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鲁迅先生回忆，晚清留日的中国学生“因为恨日本，便神往于大元”，常常太息流涕：“那时倘非天幸，这岛国早被我们灭掉了！” （《坟·说胡须》）他们说的就是元世祖忽必烈发动的两次东征日本之役。所谓“天幸”，自然是那场让无数元朝官兵葬身海底的“神风”。

说到忽必烈东征日本，有两个问题最能引起我的兴趣：第一，元朝未能征服日本，仅仅是因为“天幸”从中作梗，或者说，无非是给“天气改变历史”这个冷冰冰的命题提供又一个注脚吗？这是个史事方面的问题。第二，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对元日之战怀有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感情，爱它的原因也许很多：这是一次历史上不多见的大型对外战争，其对象绝非如今地图上踪迹全无的什么南蛮北狄，而是与中国有着千年恩怨纠葛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前身；这场战争还是一次盛大的实力宣示（muscle-ﬂexing），用鲁迅先生的话说，那是“我们”显得比较阔气的时代（《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舰队最后没于风涛，似乎又比垓下的西楚霸王更有理由将失败归结为天意，“非战之罪也！”恨它的原因却有些微妙：大概这仗打得虎头蛇尾，惨淡收场，不甚光彩，又或者因为学界喜欢归入“征服王朝”“内亚边疆帝国”或“多元型帝国”的“大元”，比起传统的秦汉帝国来，还不够“我们”？这是个评判方面的问题。

思考归思考，困惑归困惑，我实未获得机缘来一探究竟。直到去岁秋杪，在通读元初文人王恽的文集的时候，我偶然遇到了一篇题为《泛海小录》的文章。王恽大概与亲历第二次东征战争的人士有过接触，这篇短文不足600字，却仔细记录了元朝大军的途经岛屿和航海里程，赞叹于茫茫大海中央远眺传说中的“三神山”，得见“群峰环绕”“郁然为碧芙蓉”的奇景，惊讶日本武士多用黄金珠琲装饰甲胄，“视死不畏”，颂扬本朝官兵孤军奋战，“呼声勇气，海山震荡”，叹惋这次“出师之盛”远迈汉唐，离胜利仅一步之遥，最终却船毁人亡，惨淡收场。这篇日本战纪，自然不是我首先发现的，我也不是第一次读到它，但在那一特定的时空中，作者落笔之际的种种情绪起伏，他的好奇心，他的骄傲、惋惜、忧伤，仿佛也感染了我。兹后，我着手系统阅读相关的史料和论著，希望深入和全面地了解这两场奇特的战争。

搜集和整理元日战争的原始资料并加以研究，主要工作是由日本学者完成的。据说，这两场战争是日本近代以前最大规模的“国土保卫战”，成为日本国民津津乐道的话题，毫不奇怪。若非史料委实太少（用某西方学者的话说，是“surprisinglyfew”），我疑心，以日本民族的热情，说不定能够将之发扬光大成“敦煌学”“吐鲁番学”意义上的什么“元寇学”或“蒙古袭来学”之类。自19世纪末迄今，日本出版了大量以“元寇”或“蒙古袭来”为题的学术论文和著作，这些论著又衍生出林林总总的通俗读物、小说、漫画和影视剧。遗憾的是，这些日文论著，国内仅有少数大学和公共图书馆入藏，普通读者不易寻觅。

管见所及，日文论著中当然不乏一些学术价值很高的作品，不过，有的作者受“皇国史观”的影响，立论偏颇，有的详于考证，烦琐曲折。时代愈往后，参差不齐、泥沙俱下的情况也愈明显。许多晚近问世的作品，不论就史料或就史论言之，与池内宏等前辈学人的旧作相比，罕见超越之处，既未能适时吸收中国学者考订元日史事的最新成果，更不善于重新发掘和利用元朝一方的记载。这种现象，或许从一个侧面说明，“元寇”作为学术话题，在日本已经发展得过分成熟，今人只剩下饾饤补缀的工作可做，否则只有绞尽脑汁，在叙事和表现形式上翻出些花样。在众多日文作品中，山口修的《蒙古袭来》（桃源社，1979年）考证笃实，叙事晓畅，我推荐给有兴趣且能够阅读日文的读者。

国内关于元史、中日关系史和日本中世史的中文出版物和学位论文，多少也涉及元朝两次东征日本的历史。不过，这种略存梗概、面目相似的介绍，读起来总觉大不过瘾。腊六丸（李杰）先生的《忽必烈用兵日本》（作家出版社，2012年），以演义小说笔调铺叙这段历史，嬉笑怒骂，虽然有欠严谨，还是提供了高丽和日本国内情事的不少细节，大瑜大瑕，不能互掩。在为数不多的学术论著中，王启宗先生的系列论文对主要史料做了搜集、比次和移译，乌云高娃女士详细梳理了元朝与高丽的关系，王颋先生、于磊先生对元日战争相关史事做了补充考订。本书的写作尤其得益于王启宗等前辈学者的专门研究。

不过，迄今出版的这一题材的所有作品，仍然没有一本能够提供我——作为普通的中国读者，也作为中国历史研究者——渴望了解、讨论和展现的全部重要问题和细节。“小史”之作，乃是以严肃的史学态度，重新考证和发掘相关史料和史事，融会诸家之说，而以己意折中之，并以较为浅近的叙述、悉心斟酌的结构布局，向普通读者和历史研究者描绘笔者心目中的元日战争图景。

这本小书与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同时动笔，也几乎同时完成，可算我博士论文写作之余的娱乐消遣。说起来，我对本书投入的兴趣、感情和精力还要多过前者。由此得到的回报也是极丰厚的，在枯燥的论文写作期间，得以身居“魏阙之下”而思接千载，时时神游于合浦、对马、博多和镰仓的“江海之上”，乐莫大焉。我的博士生指导教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张帆教授，在学位论文尚未见一字的情形下，慨然允许我开辟“第二战场”，又于百忙之中垂阅全稿。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郑小悠博士，将我引荐给汉唐阳光的出版人尚红科先生。他们的鼓励和指导始终伴随着我，直至本书完成，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众多同门和好友，也为我写作遇到的各类问题答疑解惑，裨益良多，特致谢忱！书中如有疏漏和错误，实因笔者学识谫陋所致，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周思成
2018年10月17日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