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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蒙古帝国意识形态”外，还有一个深层动机，促使忽必烈出兵日本，我们称之为“合法化饥渴”或者“合法性欠缺综合征”。这是几乎困扰忽必烈一生的顽疾。
不错，蒙哥战殁四川而引发的皇位争夺，最终胜出的人是忽必烈。比起蒙古帝国的“前四汗”，新生的忽必烈王朝最大的两个软肋，就是“得国不正”和“推行汉法等于背离草原传统”。我们只需要摘引一段美国蒙古学家罗沙比的评语，就足以说明忽必烈当时的心理状态：
和他的前辈一样，忽必烈清楚地知道，他必须继续坚持领土扩张的政策。因此，他的军事机器一直保持着临战状态。在蒙古人眼中，作为统治者，他的成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够为他的帝国增加多少财富、人口和疆域。同样，汉人的思想观念认为，一个好君主的贤德及其国度的荣耀会吸引外国人来朝，并服膺于华夏文明。为了提高他作为蒙古人和汉人世界统治者的权威性，忽必烈必须采取一种果断的、进取性的甚至进攻性的对外政策。此外，对忽必烈夺取汗位的质疑，也迫使他必须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平息对他统治权力的任何疑问。既然他曾受到自己亲兄弟的挑战，那么肯定还会有人质疑他是否有资格担当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对他来说，堵塞质疑之口的最好方法，莫过于把更多版图纳入蒙古的政治控制之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1271年，当57岁的老皇帝忽必烈，志得意满，举目四顾，正要感慨时无英雄、对手难觅的寂寞时——虽然南宋尚未降伏，他打心底里瞧不起南宋朝廷那一帮君臣，或许贾似道和文天祥除外——一个不怎么和谐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朵里。《元史》里有一篇元代西夏人的传记，里面说，正在这个当儿，“西北藩王遣使入朝”。这个“西北藩王”或许是对忽必烈早就心怀不满的窝阔台、察合台后王，或许是忽必烈的亲弟弟、已经在伊朗“自帝一方”的旭烈兀，又或许是金帐汗国的蒙哥帖木儿汗。总之，来朝的使节似乎非常忠实地转达了他们的质问：
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何如？《元史·高智耀传》
直到这时，忽必烈才猛然记起，原来蒙古国家是个“家产制”的东西；换句话说，是“哥哥兄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土地，共享富贵”的生意 （《元典章》卷9《吏部三·投下》“改 正投下达鲁花赤”） 。如今天下还未打下来，他搞的那套“仪文制度，遵用汉法”，或许可以安抚乃至激励亡金统治区的那些汉人，但草原上的哥哥弟弟、叔叔伯伯，未见得肯服气。其实，蒙古大帝国传到成吉思汗的子孙辈手里，越来越像一个家族成员合伙成立的股份公司，大汗就好像董事长兼任首席执行官（CEO），不该消极无为、坐吃山空，而是有义务把家族生意做大做强。所以，每任大汗登基，必发动一轮新的对外征服战争，以示威武不输先皇，红利人人有份。忽必烈自然也躲不过这一轮“任职考核”。
大元帝国的触须还可向何方伸展？南宋前线已呈胶着状态，再往南，安南、占城、缅国和爪哇，现在还鞭长莫及，西面和北面，是左右手蒙古宗王的传统势力范围。老实说，忽必烈的选择余地实在不大，答案呼之欲出：对日本动手，可以说是一石二鸟。就算不能完全征服日本，在东亚地区故意制造紧张对抗态势，也方便忽必烈把高丽更紧密地绑在自己的战车上。
现在，这个现成答案，需要有人来告诉忽必烈。据说，这个主动为忽必烈分忧的人，是一个叫赵彝的高丽人。《元史·日本传》载：
元世祖之至元二年，以高丽人赵彝等言日本国可通，择可奉使者。
赵彝在《高丽史》中被归入了《叛逆传》。《高丽史》说他原名“赵蔺如”，曾经当过和尚，后来还在高丽考上了进士，看来也小有才气。他“叛逃”元朝后，外号叫“秀才”，“能解诸国语，出入帝所”。从赵秀才通晓多国外语，而且经常有见到忽必烈的机会这两点看，这个高丽人大概是忽必烈身边的一个“怯薛”人员。“怯薛”本来是成吉思汗组建的中央禁卫军，在元朝逐渐蜕变成一个为皇室服役的机构。“怯薛”人员往往可以越过正规的政务机关，“乘间进说”，干预国家大事。从窝阔台时代开始，就有高丽降人投充“怯薛”。其实，赵彝大概不过是给忽必烈出出主意，让他通过高丽给日本施压，结果搞得高丽长年鸡犬不宁，被后世的朝鲜史家写入《叛逆传》，也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