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关于历史之纵的方面的关联，即历史发展之空间的关联这一问题，我们已经说过，不但古代的历史家很少注意到，就是近代有些所谓唯物论的历史家，也完全没有顾到这一部分与全体之统一问题。
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他把世界史划分为几个区域，即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与基督教日耳曼世界，虽然他指出各个世界的历史，并不是不相关联地孤立着，反之，而是世界精神在辩证的发展过程中，借每一民族精神而显现自己。很显然地黑格尔所指的关联，不是具体的历史上的关联，而是指的它们的精神的关联，并且他的目的，不是指的空间与空间的关联以及空间与时间的不可分割性，而是拿空间去分配时间，即他所指的这几个世界，是代表着世界史发展之一系列的时代。东方世界，是代表历史上之“迷信”与“专制主义”的时代；希腊世界，是代表着历史上“美”与“自由”的创造时代；罗马世界，是代表着“不自由”与“痛苦”的时代；日尔曼世界，是代表着“不能再看不出一点不满意的东西”的时代。这样把各个空间的历史凑合为一个历史发展之时间上的系列，自然是对于各个空间的历史之各自的发展不理解，尤其不理解历史在其空间与空间的关联以及时间与空间的统一所发生的影响。我们知道，各个空间的历史，固然可以在世界史的原理之下，综合起来，但所谓世界史的原理，是各个民族在同一历史发展法则之下去发展，不是各个民族担任历史发展的某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以前，没有历史，在这一阶段以后，他把自己的历史就遗交于别一民族。自然，像这样的历史，不是具体的活的历史，而是黑格尔幻想的历史。
在中国以往的历史，一贯的都是以汉族为主干，汉族以外的其他与汉族有关的诸民族历史，除非那个民族曾经“入主华夏”以外，一切都以“夷狄”二字而摒诸中国史之外。即有记载，也非常简略，一直到洪钧的《元史释文证补》，才知道从蒙古种族之历史发展上去搜取材料，但对于相互影响，并未予以说明。元代拉施特的《元史》，又只是编述蒙古民族之世界征服方面，而过于疏忽了蒙古民族与中国之关系。此外中国以往的历史家，如魏源、徐松等，虽然也纵谈“边徼”的形事，但他们总是把其他民族孤立起来去谈，而不把其他民族与中国的历史关联起来，进而从其关联性上去说明其相互的影响。
在近代对于历史发展之外在的关联性问题，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史的意义及范围》一节中，说明研究中国史应注意的几点，其中有涉及历史之外在的关联性者甚多。如他说，我们应该“说明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我族与他族调和与冲突之迹如何，其所产生的结果如何”。“说明中国民族所产生的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如何。”“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梁启超提示的这几点，确实有其部分的正确性，可惜他只是指出了一面，即他民族对中国史的影响，而遗漏了另一面，即中国民族对他民族的影响，同时他在历史科学之实际的研究上，也并没有把他所理解的原理应用起来，因而这只是一种片面的作用，而不是交互的作用。不过，梁启超在这一点上，对于中国史学界，总算尽了一个启蒙的任务。
其他实验主义者的历史著述，不但谈不到理解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联，而且也谈不到汉族史与中国域内及其四周各民族史的关联，甚至就是整个汉族史也不能从其发展的全面上去观察，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就是在时间上截取一个片断，顾颉刚的《古史辨》，就是把整个中国史割成许多碎片。虽然胡适也曾说中国哲学，自东晋以后直到北宋，很受印度哲学的影响，但可惜他并没有继续写出这一时代的中国哲学史。
中国的波格达诺夫主义者陶希圣在其《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根本没有一个字谈到中国历史之外在的关联。自然，在初等逻辑学者看来，甲就是甲，乙就是乙，那完全是各自孤立的绝对的东西，所以中国史就是大汉族主义孤立发展的历史，与其他一切民族是不相干的。因此陶希圣在其大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虽然有一节说到“佛教的输入及兴盛”，但他主要的是阐明“释迦的教义及其变化”以及其“宗派”，他并不是说明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与作用。在同书的第四卷，虽然也说到“金元的集权趋势”，然而他只是截取这两个民族统治中国的一面，而并没有说明这两个民族对中国历史之一贯的关系的发展，所以也只是一种片面的叙述，因而也就无法理解金元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之一贯的影响。
旧的唯物论者观念论者，忽略了这一历史的原理，我们还可以原谅，是由于其自身的阶级性上所展开的思维方法所限制，但是我们初期的新兴唯物历史家，如郭沫若等也没有十分注意这一点。吕振羽在其《史前期中国社会史》以及《殷周时代中国社会》中，他虽然指明了这一原理，但还没有把这一原理充分地具体地应用起来，他也仅仅凭着殷代自身的历史遗存，如甲骨文字以及殷周民族的本位历史去说明这一时代，对于与殷代同时期的许多氏族部落，如甲骨文中所发现的就有几十个，虽然他都提到，但说明太不充分，固然他曾经指明周代社会是殷周两民族的两种世界原理的合流，但他对于殷周与其他各氏族的关系，并没有充分的说明。固然诚如吕振羽在《殷周时代中国社会史》中所云：“史料的缺乏，最足限制我们对一个时代难于达到正确的理解。”然而吕振羽所指的“史料”很显然还是指的殷代自身的史料，他说：“此等（指字片甲骨及其他出土物）出土实物，已流散国外者，只好付之一叹。”吕振羽虽然也曾把殷墟出土的实物与其他地方出土的实物作比较，去相互印证，但并没有充分地指出，这些不同地域的出土古物，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浸润的作用。据他说：“例如就殷墟出土物说，仅言字片甲骨，据闻出土者已达十万片左右，而今日已拓印者尚不到十分之一。”然而他竟根据这极有限的材料，写成殷代的历史，既没有可能去尽量运用殷代历史本身的材料，又没有可能去发现殷代同时的其他氏族的史料，这当然是我们中国的历史家所共同遭遇的一个困难。虽然，吕振羽在方法论的应用上是很谨严的，他虽然受到材料的限制，但他还没有随便肯定他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在其《史前期中国社会史》中曾经极力想从《穆天子传》这些种种神话中去寻找中国与四周氏族的关系。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尤其进一步的把握了四周各民族所给予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但是郭沫若则过于疏忽了这一点。总之，要写成一部完善的中国古代史，还是有待于发掘古物的范围之扩大和民俗学之广大的研究，不仅是在于收集殷周时代汉族文化遗存，而且还要收集与殷周同时代之其他东方各民族的文化遗存，并且也要配合着西欧以至南洋一带诸民族的文化遗存，把这些同时代的民族的文化遗存相互考证，看出它们相互之间的关联与影响。
此外吕振羽在其《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虽然对于四周各民族所给予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作用，都有所叙述，但他对于这一点的说明，也还是十分不够。汉族的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一贯的就与其国内各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关系，不但改变中国史的自身，也改变世界史，如春秋时之蛮荆，汉之匈奴，唐之突厥，皆曾给予中国史以最大影响。反之汉武帝之驱逐匈奴，又给予欧洲史以极大影响，形成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交流，影响到中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开欧洲中古时代千年黑暗的局面。而吕振羽并没有具体的系统的指示。此外苗族回族至今还是构成中国民族的一个单位，这对于目前中国民族问题是如何重要，然而吕振羽的历史中，也说得十分不够的，虽然，这只是就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而说的，我们还没有看见他的中国社会史第三第四册。旧的历史家，以汉族为唯一的人，睥睨一切其他的民族，目以夷狄而摒诸中国历史之外，固无足怪。然而近代许多史的唯物论者，或不能站在民族平等的立场上去研究历史，或者理解到这一点，而没有对这种民族观念的错误见解去作有力的批判，并进而研究那些被压迫民族的历史，考察他们过去失败的历史原因，以及怎样使他们在今后的历史发展中得到一个合理的发展，这是一个最大的缺陷。
我们知道，在实际上中国的历史——也不仅是中国的历史，并不是孤立的生长出来的，反之，而是在与其境内境外各民族的历史之相互的浸润与贯彻而成长出来的。比如与中国历史最早有关系的南方民族是苗族，或称苗蛮，这一民族，一直到现在，还是构成中华民族的一个因素。在历史上，从传说时代的黄帝征蚩尤，尧舜放三苗起，以后经过楚庄王开夜郎，汉武帝通西南夷，马援诸葛亮南征，唐朝的六诏，宋朝侬智高，清代雍正乾隆间之“改土归流”，咸丰同治间之平苗讨杜文秀以至民国二十七年湘西苗变为止，历五千年的关系。北方的民族与中国历史最有关系，而且一度在中国建立大元帝国，统治中国一百余年者为匈奴。这一民族也是从传说时代的黄帝伐獯鬻起，就与中国历史发生关系，以后经过殷高宗伐鬼方，周宣王伐猃狁，尤其与春秋时代的晋，战国时代的秦赵，发生无数的战争，后来经过汉武帝和帝之两次大“膺惩”，遂向西欧窜去，统治了小亚细亚和中欧罗巴的全部，激成欧洲的民族大迁徙，促成了罗马帝国的灭亡。以后唐代的突厥，又向中国方面进攻，一直到元朝，他竟然取得了整个中国的统治，此后到明代才被朱元璋驱出中国，一直到最近外蒙独立，内蒙建立行省，此次中日战争中，内蒙有些王公被日寇利用，叛变祖国为止，也有极悠久的历史关系。在东北方的民族为东胡，在春秋时代山戎病燕，以至五胡诸鲜卑，宋代的契丹，女真，一直到满清入关，建立大清帝国统治中国三百余年，到辛亥革命才被驱逐。然而最近又被日寇利用满族名义（满汉实际已完全合流）建立所谓“满洲国”，直到现在对于中国的历史前途，还发生极大的影响。在西方的民族与中国最有关系者为羌回，从成汤“羌来享”，周武王征师、羌仿髡以来，在晋代的五凉，宋代之西夏以至清代之平准回，民国以来历次汉回交恶，也有四千年的历史。此外朝鲜民族，自殷代起，西藏民族自唐吐蕃时起，日本民族自战国时代起，就与中国历史有关系。然而中国由来的历史，对于这些民族对中国历史之影响，中国历史对这些民族历史之影响，以及其相互间之交互作用，都没有提到，新兴的历史家虽有注意到的，但也并没有研究出一个具体的系统来。
此外，在唐代，中国与印度的关系，非常密切，中国留学印度者，据梁启超的考证，有法显、玄奘、慧皎、义净等百八十人。这对于中国的文化是一个最大的转化，又唐代有阿拉伯人侨居中国所作的游记。宋代与中国南部各民族的关系至为密切，元代与欧洲的关系，明代与南洋的关系，这对于中国的历史都有极大的影响。然而中国过去的历史，并未说明这种影响，甚至近代最进步的历史家，对于这一点，有些也完全没有提到，有些虽然提到，也说得十分不够。这对于中国史的正确究明，是一个必须指出的错误。
像这样的错误，不仅在中国的史学界，就是在世界其他各国的史学界也是如此，甚至在苏联大多数的史学家，尤其是波格罗夫斯基，都犯着这样的错误。波格罗夫斯基一直到他的晚年，才提出了研究苏联各民族史的必要，然而他在研究的方法上，又犯了一个错误，即是他不把各民族史与俄罗斯历史统一起来去研究，而把它们孤立起来去研究，结果，俄罗斯境内各民族的历史与俄罗斯的历史，还是各走各的道路，而不能在它的关联性上去说明其相互的影响。
对于历史的空间的关联性这一点，史大林可以说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发展了，他在其《论苏联史的几个基本原则》中，把苏联历史教科书之具有这一严重的错误，提示出来，予以严厉的指摘。他说：“范拉格等没有执行计划，甚至没有理解这个计划本身究竟是应该包括什么内容。其所编《历史教本》，实为俄国史，并不是苏联史，——即纯粹是俄罗斯人的历史，至加入苏联的各个民族的历史，并没有概括在内。乌克兰，白俄罗斯，芬兰及沿波罗的海各民族和北高加索，后高加索，中亚细亚，远东的各民族的历史事实，完全没有搜罗进去，沿窝瓦河的及北方民族——鞑靼人，巴史基尔人，莫尔达瓦人等的史的发展，也一概被删除。”
史大林以为这样的《历史教本》，至少包含以下的两个不可宽恕的错误。第一：“没有着重指出俄国沙皇政府与俄国地主布尔乔亚同流合污，狼狈为奸的进行扩边殖民强占侵略的作用。”第二：“俄国境内诸弱小民族受沙皇政府的压迫几千年，十月革命才把这些民族从民族压迫之下解放出来，苏联也就成了各民族之兄弟的联盟，和平共处的乐园，但在该教科书中，对于这些民族解放运动的条件与根源，竟未提到，这样，十月革命与苏联之成立，都成为不可思议了。”
因此，他在最后提出编辑苏联史的两个原则：“第一，要不将大俄罗斯史与苏联境内其他民族史分开。第二，要不将苏联各民族史与全欧发展史及世界史分开。”
史大林对苏联史所指出的这一错误，实际上，不仅纠正了苏联史学界的错误，同时，也使得世界各国的史学界有一个基本原则，去重新写定他们自己民族的历史，这对于历史科学的研究上，无疑地，是一个最可宝贵的伟大的供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