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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发展之各个阶段的关联性这一问题，是一切过去的历史家从旧的唯物论者到近代的实验主义者所完全不能理解的，因为所谓历史之各个阶段的相互关联性，是贯穿在历史自己运动的法则之中，在最早期的历史家，他们根本不知道历史是经常在运动的，旧的唯物论者，他们虽然认识了历史是经常在运动中，但他们所谓运动只是机械的运动，而且以为运动的方向，不是一往直前的，而是反复的循环的，所以人类历史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堆了又堆的一些不连续的断片而已。
作为历史之最初出现的东西，是在原始时代的那一阶段，在文字发展的不完备的条件下，所作的一些不连续的简单的记录，大概都采取神话和歌谣的体裁，去记录他们生活的片断经验。如在印度最古的历史著述，便是刺马耶拿（Ramayana）、摩诃波罗陀（Mohaborata）的诗歌，在希腊，便是荷马的记事诗，像这样的历史，他们既不知道追溯以往，也不知道推论未来，就是说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历史时间上的关联性，而为一种纯直观的片断摹写。
随着历史的发展，由于私有财产与国家之出现，历史学便和神学相关联，演进为叙事的简单记载。在中国便出现了甲骨文字、易卦爻以至于《尚书》《毛诗》《春秋》《国语》，这一类的历史的记录；同样，在希腊并产生了柏拉图的《法律论》，柏氏的历史观念，显然已经包含着变化与发展，然而终被神的观念所摧残而夭折。
随着封建的生产力的发展，以后在西方，又出现了希罗多德（Herodotus）、坡里比亚（Polybius）、李维（Livius）、塔西陀（Tacitus）这一些历史家，他们的历史著作，虽然能博引详征，但主要的缺点，还是不能理解历史的关联性，而只是迷惑于一些历史上的枝节问题。
同时，在东方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继着又出现了班固的《汉书》。尤其是司马迁，虽然他还没有把握到历史的全面，尤其是历史的基础，但他已能从社会的各方面去追述历史，上自远古，下逮他自己的时代，但也由于他带有神学的色彩与主观主义，诚如他《报任安书》所云：“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终于只是以观念的连续，代替了具体历史事实的关联，而结局所谓“史记”，也仍是以帝王的“家谱”作为历史的主干。
以后，在封建的专制主义那一长的时期中所有的历史，都承袭着班马，尤其是班固“断代为史”的作风，以帝王世系为历史的中心，中国的廿四史，完全都是如此。这样的历史，诚如梁启超云：“各史既断代为书，乃发生两种困难，茍不追述前代，则源委不明，追述太多，则烦杂取厌。”何况事实上，具体历史的发生发展以至转化，并不是适应着某一朝代政权的交替，而是适应着整个社会的经济的基础。比如自周秦至鸦片战争这两千余年的历史，在质的方面，并没有根本的转化，即仍然是封建主义的社会。朝代虽然换了几十次，然而在其所履行的阶级任务上，还是没有本质的变化。可惜一直到现在，还有某些历史家，依旧不从最基础的经济基础和剥削关系上去说明各个王朝的关联，而却从各个王朝之交替上，去割裂整个中国封建史。因此，人们便只看见表面上朝代的交替，而看不见其本质上，即经济基础上之一贯的连续。因而要想在从古到今的这一类历史中，洞察中国历史发展之一贯的行程与其具体的面目，实在是需要加以一番的整理与再编制，才有可能。
自从布尔乔亚带着科学的武装登场以后，历史的领域，也开始应用他们的科学方法来整理，形成了所谓历史学。事实上，布尔乔亚的历史家，对历史学也确实尽过相对的任务。但唯其他们是从其阶级的观点出发，所以并未能完成历史的科学体系，只是把人类史分作所谓上古史，中古史，及近世史去处理，然他们承认历史之时间上的连续，但有意无意的隐蔽历史之本质上的内在的关联性。这在资本主义各国中，所有的历史著述，都是千篇一律的把活生生的历史，武断地切断，用人为的划分代替历史自身的划分。这在他们，以为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便成了永恒不变的东西了，所以“近代史”，便可以一直“近”下去。
在中国历史学的领域内，一直到梁启超才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夫史之为状，如流水然，抽刀断之，不可得断；今之治史者，强分为古代，中世，近世，犹若不能得正当标准；而况可以一朝代之兴亡为之划分耶？”因此他主张“横的方面，最注意于其背景与其交光，然后甲事实与乙事实之关系明而整个的不致变为碎件”。梁启超虽然“抽刀断之，不可得断”地泥守历史的进化论，但他却看出了“断代为史”的谬误，看出了任意分割历史的不对，并且也感觉了要注意到历史的“背景”与其“交光”，然仅仅这一点，在他们的门徒以至胡适的实验主义者终极还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自然，由于实验主义的限制，他也始终把历史上的诸事实，只看做是各不相关的零碎现象，如他所说的“甲事实”与“乙事实，”因而他所要求的联系，也不过是一种现象的联系，而不是历史之质的内在发展的联系，因而梁启超毕生的历史著述，也还是一些片断的材料之解释。但是，无论如何，梁启超对于实验主义的素养，较之胡适以至其门徒，都要高明得多。
胡适因为他也曾写过一部几分之一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我们也应该把他单独检讨一下。他在其未完成的大著中，虽然也说过研究历史是要“求因明变”，但在分析具体的历史事实时，他便不能实际地应用这一逻辑学的ABC，甚至还没有把梁启超的逻辑好好应用起来。同时，在另一地方——《胡适文存》中又说：“历史是一点一滴的堆砌起来的”（从这里后来又发展为顾颉刚的史学论），由此证明实验主义者的历史，不是活的历史，发展的历史，而是迷惑于历史现象，乃至玩弄玄虚，拿这副眼镜去看历史，历史自然就成了无限现象的堆砌，至于这种“层叠堆砌”而成的历史，不管它和具体历史的本身毫不相干，那总也可以“执行欺骗于一时”。
陶希圣从其历史著作的量来说，是大有可观的，因此，我们对他也有检讨一次的必要。《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他最得意的一部代表作，在这大著“绪言”中，一则曰：“我对于中国史要分成若干期来讲述这一层，便不能够认为陈旧或可笑。”再则曰：“我们对于把历史上各制度看做它们的变化，而不以混沌的名词去笼罩一切，不加分辨这一层，也不能认为徒劳或可怪。”陶希圣主张把历史划分为若干阶段去说明其每一阶段的特质的这种坚决态度，我想是不会有人以为“可笑”或“可怪”的，不过“可笑”或“可怪”的，是他仅仅注意到各个阶段的史料的玩弄，并没有深入到最根基的方面，阶段与阶段，部分与部分间之相互关联。而且在他一再敦嘱我们注意“阶段”之后，他又实行来施用手术，把中国史划分为“神权时代”“贵族统治时代”“王权时代”“民主革命时期”。陶希圣在史学中，经常的很喜欢玩弄“史的唯物论”的文句；但这种“阶段论”却使他现了原形，他和那些“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的“阶段论”，显微镜也照不出它们之间有何歧异了。
另一方面，我首先说到郭沫若，他能够从甲骨文去研究殷代的历史，能够从周金中，《尚书》中，以及《诗经》中去研究周代的历史，这在材料的分类上，是费了一番苦心的，而且在中国他是首先想应用史的唯物论来处理中国史的。自然，从其著作的本身说，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仍不免是偏于一些零碎材料的分类，而没有能够把各种零碎材料归纳于具体的历史发展之中，对中国古代史作出正确的结论来。
其次说到吕振羽，他对于郭沫若的这一缺点，算是能够特别的用力，如他纠正了“殷代开幕”说的谬见，因而又说明了殷代史也还是从史前史相关联的发展而来的。但他在这一点上，至少也是过于着重个别阶段的特质之说明，而没有以同样的精力注意到阶段与阶段间的关联。
总而言之，关于历史发展中之各个阶段的相互依存性这一点，不但观念论者无法理解，即旧的唯物论者和其后来一切机械论者，也是不能理解的。就观念论者来说，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体系中，虽然指示了人类历史是一种往前发展的过程，但他同时又妄想在人类头脑中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认识历史的理念，因而历史的发展，归结起来，仍不是历史自身的发展，而是人类理念的发展，从而历史发展中之各个阶段的关联，也不是具体历史的内在关联，而是人类理念的发展之关联。这样，不但没有具体历史的关联性，而且也没有具体历史的自身了。因此现代许多资本主义的历史家，才会把苏联社会主义的存在与发展，当做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而不把它当做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到最后不得不出现的一个更高阶级的“历史的必然”。同样，也才有人把劳动者革命运动与殖民地解放运动，无赖地归咎于苏联的煽动，而不理解为一种世界史发展到今天的时候的一种殖民地对帝国主义间的内在的矛盾的必然，和帝国主义国内阶级矛盾的必然。此外中国的有些所谓历史家，也才会把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认为是日本军阀的好战，而不认为是日本资本帝国主义的内在性与其发展到今日之必然的结果。像这一些对于历史事变之表面的庸俗的误解，唯一的原因，都是由他们把各个的历史事变机械地片段地表面地观察，而不把这些各个的历史事变联系到一大历史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去。只有把历史理解为一个向前发展的过程，只有把这历史向前发展的过程放在其基础的推动力——生产力之发展上，然后才能正确地理解历史的各个阶段之相互依存性与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