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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从高丽奴才那里了解到日本和高丽隔海相望，在决策遣使日本前，这个国家在忽必烈以及元朝朝野上下的心目中，究竟是个什么形象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笔者姑且一试。
研究者相信，著名的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也做过忽必烈身边的一个“怯薛”，忽必烈经常派他出使中国各地，甚至南海诸国。忽必烈有个小爱好，每当去各地出差的使臣回朝，他都要向他们打听一些当地的“人情风俗”；马可·波罗就非常善于搜集这类奇闻逸事，所以尤其得宠。 （《马可波罗行纪》第 15—16章） 在《马可波罗行纪》中，有一段关于“Zipangu”岛屿的描述。一般认为，“Zipangu”就是“日本国”：
日本国是一岛，在东方大海中，距陆一千五百哩。其岛甚大，居民是偶像教徒，而自治其国。据有黄金，其数无限，盖其所属诸岛有金，而地距陆甚远，商人鲜至，所以金多无量，而不知何用。
此岛君主宫上有一伟大奇迹……其顶皆用精金为之……复次宫廷房室地铺金砖，以代石板，一切窗栊亦用精金，由是此宫之富无限，言之无人能信。
有红鹧鸪甚多而其味甚美。亦饶有宝石、珍珠，珠色如蔷薇，甚美而价甚巨，珠大而圆，与白珠之价等重。忽必烈汗闻此岛广有财富，谋取之。
马可·波罗肯定未到过日本，并且他进入元代中国是1275年（至元十二年），也就是战争开打以后。不过，他的这段描述，大概得自当时亚欧大陆商贸圈中广泛流传的对日本物产的模糊印象。我们将之看作当时欧亚大陆（包括元朝）对岛国日本的想象，大抵不致错谬过甚。
这段描述有吸引蒙古人的地方吗？显然是有的。蒙古统治阶级大概不会关心“红鹧鸪”比起塞北八珍中的“天鹅炙”是不是更美味。但是，黄金和珍珠，这两样可是蒙古帝国内最受追捧的支付手段、流通手段和奢侈消费品。
黄金这种流行欧亚的硬通货，自不必言。珍珠是蒙古人用来装饰妇女头戴的“罟罟冠”、礼服乃至军官虎符、圣旨诏书的主要奢侈品。蒙古贵族喜爱珍珠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呢？
有个叫尚文的汉人，在河南行省做官的时候，恰巧遇上有西域商人进献珍宝，售价“六十万锭”，他的上司，某“省臣平章”（蒙古人）面有得色地向他夸耀：“这个见过没？这叫押忽大珠，卖六十万，不贵！”六十万锭是个什么概念呢？大概是元朝前期平均一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这颗大珠有没有卖到六十万锭，我们不知道。不过，对于如此珍宝，当时一座官员都传看把玩，爱不释手。尚文非常瞧不起，勉强问了一声：“这玩意有啥用？”上司回答：“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看来是养生美容，效果俱佳。尚文只好发了一通“对天下百姓来说，粮食才是宝贝”云云的牢骚 （《元史·尚文传》） 。
或许，除了“蒙古帝国意识形态”和“合法化饥渴”，传说中的“黄金之国”和蔷薇珍珠，也是忽必烈决定不计代价逼迫日本臣服的理由之一吧。
除了《马可波罗行纪》外，元朝后来纠集文化精英编修的《宋史》中的《日本传》，也或多或少反映了当时人对日本的贫乏和碎片化印象。
这篇《日本传》三分之二的内容，居然是距元朝两百多年前一个日本僧人来华的相关事迹，节录了他带来的一些日本国情资料。这个僧人叫奝然，984年（宋太宗雍熙元年）带着5名弟子来华，请走了一些佛经和佛像，带来了两种介绍日本国情和地理的资料，即《王年代记》和《职员令》。
这两种资料让中国官修正史的《日本传》走出了依靠传说的时代，十分重要。然而，就拿《日本传》节录的六十四世天皇来说，最后一位，才数到969年至984年在位的圆融天皇。13世纪的元朝人看这些，应该类似今天我们看18世纪德川幕府的历史一样，充其量不过是学者专家案头的消遣，有什么实际作用？
信息更新不及时也就罢了，奝然和尚的文字，又往往带有强烈的文学意味和个人体验色彩。他说，来的时候是“附商船之离岸，期魏阙于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万里之波涛难尽；顾信风而东别，数千重之山岳易过”，又说回去的时候是“季夏解台州之缆，孟秋达本国之郊”。不辨航路与季风的古代书生看到这些，自然如堕五里雾中。宋元之交的大学者马端临——可算忽必烈的同时代人——就曾抱怨，那些个路途道里的记载，一会“何其远也”，一会“又何其近也”，让人搞不清楚。
马端临撰写的《文献通考》，成书于1307年（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其中的《四裔考》也有一篇日本的介绍，无非也是抄撮历代正史的《倭国传》和《日本传》而成。读来读去，普通人怎么也没法把上面这些文字记录，同现代的民族史学叙述呈现的镰仓日本联系起来。
读史者看到这里，不禁要感慨，一场太平洋战争下来，美国涌现了多少在日本研究领域开风气之先的“日本通”，包括国人熟悉的写《菊与刀》的本尼迪克特。而元世祖与日本两次大战，死伤十几万人，居然未能换来同时代绝大多数人对于日本的一点新认识，怪哉，怪哉！
倒也无须苛责古人。当时生活在元朝疆域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没出过国、留过洋，既没有今日的高校和公共图书馆可资利用，也不能便利地在线搜索百度、谷歌、维基百科等等，更没有什么人甘愿舍弃“四书五经”中的“黄金屋”“颜如玉”，专门搜集国外的情报资料。直到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叙》中还在批评：
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邹衍之谈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诞不足议论也者，可不谓狭隘欤！
笔者这里之所以仿效今天时髦的形象学和传媒学，研究一点忽必烈时代的日本印象，也想说明一点：忽必烈打算对日本出手的时候，面对着的实在是他并不怎么了解的一个对手，即便这种信息匮乏因为后来多次遣使日本，有些许改善，仍然远远不够。这对于两次远征和孤悬海外的十几万元朝官兵来说，可是致命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