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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法性欠缺综合征”

除“蒙古帝国意识形态”外,还有一个深层动机,促使忽必烈出兵日本,我们称之为“合法化饥渴”或者“合法性欠缺综合征”。这是几乎困扰忽必烈一生的顽疾。

不错,蒙哥战殁四川而引发的皇位争夺,最终胜出的人是忽必烈。比起蒙古帝国的“前四汗”,新生的忽必烈王朝最大的两个软肋,就是“得国不正”和“推行汉法等于背离草原传统”。我们只需要摘引一段美国蒙古学家罗沙比的评语,就足以说明忽必烈当时的心理状态:

和他的前辈一样,忽必烈清楚地知道,他必须继续坚持领土扩张的政策。因此,他的军事机器一直保持着临战状态。在蒙古人眼中,作为统治者,他的成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够为他的帝国增加多少财富、人口和疆域。同样,汉人的思想观念认为,一个好君主的贤德及其国度的荣耀会吸引外国人来朝,并服膺于华夏文明。为了提高他作为蒙古人和汉人世界统治者的权威性,忽必烈必须采取一种果断的、进取性的甚至进攻性的对外政策。此外,对忽必烈夺取汗位的质疑,也迫使他必须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平息对他统治权力的任何疑问。既然他曾受到自己亲兄弟的挑战,那么肯定还会有人质疑他是否有资格担当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对他来说,堵塞质疑之口的最好方法,莫过于把更多版图纳入蒙古的政治控制之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1271年,当57岁的老皇帝忽必烈,志得意满,举目四顾,正要感慨时无英雄、对手难觅的寂寞时——虽然南宋尚未降伏,他打心底里瞧不起南宋朝廷那一帮君臣,或许贾似道和文天祥除外——一个不怎么和谐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朵里。《元史》里有一篇元代西夏人的传记,里面说,正在这个当儿,“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这个“西北藩王”或许是对忽必烈早就心怀不满的窝阔台、察合台后王,或许是忽必烈的亲弟弟、已经在伊朗“自帝一方”的旭烈兀,又或许是金帐汗国的蒙哥帖木儿汗。总之,来朝的使节似乎非常忠实地转达了他们的质问:

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元史·高智耀传》

直到这时,忽必烈才猛然记起,原来蒙古国家是个“家产制”的东西;换句话说,是“哥哥兄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土地,共享富贵”的生意 (《元典章》卷9《吏部三·投下》“改 正投下达鲁花赤”) 。如今天下还未打下来,他搞的那套“仪文制度,遵用汉法”,或许可以安抚乃至激励亡金统治区的那些汉人,但草原上的哥哥弟弟、叔叔伯伯,未见得肯服气。其实,蒙古大帝国传到成吉思汗的子孙辈手里,越来越像一个家族成员合伙成立的股份公司,大汗就好像董事长兼任首席执行官(CEO),不该消极无为、坐吃山空,而是有义务把家族生意做大做强。所以,每任大汗登基,必发动一轮新的对外征服战争,以示威武不输先皇,红利人人有份。忽必烈自然也躲不过这一轮“任职考核”。

大元帝国的触须还可向何方伸展?南宋前线已呈胶着状态,再往南,安南、占城、缅国和爪哇,现在还鞭长莫及,西面和北面,是左右手蒙古宗王的传统势力范围。老实说,忽必烈的选择余地实在不大,答案呼之欲出:对日本动手,可以说是一石二鸟。就算不能完全征服日本,在东亚地区故意制造紧张对抗态势,也方便忽必烈把高丽更紧密地绑在自己的战车上。

现在,这个现成答案,需要有人来告诉忽必烈。据说,这个主动为忽必烈分忧的人,是一个叫赵彝的高丽人。《元史·日本传》载:

元世祖之至元二年,以高丽人赵彝等言日本国可通,择可奉使者。

赵彝在《高丽史》中被归入了《叛逆传》。《高丽史》说他原名“赵蔺如”,曾经当过和尚,后来还在高丽考上了进士,看来也小有才气。他“叛逃”元朝后,外号叫“秀才”,“能解诸国语,出入帝所”。从赵秀才通晓多国外语,而且经常有见到忽必烈的机会这两点看,这个高丽人大概是忽必烈身边的一个“怯薛”人员。“怯薛”本来是成吉思汗组建的中央禁卫军,在元朝逐渐蜕变成一个为皇室服役的机构。“怯薛”人员往往可以越过正规的政务机关,“乘间进说”,干预国家大事。从窝阔台时代开始,就有高丽降人投充“怯薛”。其实,赵彝大概不过是给忽必烈出出主意,让他通过高丽给日本施压,结果搞得高丽长年鸡犬不宁,被后世的朝鲜史家写入《叛逆传》,也是咎由自取。 ATyOZwkrEOAaR8Iu9RP5/4Cujy2i7xRMNRPTEQ5ygJEKKtziYiMxRLrMJCI2Cw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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