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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个问题解答以后，历史发展的一般合法则性，便自然地明白了，从而证明了马克思所指明的这一见解是十分正确的。
只要我们的历史家，不在马列文献上去咬文弄字，甚至割裂，歪曲马列的整个历史的唯物论，放弃学究主义，公式主义，不用幻想去代替事实，用公式去嵌镶历史，而能正确地依据历史的原理和具体的历史事实去研究历史，则对于交互错综的世界史的构成及其一贯之发展法则，自然会明白的。
我们知道，史的唯物论，并不是凭空幻想出来的教条，而是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抽象出来的结论。当新的事实发现，我们必须要在不背叛它的原则的条件下，加以补充，而使其理论随着事实之发展而发展，不要使理论停留在事实的后面，跟不上事实的发展。比如说由于莫尔根发现了氏族社会，我们就再不应把亚细亚的与古代的两种生产方法，当做是相续的两个社会形态。又比如由于世界史之现实的发展，资本主义已经进到了帝国主义的阶段，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便不能不继着《资本论》来分析这一新的历史时代。现在一些后进的帝国主义又一跃而走上法西斯侵略主义的时代，所以史大林便不能不继续列宁对世界的分析而给予当前正在突变中之世界史以一新的估定。如果专门详征博引马恩列的文句，甚至为了适合于自己的偏见而割裂或曲解其文句，这虽然在他的言语之下，还是对史的唯物论之背叛。至于把具体的历史事实去迁就其抽象的公式或把抽象的公式当做具体的历史，这不仅是机械论者的勾当，而且是玄学论者的继承。
此外，有许多人往往以外表的形式，如政治形式，地理条件，技术组织，法律原理，甚至意识形态去作为史的发展阶段的标识，而不从那作为社会基础的经济构成及阶级关系上去划分历史的阶段，这尤其是根本的错误。自然，我们并不是不承认这些上层建筑等对历史发展所引起的反作用，但它们只是次要的，如果把次要的外在的东西当做历史发展之最根底的内在的主要的东西看，那对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便必然要陷于无法说明的困境。
我们知道“经济上各时代之划分，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何种劳动工具生产”。这就是说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应以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辩证的统一的“生产方法”为准则，而不应以这种生产方法所派生出来的东西为准则。因为社会经济的结构，便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只要经济基础一有变动，一切由它派生出来的现象，也就随着变动了。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上，曾经给予历史发展的法则，即由较低社会经济形态进到较高社会经济形态的这种历史的飞跃性——革命——以透澈的说明。它不是否认政治，法律，以至观念形态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而只是肯定在究极上，必然是生产与生产间的矛盾，促成了历史的发展。因此，所谓历史发展的法则，就是生产力发展的法则，就是生产力在其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与其生产关系所发生的矛盾的统一及其分裂的发展法则。
一切的文化民族，在其历史的初端，都经过氏族社会的阶段，这自从莫尔根从北美印第安人的现存的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发现以后，接着恩格斯又在其《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中，给予更有力之补充，现在，差不多为一般人所公认了。而且事实上，在古代的日本，中国，俄罗斯都找出了这一历史的遗迹。例如在中国，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便是企图打破中国史是从殷代开幕的谬见，并且指明在殷代以前的中国史，还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原始共产制度时期。以大化为日本史开始的谬见，自佐野利一的《物观日本史》的出世后，大家今日也公认在大化以前的日本，还有一个很长的氏族制度时代。同样，俄罗斯的历史，并不始自卡札尔族入侵的时候，也不是始自基辅时代，在此时代以前，也还有一个长的时期，这在波克罗夫斯基的《俄罗斯社会史》上说得很明白。
关于奴隶所有者社会之普遍存在性，这也为一切进步民族的历史事实证实了。不仅在希腊罗马，而是在希腊罗马以外的一切民族所共同经过了的一个历史阶段。这在日本大化时代，在中国的殷商时代，在俄罗斯的基辅时代，都正是这一阶段的历史时代。此外在地中海沿岸，在中央亚细亚，在印度，在埃及，不管它们的地理条件如何，不管它们的发展形态如何，总是经过了这一历史阶段。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法”，只不过是希腊罗马而外的奴隶制的一个变种，因而有些人以“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来取消历史上的奴隶社会这一阶段，也就成为不可能。此外有些人以为日耳曼民族历史由氏族制直接跃入封建社会，便以为它空白了奴隶制，便以为奴隶制不是历史上必要的一环，但在具体的历史事实上，日耳曼民族并不是空白历史上的这一环，而是通过希腊罗马的历史，补充了这一历史阶段的内容。因而有些人以为由氏族社会可以直接发展为封建社会，这一种见解，尤其是证明其对于史的发展形势之毫无知识，因为封建制就恰恰是要从奴隶制度的废墟上才能建立起来。
封建制在世界史之一般的存在，也是很明显的事实。虽然在西欧与在“东方”所表现的形态，多少有些不同，但这决不是本质上的差异，而是形式上或发展的程度上的不同。这在中国从西周起，一直到鸦片战争为止，都是属于这一时代，在俄罗斯，从莫斯科维朝代起到亚历山大二世，也都是属于这一时代。此外在印度，以及其他一切民族，它们历史上都存在过地主对农奴的剥削关系，不管这种剥削关系，是贵族对农奴，是地主对农民，只要它在本质上，是土地所有者对直接耕种的农民执行“超经济的强制性”的剥削，这便是封建的剥削，因而也就是封建制度的存在。有些人一直到现在还从专制政治，灌溉制度这一些政治形态，技术问题去否定中国曾经有封建制之存在，或在以交换关系——商业资本——之存在，而认为封建制度破灭了，这些人无非企图历史地去否定中国有阶级剥削关系之存在，因而否定中国没有反封建的必要，从而否定中国革命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至于封建制度在中国史上之安插问题，更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吕振羽说是从西周起的，郭沫若又说西周是奴隶社会。此外李季说自周至周末为封建期，以后便划入前资本主义时代，陶希圣则以为周代为封建期，在封建期后又还有一个奴隶制（西汉），同时他又把战国以后的中国史划入“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像这些划阶段的见解，虽然各有其说法，但我以为把中国从西周到鸦片战争划入封建社会是正确的。
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人类前史的终结。其具有一般的存在性，是不成问题的。不过随着资本主义之不平衡的发展，很多国家或民族，便在少数资本主义的隶属与统治之下，变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而不能独立自由的完成其自身的历史的发展。比如中国和印度在预备由封建主义转入资本主义的历史行程中，便被迫转入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的历史命运。又比如阿比西尼亚还在奴隶制的历史阶段中，便在意大利的暴力之下，转入殖民地的过程。又比如北美印第安人，还在氏族制的阶段，便被白人剿杀其历史发展的自由性。所以有些人如李季、严灵峰、任曙等把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史，划入资本主义时代而忽略其半殖民地与半封建性及其内在的关联。又有些人把这一段历史，完全认为是封建社会，而忽略封建社会自身的没落过程及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对封建经济所起的分解作用，都是一种带有政治阴谋的毒性的见解。
至于有人把帝国主义当做与资本主义是一种异质的历史阶段，甚至从考茨基到托洛茨基这一流派，还在帝国主义时代之后，加上一个“超帝国主义时代”，以企图延展资本主义的历史，这十足是对史的唯物论之反叛。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在本质上，就是发展到最后阶段的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到这一时代，它已经没有可以发展的余地，而必然要没落了。实际上，它就是资本主义的继续，它并没有创造一种别的生产方法，它只是强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上的一切矛盾的因素。虽然在政治上表现为法西斯侵略主义，但这就恰恰证实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支配，已经不能用和平的政策维持，而必须以暴力来苟延残喘了。
苏联的出现，而且渐渐地长成，壮大起来，这就充分地证明社会主义之历史的胜利，证明了一切民族和国家都有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走入社会主义的历史的可能性与必然性。现在，从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这一历史的倾向和征候。比如在资本主义慢性的无止境的经济恐慌的袭击之下，全世界，无论哪个国家，勤劳大众都陷于极端的贫困，饥饿与死亡的威胁之下，因而引起了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阶级斗争之激化，同时在先进资本主义各国和后起资本主义各国间，由于不均衡的发展，一方面要求维持现状，一方面要求市场再分割，又引起了他们彼此间的矛盾之加深，因而后起的帝国主义，便以法西斯侵略主义的形式而出现。法西斯侵略者，为了解脱其自身的危机，而疯狂地发动侵略战，这又引起了侵略主义国家与被压迫国家民族间的矛盾之锐化。同时由于苏联的存在，及其成了世界和平支柱的事实下，又引起法西斯侵略主义与社会主义间之尖锐冲突。其次，在侵略的第一面，又表现为全世界勤劳大众之反侵略运动的国际化，从而西班牙的反德意法西斯，阿比西尼亚反意大利法西斯与中国的反日本法西斯侵略主义的战争，便都有其复杂的国际性的内容。资本帝国主义是建基于对国内无产阶级与殖民地奴隶的榨取之上，这种基础，早已全面的动摇，加上法西斯侵略主义扩大推行，便更把其整个世界推入人类前史崩溃之途，现在已表现为政治的总危机。至于反革命的“托派”为了实践其法西斯强盗的走狗工作，企图去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存在的可能性，因而说社会主义在某一国家中，没有单独胜利的可能，并且引用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所说的这样一句话：“这种革命，能不能发生在某一国家里面呢？”他自己又回答：“不能够。”作为证明。他们忘记了恩格斯说这句话的时代，资本主义还在向上的时代，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并已在帝国主义内部而又分裂出法西斯主义的时代。同时他们不知道：“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是资本主义的绝对法则，这个法则，使社会主义首先在若干的或者甚至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有胜利的可能。”同时他们又不知道：“在帝国主义时代，发展的不平衡法则，乃表示一国对别国的突变式的发展，一国被别国从世界市场中迅速地排挤出去，也是表示已经分割了的世界，用军事和战祸的方法定期地举行再分割。帝国主义阵营的纠纷，一天天加深而尖锐化，世界资本主义阵线，一天天削弱，因此某些国家普罗列塔利亚有突破这种阵线的可能。”
反革命的托洛茨基派纵然想借用考茨基的成语，卑俗地去美化资本主义，以效忠于他们的主子——国际法西斯，然而列宁却在千变万化的历史环境下，给予这个问题以天才的解答，他不但在理论上光辉地应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而且在实际上，在革命的行动上，充分地证实了他这一解答的正确性。
现阶段的世界史，充分地说明了“在世界帝国主义经济这个统一的整体的整个体系中，已经有革命的客观条件存在。而且，如果，或者更确切些说，因为整个体系，已经成熟到革命程度”。换言之，世界史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突变的时代——劳动者阶级的革命，殖民地奴隶的起义，法西斯侵略的进行，和另一方面反侵略的和平要求，在这个时代，都一齐爆发出来了。这是一个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也是一个争取永久和平与反对侵略的时代，是世界总危机的时候，某些国家被压迫的阶级，或某些被压迫的民族，得以切断其中最弱的一环，而且使一国内社会主义胜利，或民族解放斗争胜利，有其可能性的现实性，不过只有在依据于各个国家和民族之广大的人民斗争，才能保证这种胜利的可能性的实现。
这样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不论其地理条件如何，技术如何，以及一切特殊的关系如何，在本质上，是有其发展之一般法则的。虽然各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中，也有其特殊的法则，但这只是多少改变其形式，对于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可能的。我们知道，一切文化民族都经过无阶级的氏族社会，同时又由此而转入阶级社会——即古代的，封建的，及近代布尔乔亚的社会……但是历史的倾向，又显示了一切文化的民族在将来都要转变为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社会是对历史的第一个否定，因为它否定了无阶级社会，然而社会主义的社会，又要否定阶级社会，这便是历史之否定之否定。但是这种作为否定之否定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原始的氏族社会之复归，而是更高级的无阶级共有的社会经济形态之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