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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蓝答儿钩考”“阿里不哥之乱”和“李璮之乱”，可谓忽必烈崛起过程中相继发生的三大危机。这三次大危机只要有一场未能熬过，中国历史上大概将不复有元朝这个朝代。当然，它们对元世祖的政治性格和元初内政外交的微妙影响，只有在更晚的时候才可见端倪。到1264年（至元元年），这些惊心动魄的时刻，俱已成为前尘影事。忽必烈终于能够把曾经向“潜邸旧侣”屡次表态——“我今虽未能即行，安知它日不能行之耶！”——的那些治天下之道，付诸实施了。至元八年的演朝仪，那不过是场面上的装饰。
对于治理汉地的人民，蒙古统治者口气一度是非常凶狠的。有个叫“别迭”的蒙古官员向成吉思汗提出过著名的建议：“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这个无比大胆而又“符合逻辑”的建议，虽然因为耶律楚材的劝阻未能实现，但经过后世汉学家的层层转述，连马克思都略有耳闻，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个脚注里还引用过。
还有一次，成吉思汗嫌弃金朝投降过来的军队非常累赘，“次牛阑山，欲尽戮汉军”。
（《元史·石抹
孛迭儿传》）
接下来的三大汗，南征北战，哪次不是杀人盈城？忽必烈的幕僚之一李治说得形象：“黄麾一指，伏尸万里”。
想不到，才过了半个世纪，成吉思汗的继承者摇身一变，当起推行“仁政”“汉法”的“中国之主”来，居然也有模有样。
《元史》记载，1262年（中统三年），忽必烈语重心长地嘱咐宰相：“朕或乘怒欲有所诛杀，卿等宜迟留一二日，覆奏行之。”意思是说：“我发怒下令杀人的时候，你们不要马上就办，可以等个一两天，我心情好了，再上奏一次看看。”另一次，忽必烈觉得监狱里面关的人太多了，“敕诸路自死罪以下，纵遣归家”，让他们等到八月秋凉的时候，自己回大都报到，听候判决。这些囚犯居然都乖乖回来了。于是忽必烈可怜他们，大笔一挥，一律释放！这些事迹搁在赞美唐太宗的《贞观政要》里，恐怕也没有什么逊色之处。
这里不可能详细介绍至元元年到至元八年，忽必烈推行中原王朝的传统制度的一揽子举措。这些足够写半部元代制度史了。我们只好讲讲当时最为耸动视听又意义深远的两项：一是建都，二是改国号。
忽必烈幕府的老根据地，原在桓州之东、滦水之北，一片金莲花遍地绽放的开阔平原。在此地修建的城郭，先名“开平”，后名“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北）。至元元年开始，忽必烈着手在金朝旧都燕京（今北京）的基础上营建新的首都，历时近20年才完全竣工，后名“大都”。
这座华北平原上的千年古城，占据形胜之地，北连朔漠，南控江淮，西拥太行，东濒渤海，便于同时控制漠北和汉地。新首都有11个城门，据说象征哪吒神的“三头六臂两足”。皇城之内耸峙着大明殿、延春阁、隆福宫等宏伟富丽的宫室，又将栽满了芙蓉花的太液池（今北海和中海）囊括在内，格局仿佛游牧民族依山傍水的冬季营地
。这是个草原—农耕混搭风格的大都会。
宫城之内，太液池中，有琼华仙岛，后改名万寿山。山高数十丈，翠草纷纷，松桧隆郁，峰峦隐映。山顶是金碧辉煌的广寒殿，四望空阔，下植杨柳，时人所谓“广寒宫殿近瑶池，千树长杨绿影齐”。
值得一提的是，1269年（至元六年），忽必烈派往日本的招谕使节黑的，被阻拦在了对马岛，屡次同日方交涉未果，双方还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元朝使节无奈，只好绑架了两个正好在附近捕鱼的日本渔民回京交差。这两个九州当地的渔民叫塔二郎、弥二郎。到了大都，忽必烈派人领着这两人“遍观”万寿山上的“玉殿”。太液池周围的景致，曾让见识过万国荣华的马可·波罗惊叹不已。这两个出生以来就不曾见过什么大世面的渔民，自然不会比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出息更大。《高丽史》中记载，忽必烈当时还耐着性子对这两个渔民说，日本自古就朝觐中国，自己希望日本来朝，“但欲垂名后世耳！”
（《高丽史》卷26）
建都之外，还有改元。直到1271年（至元八年），忽必烈政权一直沿用前代大汗的国号：“大蒙古国”（蒙古语：也可蒙古兀鲁思）。所以，1268年（至元五年），忽必烈送到日本的国书，具名还是“上天眷命，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至元八年，忽必烈的生日过后三月有余，就向天下宣布改国号为“元”。这道建国号诏书的修辞很有意思。它一上来就将中国上古以来的国号评头论足了一番：
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且唐之为言荡也，尧以之而著称；虞之为言乐也，舜因之而作号。驯至禹兴而汤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还，事殊非古。虽乘时而有国，不以利而制称。为秦为汉者，著从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不无少贬。
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些个国号取得都不怎么样。然后才进入正题：
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章申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兹大冶流形于庶品，孰名资始之功；予一人底宁于万邦，尤切体仁之要……
“元”这个国号，仅仅是“大蒙古国”的一种对译，还是有什么别的政治哲学或意识形态的深意？学者众说纷纭。这里只节录唐德刚先生的一段明快断语，为这道诏书做一注解：
中国的朝代名称，从秦、汉、魏、晋……到宋、辽、金，均是具体的地名。但是蒙人在入主之后……乃改用一个抽象的名称改元，以为朝代之名，以示其是一个真正的“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儒家思想里的宇宙大帝国，不自限于某一特定区域也。
唐先生的断语对与不对，留待下一章讲忽必烈的征日动机时再详说。我们只需知道，就在忽必烈向天下宣布改国号的几乎同时，元日开战前的最后一名使节赵良弼，正带着忽必烈的“最后通牒”在日本登岸。
他究竟是代表儒家的“中华共主”来要求日本承认，还是代表着“灭国四十”的蒙古帝国来要求天皇匍匐在大汗的脚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