝征蚩尤，尧舜放三苗起，以后经过楚庄王开夜郎，汉武帝通西南夷，马援诸葛亮南征，唐朝的六诏，宋朝侬智高，清代雍正乾隆间之“改土归流”，咸丰同治间之平苗讨杜文秀以至民国二十七年湘西苗变为止，历五千年的关系。北方的民族与中国历史最有关系，而且一度在中国建立大元帝国，统治中国一百余年者为匈奴。这一民族也是从传说时代的黄帝伐獯鬻起，就与中国历史发生关系，以后经过殷高宗伐鬼方，周宣王伐猃狁，尤其与春秋时代的晋，战国时代的秦赵，发生无数的战争，后来经过汉武帝和帝之两次大“膺惩”，遂向西欧窜去，统治了小亚细亚和中欧罗巴的全部，激成欧洲的民族大迁徙，促成了罗马帝国的灭亡。以后唐代的突厥，又向中国方面进攻，一直到元朝，他竟然取得了整个中国的统治，此后到明代才被朱元璋驱出中国，一直到最近外蒙独立，内蒙建立行省，此次中日战争中，内蒙有些王公被日寇利用，叛变祖国为止，也有极悠久的历史关系。在东北方的民族为东胡，在春秋时代山戎病燕，以至五胡诸鲜卑，宋代的契丹，女真，一直到满清入关，建立大清帝国统治中国三百余年，到辛亥革命才被驱逐。然而最近又被日寇利用满族名义（满汉实际已完全合流）建立所谓“满洲国”，直到现在对于中国的历史前途，还发生极大的影响。在西方的民族与中国最有关系者为羌回，从成汤“羌来享”，周武王征师、羌仿髡以来，在晋代的五凉，宋代之西夏以至清代之平准回，民国以来历次汉回交恶，也有四千年的历史。此外朝鲜民族，自殷代起，西藏民族自唐吐蕃时起，日本民族自战国时代起，就与中国历史有关系。然而中国由来的历史，对于这些民族对中国历史之影响，中国历史对这些民族历史之影响，以及其相互间之交互作用，都没有提到，新兴的历史家虽有注意到的，但也并没有研究出一个具体的系统来。
此外，在唐代，中国与印度的关系，非常密切，中国留学印度者，据梁启超的考证，有法显、玄奘、慧皎、义净等百八十人。这对于中国的文化是一个最大的转化，又唐代有阿拉伯人侨居中国所作的游记。宋代与中国南部各民族的关系至为密切，元代与欧洲的关系，明代与南洋的关系，这对于中国的历史都有极大的影响。然而中国过去的历史，并未说明这种影响，甚至近代最进步的历史家，对于这一点，有些也完全没有提到，有些虽然提到，也说得十分不够。这对于中国史的正确究明，是一个必须指出的错误。
像这样的错误，不仅在中国的史学界，就是在世界其他各国的史学界也是如此，甚至在苏联大多数的史学家，尤其是波格罗夫斯基，都犯着这样的错误。波格罗夫斯基一直到他的晚年，才提出了研究苏联各民族史的必要，然而他在研究的方法上，又犯了一个错误，即是他不把各民族史与俄罗斯历史统一起来去研究，而把它们孤立起来去研究，结果，俄罗斯境内各民族的历史与俄罗斯的历史，还是各走各的道路，而不能在它的关联性上去说明其相互的影响。
对于历史的空间的关联性这一点，史大林可以说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发展了，他在其《论苏联史的几个基本原则》中，把苏联历史教科书之具有这一严重的错误，提示出来，予以严厉的指摘。他说：“范拉格等没有执行计划，甚至没有理解这个计划本身究竟是应该包括什么内容。其所编《历史教本》，实为俄国史，并不是苏联史，——即纯粹是俄罗斯人的历史，至加入苏联的各个民族的历史，并没有概括在内。乌克兰，白俄罗斯，芬兰及沿波罗的海各民族和北高加索，后高加索，中亚细亚，远东的各民族的历史事实，完全没有搜罗进去，沿窝瓦河的及北方民族——鞑靼人，巴史基尔人，莫尔达瓦人等的史的发展，也一概被删除。”
史大林以为这样的《历史教本》，至少包含以下的两个不可宽恕的错误。第一：“没有着重指出俄国沙皇政府与俄国地主布尔乔亚同流合污，狼狈为奸的进行扩边殖民强占侵略的作用。”第二：“俄国境内诸弱小民族受沙皇政府的压迫几千年，十月革命才把这些民族从民族压迫之下解放出来，苏联也就成了各民族之兄弟的联盟，和平共处的乐园，但在该教科书中，对于这些民族解放运动的条件与根源，竟未提到，这样，十月革命与苏联之成立，都成为不可思议了。”
因此，他在最后提出编辑苏联史的两个原则：“第一，要不将大俄罗斯史与苏联境内其他民族史分开。第二，要不将苏联各民族史与全欧发展史及世界史分开。”
史大林对苏联史所指出的这一错误，实际上，不仅纠正了苏联史学界的错误，同时，也使得世界各国的史学界有一个基本原则，去重新写定他们自己民族的历史，这对于历史科学的研究上，无疑地，是一个最可宝贵的伟大的供献。
旧的唯物论者——主要的是实验主义者——的历史观，是按照个人的动机来判断历史。他们以为决定历史的，是那些伟大人物个人的理想，动机或企图，他们并不再进一步去追求推动这些个人的理想动机，或企图的是什么？我们以为旧的唯物论之不彻底，并不是在于承认理想动机的存在，而是在于到此为止，并没有前进一步去探讨动机的诸原因。
“在历史人物动机的背后，”恩格斯说，“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总隐藏着一种动力，这种动力，也许是历史的真正的基本动力，但究竟这种动力，其意义却不是指个人——即使是杰出的个人——的动机，而是指推动广大群众——整个民族或某民族中整个阶级——的动机。并且这里最重要的不是短时的爆炸，也不是转瞬即灭的火星，而是足以引起伟大的历史转变的持久运动。探讨那以自觉的动机方式，在群众和领袖——即所谓杰出的人物——头脑中，或明了地，或模糊地，或直接地，或间接地在思想的形式上，甚至在幻想的形式上，反映出来的原因，这就说踏上了导引我们去认识支配一般历史以及历史各个时代或各个国家的法则的唯一之路。”
我在这里引用恩格斯的这一大段话，就是要说明推动历史中的力量，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某些杰出的人物个人的动机，但是在实际上，这些所谓历史上某些杰出人物的动机，决不是代表着他个人的意欲，而是代表着某一民族全体，或某一民族中之一个整个阶级的一致的生活的要求。不管这个杰出的人物自己的意欲如何，然而只有当他这一动机是反映着大众的生活的要求的时候，才是推动历史的动机。换言之，所谓个人的动机，不是个人的动机，而是一个民族或一个阶级的整个的生活的要求之综合，通过这一杰出人物的头脑，而变为民族意识或阶级意识，然后这一杰出人物再以这种民族意识或阶级意识去领导全民族或全阶级从事于现实这一大众的要求的斗争。
任何一个历史时代，一切大的历史斗争，决不是乌合的盲动，而是社会上各阶级或某一民族有组织的行动，有一定号召的口号，而且有代表那个时代要求和广大群众的愿望的代表人物或政党，所以历史的研究，不仅在能阐述具体的历史基础，具体的说明相互斗争之各阶级各民族及其意识形态，而且也要说明其斗争的组织者及领导斗争的人物，并且要坚决承认革命努力，革命创造，群众的革命自动精神在斗争中的意义。
人类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创造历史的是世世代代的大众，不是某一个时代某一个人。自然，个人是大众的一分子；反之，大众是许多个人的总体。我们固然不能像观念论者把个人从大众之中分离出来，过分地加以夸张；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像机械论者一样，把个人与大众对立，认为历史只是经济力量自然进化的结果，因而不屑于去研究创造历史的许多个人，研究他们的愿望，感觉及其思想……。因此过去的史学界，视帝王为天之骄子，神的代表，依其喜怒，以创造历史，如胡适所云：“个人唾一口痰，都可以引起几十年的战争。”把历史发动的动力，完全建筑于个人的动机上，而不建筑于大众的创造上，这自然是绝大的错误。但是，相反的，近代的所谓唯物的历史家，他们企图用社会的眼光来观察历史，从事于社会经济之史的发展的研究，企图推翻旧的历史学，却完全忽略了社会与其“中介人”之关联，将整体与其部分分开，完全忽视了个人在历史斗争中对大众的领导作用，这种为了抽象的理论而抹煞具体的事实，结果也是陷于同样的错误。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否认过个人对历史所演的伟大作用。革命是历史的发动机，是胚胎于旧社会内的一种新制度的接生妇，而领导大众从事于革命斗争的这个个人，便是历史的司机者，或接生妇。机械论者把历史变成了一个刻板的公式，在其对历史的飞跃的过程中，只看见死板的经济力量之自然的机械的活动，而看不出人的作用。
整个的中国史，从司马迁以迄于元清，可以说都是以个人为中心，直等于历代帝王的家谱，此外又益以传记年谱之类，专述个人的生活，对于这五千年来创造历史伟绩的世世代代的大众，以及他们的生活的变迁，完全置之不论之列。因而我们在中国历史上，只看见秦皇汉武之雄图伟业，而看不见实现这些雄图伟业的大众。反之，在近代的历史家，则对于这两位影响世界史形势的大人物，仅以封建地主的代表几个大字描写他，此外对于中国历史上几个伟大的农民革命的领袖，如刘邦陈涉吴广等人，以及几个伟大的民族革命的英雄，如朱元璋洪秀全以及“义和团”的暴动，都没有把他们正确地了解出来，如他们在其争取历史胜利斗争中之领导的方式与力量，以及他们怎样唤起了广大的群众，斗争的热情，怎样有些会失败了，有些成功了，以及他们每次怎样或为什么出卖了群众并转而压迫群众。这些历史的经验，对于我们今日的对日抗战，都是有着极大的帮助的。此外对于历史上一些反动的首领，外族的侵略者，只要他们的行动曾经给予中国历史以影响的，我们也不能仅仅如波格罗夫斯基描写俄国彼得大帝一样，斥之为暴虐，视之如毒蛇，就算完事，我们也必须要仔细研究其在这一历史斗争中怎样能成为一个反动者与侵略者，他们是根据一种什么社会条件才实践其反动的历史行动。这诚如章学诚所云：“一人之史，而可以与家史国史一代之史相取证。”然而我们新兴的历史家如郭沫若吕振羽都闭口不谈个人，这至少是过于偏重了历史之经济的动因，而忽略了历史之主观创造的动因。
像以上这两种历史观念的错误，现在一样地表现在现阶段世界史发展的理论的分析上。一方面法西斯历史家，忽视一切经济生活，忽视历史的发展之客观的动因，他们的历史，就是神话，战争，帝王与英雄，制造拥护战争，拥护英雄的历史精神，把个人的天才代替了大众的集体的创造力，因而他们把反动的国际法西斯的一切盗匪行为都不看做是资本帝国主义经济发展到最后不得不要求殖民地的原因，反看做希特勒莫索里尼和日本军阀的心理冲动，或天生的一些炮手。同样的理论，在中国有人以为中国此次的抗战是少数主战派的个人的意识的冲动，而不是由于民族解放的这一历史要求，对于“投降主义者”的批判，也只是认为由于其心理的脆弱，而忽略其最基础的阶级的要求。在另一方面，却又完全侧重于经济的客观的动因，而忽略了这些侵略主义盗匪头目及殖民地反侵略斗争中的革命领导者，在现阶段历史上所演的指导任务。
总而言之，过于着重于客观的动因或主观的动因，都是错误的，历史发展是客观与主观的辩证的发展。虽然在究极上，一切主观的动因，是客观事实的产物，而主观的意识，又是促成，至少是加速或延缓客观的历史发展之唯一的活力。历史的创造，固然是许多个人，即大众的力量，然而大众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历史的动力，又是由于领导者把他导入历史各时代之各种斗争的正确途中，使他们从分散的个人进到有组织的全体，发挥出伟大的力量。没有秦始皇，中国为了防御胡人，也许还是会修筑万里长城；没有汉武帝，中国也许还是会北击匈奴；没有陈涉，吴广，中国当时农民也许还是会自动地起来推翻秦代的政权。但是有了这些伟大的领导人物，则对于这一些历史运动的推进更为有力。同样，没有希特勒莫索里尼和日本军阀，德意日也还是要变成侵略主义的，但是，因为有了这一些盗匪头目，对于侵略主义的扩大推行，就比较来得更快，或来得更野蛮更残酷。同样，没有现在的领导人，中国也还是会抗日的，但有了一个伟大的革命领导者，中国的抗日就更为坚决，更为积极。自然，在这里又应说明白，伟大的个人，并不是神，他也是历史的产儿，而且只有在他是代表群众的要求的时候，他才有力量。
因此，我们认为客观的环境，固然是推动主观意识的动力，但主观的意识，又可以反作用于客观环境的动因，而且主观意识一经形成以后，它又往往跑到客观环境的前面，成为一种指导客观环境的倾向之决定作用的力量。苏联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固然是苏联的劳动大众集体创造的成果，但也是由于列宁史大林的正确的领导方法，所谓新经济政策与计划经济政策之正确的创立。如果我们忽略这一点，我们便无法理解社会主义的胜利。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切民族的历史过程中，推动历史发展的，不只是客观的动因，而是客观的动因与主观的动因之辩证的发展。
从以上的几个方面看来，人类的历史，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但是一个截不断的连续的东西，而且也是一个分不开的关联着的整体，并且贯通这一个连续和构成这个联系的动力，也不仅是客观的动因或主观的动因，而是它们之辩证的统一。因此只有把握历史各个方面的关联性，才能理解各个民族的个别历史和世界史，以及各个民族史与世界史在发展中之相互的作用与影响。一切离开这一历史原理而研究历史的人们，他们终其身只是在机械论的泥沼中翻来覆去，充其量，也只能捉住一些历史的片断，不能把握历史的全面，只能把一些死的材料，机械的嵌镶，决不能从其变动中，转化中，相互影响中，以及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作用中，看出历史的生动性。
历史是一个截不断的长流，是一个向着无终极的前途奔流的长流，我们决不能截取它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去推论它的全体，我们必须要从其发生发展以及转化的过程的相续性中去考察。因为也许有些因素是以前的时代遗留下来的，也许有些是新近转化的，如果专凭历史的某一个阶段，决不能了解这一阶段的历史，尤其不能理解整个的历史。在一个历史阶段中，固然有一个支配的因素，但也有前期的残余，和后期的萌芽。并且作为后期历史阶段的标志的支配因素，就是以前期的历史因素作为基础而转化出来的。如果忽略了各个时期之间的连续的关联，则历史上任何制度，都无法说明，因而便会归结到宿命论的窠臼。一切都是神的创造，而不是人类生产力之连续的发展。即如对日本法西斯盗匪侵略中国这一问题，便有人归结到，这是为了进攻苏联，而不归结到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大陆政策”之一贯的历史的发展。其实，像这样的问题，只需略略把近百年史看看，就可以了解的，然而这些人们，他们却没有功夫去翻阅历史，而只是看着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史的这现阶段，妄为议论，以致执行了我们敌人的阴谋而不自知。
同样，从各个民族的历史自身，去给予这个民族的历史以正确的说明是不够的，也必须从与所与的四周的环境去说明。研究西罗马的历史，自然是要研究日耳曼民族史，但甚至也要研究中国史，因为在西罗马之灭亡外在的原因上，直接是由于著名的欧洲民族大迁移中，日耳曼民族之南侵，但卷起欧洲民族大迁徙的，是游牧中国北部的匈奴民族的西侵，而匈奴民族之西侵，是由于在其南进中，遭遇了汉武帝之大膺惩与汉和帝之征伐。所以间接的还是与中国历史又有其不可分的关联。此外中央亚细亚及东欧一带的民族，也同样在匈奴西侵的过程中而或被驱逐，或遭灭亡，因而这些地方的民族史，也与中国史有一样的关联。同样，日本法西斯盗匪之所以西侵中国，也是由于其在南进中遇着了英美的打击，所以研究日本“大陆政策”，同时又必须关联着英美资本主义在太平洋上之发展。自从历史走进了资本主义阶段以后，由于交通的发达，一民族对他民族的隶属，寡头财政资本的世界统治之建立，于是民族与民族间，国与国间的关系，更其绵密，几乎以资本的关系，把全世界所有的民族与国家构成一个整个的有机体，要想把一个民族从世界关系中，分割出来，孤立出来，几乎成为不可能。比如说，阿比西尼亚与奥地利的灭亡，直接影响英法在欧洲的权威，间接就影响到日本法西斯盗匪对中国之肆无忌惮的侵略；反之，日本法西斯盗匪在东方之横行，直接是给予中国以灾害，间接又策应了德意法西斯在欧洲之横行。在世界史的现阶段，要想把民族史从世界史的系体中孤立出来，已经是不可能了，因而历史的空间关联性，益发显示其重要。
至于个人与大众的关系，在现阶段，也更表现得明显。一切的人类，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不是集中在民族的旗下，便是集中在阶级的旗下，从事于民族解放斗争或阶级解放斗争。在斗争的进行中，他们须要领导者发动并指导这种斗争，所以大众和领导者完全不可分离，他们必须保持密切的联络，共同争取历史的胜利。如果领导者离开大众，他即刻失去其领导的地位；反之，大众中的个人，也应该以集体的形式——整个民族或民族中的整个阶级去服从领导者正确的指导。只有这样集体的行动与集中的领导，才能争取民族或阶级的解放。否则他就是大众之敌。在世界总危机爆发的今日，世界史已经临于突变的前夜，一切客观的条件的发展，都已经存在着革命的因素，要想使这一历史变革的可能性成为现实性，主观的努力，还是必要的。
最后，我还要重复几句，即我并不是反对研究历史上各个阶段的特质，而是说，不要因为研究个别阶段的特质而忘记了它们之间的连续。我并不是反对研究各个民族个别的历史，而是说不要因为研究个别民族的历史，而忘记了它们之间的关联以及它们与世界的关联。最后，我并不是说个人对历史有主导的作用，而只是说全靠客观条件之自然的发展是不够的；在主观上，还要加入活的人类的努力，而这种个人，便是作为历史的主观动因的大众的推动者。总之，必须要依据这些历史的原理，才能对于人类历史，得到全面的正确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