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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鲁迅先生回忆,晚清留日的中国学生“因为恨日本,便神往于大元”,常常太息流涕:“那时倘非天幸,这岛国早被我们灭掉了!” (《坟·说胡须》) 他们说的就是元世祖忽必烈发动的两次东征日本之役。所谓“天幸”,自然是那场让无数元朝官兵葬身海底的“神风”。

说到忽必烈东征日本,有两个问题最能引起我的兴趣:第一,元朝未能征服日本,仅仅是因为“天幸”从中作梗,或者说,无非是给“天气改变历史”这个冷冰冰的命题提供又一个注脚吗?这是个史事方面的问题。第二,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对元日之战怀有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感情,爱它的原因也许很多:这是一次历史上不多见的大型对外战争,其对象绝非如今地图上踪迹全无的什么南蛮北狄,而是与中国有着千年恩怨纠葛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前身;这场战争还是一次盛大的实力宣示(muscle-flexing),用鲁迅先生的话说,那是“我们”显得比较阔气的时代 (《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 ;舰队最后没于风涛,似乎又比垓下的西楚霸王更有理由将失败归结为天意,“非战之罪也!”恨它的原因却有些微妙:大概这仗打得虎头蛇尾,惨淡收场,不甚光彩,又或者因为学界喜欢归入“征服王朝”“内亚边疆帝国”或“多元型帝国”的“大元”,比起传统的秦汉帝国来,还不够“我们”?这是个评判方面的问题。

思考归思考,困惑归困惑,我实未获得机缘来一探究竟。直到去岁秋杪,在通读元初文人王恽的文集的时候,我偶然遇到了一篇题为《泛海小录》的文章。王恽大概与亲历第二次东征战争的人士有过接触,这篇短文不足600字,却仔细记录了元朝大军的途经岛屿和航海里程,赞叹于茫茫大海中央远眺传说中的“三神山”,得见“群峰环绕”“郁然为碧芙蓉”的奇景,惊讶日本武士多用黄金珠琲装饰甲胄,“视死不畏”,颂扬本朝官兵孤军奋战,“呼声勇气,海山震荡”,叹惋这次“出师之盛”远迈汉唐,离胜利仅一步之遥,最终却船毁人亡,惨淡收场。这篇日本战纪,自然不是我首先发现的,我也不是第一次读到它,但在那一特定的时空中,作者落笔之际的种种情绪起伏,他的好奇心,他的骄傲、惋惜、忧伤,仿佛也感染了我。兹后,我着手系统阅读相关的史料和论著,希望深入和全面地了解这两场奇特的战争。

搜集和整理元日战争的原始资料并加以研究,主要工作是由日本学者完成的。据说,这两场战争是日本近代以前最大规模的“国土保卫战”,成为日本国民津津乐道的话题,毫不奇怪。若非史料委实太少(用某西方学者的话说,是“surprisinglyfew”),我疑心,以日本民族的热情,说不定能够将之发扬光大成“敦煌学”“吐鲁番学”意义上的什么“元寇学”或“蒙古袭来学”之类。自19世纪末迄今,日本出版了大量以“元寇”或“蒙古袭来”为题的学术论文和著作,这些论著又衍生出林林总总的通俗读物、小说、漫画和影视剧。遗憾的是,这些日文论著,国内仅有少数大学和公共图书馆入藏,普通读者不易寻觅。

管见所及,日文论著中当然不乏一些学术价值很高的作品,不过,有的作者受“皇国史观”的影响,立论偏颇,有的详于考证,烦琐曲折。时代愈往后,参差不齐、泥沙俱下的情况也愈明显。许多晚近问世的作品,不论就史料或就史论言之,与池内宏等前辈学人的旧作相比,罕见超越之处,既未能适时吸收中国学者考订元日史事的最新成果,更不善于重新发掘和利用元朝一方的记载。这种现象,或许从一个侧面说明,“元寇”作为学术话题,在日本已经发展得过分成熟,今人只剩下饾饤补缀的工作可做,否则只有绞尽脑汁,在叙事和表现形式上翻出些花样。在众多日文作品中,山口修的《蒙古袭来》(桃源社,1979年)考证笃实,叙事晓畅,我推荐给有兴趣且能够阅读日文的读者。

国内关于元史、中日关系史和日本中世史的中文出版物和学位论文,多少也涉及元朝两次东征日本的历史。不过,这种略存梗概、面目相似的介绍,读起来总觉大不过瘾。腊六丸(李杰)先生的《忽必烈用兵日本》(作家出版社,2012年),以演义小说笔调铺叙这段历史,嬉笑怒骂,虽然有欠严谨,还是提供了高丽和日本国内情事的不少细节,大瑜大瑕,不能互掩。在为数不多的学术论著中,王启宗先生的系列论文对主要史料做了搜集、比次和移译,乌云高娃女士详细梳理了元朝与高丽的关系,王颋先生、于磊先生对元日战争相关史事做了补充考订。本书的写作尤其得益于王启宗等前辈学者的专门研究。

不过,迄今出版的这一题材的所有作品,仍然没有一本能够提供我——作为普通的中国读者,也作为中国历史研究者——渴望了解、讨论和展现的全部重要问题和细节。“小史”之作,乃是以严肃的史学态度,重新考证和发掘相关史料和史事,融会诸家之说,而以己意折中之,并以较为浅近的叙述、悉心斟酌的结构布局,向普通读者和历史研究者描绘笔者心目中的元日战争图景。

这本小书与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同时动笔,也几乎同时完成,可算我博士论文写作之余的娱乐消遣。说起来,我对本书投入的兴趣、感情和精力还要多过前者。由此得到的回报也是极丰厚的,在枯燥的论文写作期间,得以身居“魏阙之下”而思接千载,时时神游于合浦、对马、博多和镰仓的“江海之上”,乐莫大焉。我的博士生指导教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张帆教授,在学位论文尚未见一字的情形下,慨然允许我开辟“第二战场”,又于百忙之中垂阅全稿。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郑小悠博士,将我引荐给汉唐阳光的出版人尚红科先生。他们的鼓励和指导始终伴随着我,直至本书完成,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众多同门和好友,也为我写作遇到的各类问题答疑解惑,裨益良多,特致谢忱!书中如有疏漏和错误,实因笔者学识谫陋所致,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周思成
2018年10月17日于家中 oA7Cd0v1TEUZGDinKgk718dp3GEtih3fSidhxnr6jO5Ya2Ob3hDhFZEHeJJn4Z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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