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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蒙古帝国意识形态”？看看蒙古大汗致教皇和法国国王路易的“诏书”就知道了。
13世纪初，横扫欧亚的蒙古“旋风”让西欧的统治者寝食难安。传说，蒙古部落中还有信奉基督教的“约翰王”。于是，教皇英诺森四世和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等，纷纷向蒙古大汗派出正式或非正式的使节，一方面搜集潜在对手的情报，另一方面试探有没有和蒙古人开展合作、共同对付阿拉伯军队的可能，也好减轻一点十字军诸国的压力。
1247年，方济各修士柏朗嘉宾历经千辛万苦，不负重任，带回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还有蒙古大汗贵由给教皇的回信。在此节录关键部分以飨读者：
我们，长生天气力里，
大兀鲁思之汗
我们的命令：……
自日出之处至日落之处，一切土地都已被我降服。谁能违反长生天的命令完成这样的事业呢？现在你应该真心诚意地说：“我愿意降服并为你服役。”你本人，位居一切君主之首，应立即前来为我们服役并侍奉我们！那时我将承认你的降服。
如果你不遵守长生天的命令，如果你不理睬我的命令，我将认为你是我的敌人。同样地，我将使你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如果你不遵照我的命令行事，其后果只有长生天知道。 （道森《出使蒙古记》）
这封“回信”，或者干脆说，这道“命令”的末尾，还印有大汗玉玺，文字意为“长生天气力里，大蒙古兀鲁思全体之汗圣旨。敕旨所至，臣民敬肃尊奉。”
贵由回信的内容显然不只让老教皇失望透顶。著名的“卡诺萨之辱”就发生在那个教权尊于王权的中世纪欧洲。说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因为和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起了冲突，被教皇革出教门，只好亲自前往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萨城堡，在教皇下榻处的门外，赤足露顶，冒着漫天飞雪，跪求了三天三夜，才让教皇消气。有人用贵由那般语气训斥养尊处优的教宗大人，大概还是破天荒头一回。读罢这封奇妙的国书，英诺森四世内心深处的憋屈和愤怒，肯定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
让他感到“安慰”的是，西欧其他君主从蒙古大汗那里收到的，也大都是这种不太客气的命令。大汗蒙哥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信中还来了这么一句：“在天上只有一位永恒的神，在地上只有一位统治者，那就是成吉思汗，神之子。”（拉丁文：Incoelonon est nisi unus Dues eternus, super terram non sit nisi unus dominus Chingischan, filii Dei.）素有风度的圣路易，也只能摇摇头，苦笑着把信搁在一旁。连教宗大人都吃了个哑巴亏，他还有什么好说的？
柏朗嘉宾，就是那个带回贵由回信的修士，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成吉思汗曾经颁布了两条法令，任何蒙古人不得违反，其中一条就是：“他们要使全世界降服，决不同任何民族讲和，除非这些民族首先向他们投降。” （道森《出使蒙古记》）
几乎毫无妥协余地的“要么归顺，要么开战并被征服”，就是蒙古帝国对外征服精神的本质特征。埃里克·沃格林（EricVoegelin）从前近代的国际关系角度，对这些“诏书”作了非常中肯的解说：
神的旨意（OrderofGod）要求成吉思汗统治世界……蒙古帝国——依据它的自我诠释——并非是世界上诸国（states）林立格局中的一国，而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帝国”（拉丁文：imperium mundi in statu nascendi）。众多领土、君王和人民也许事实上（defacto）在蒙古军事和财政管理所及的范围之外，但是他们在法理上（dejure）是这个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帝国潜在的组成部分。一旦帝国的权力事实上扩张了，那么法理上的潜在组成部分就应该被转化为事实上的组成部分。
……世界帝国之主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大汗权力一旦与其他君王的权力发生接触，在任何情形下，一开始都不存在法理上的和平状态，例如互相承认领土和权力，也不存在法理上的战争状态。与蒙古帝国最初接触时，异国权力要么进入臣服关系，成为蒙古人的附庸……如果拒绝服从，那就等于是叛变（rebel）。由于后一种选择而招致的暴力行为不是战争，而是（从法律上说）一种讨伐，是得到神意支持的。
作为从小就在“黄金家族”中长大的“皇三代”，忽必烈正是在这种一往无前的征服者思维哺育下成长的。读读他给“日本国王”的两道诏书，比起贵由和蒙哥来，语气虽然还算客气，却毫无转圜余地。第一道诏书中这样写道：
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
第二道诏书中有这样的内容：
日本素号知礼之国，王之君臣宁肯漫为弗思之事乎！近已灭林衍，复旧王位，安集其民，特命少中大夫秘书监赵良弼充国信使，持书以往。如即发使与之偕来，亲仁善邻，国之美事。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夫谁所乐为也，王其审图之。
传统中国的君主，不会以这样的姿态给外国写信。对他们来说，不遣使，不来朝？无妨！蕞尔岛夷，僻居海上，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煌煌盛会，何时在意缺了个什么倭国的代表？“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 （《汉书·匈奴传》） “来者不拒，去者不追” （钱时《两汉笔记》卷9） ，置之化外，足矣！
元朝不一样。在20世纪初新发现的《异国出契》中，还有一件1269年（至元六年）大蒙古国中书省给“日本国王”的牒文，其中就说得比较露骨了。牒文要求日本像高丽一样，“尽畏天事大之礼”，并且保证给予高丽国同等地位，否则就要：
天威赫怒，命将出师，战舸万艘，径压王城，则将有噬脐无及之悔矣。
现代学者喜欢争论：忽必烈诏书里“以至用兵，夫孰所好”这些话，究竟有没有武力威胁的意思，还是真心要和日本和平建交？看到这里，不难发现答案很简单。“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说得很玄，其实是个简单的成本费用计算问题。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只要光凭虚声恫吓，就能从软弱的对手那里敲诈来自己想吃的果子，而用不着拼老命出动脚底那把无比笨重的石斧头，也会优先选择前一策略。
对忽必烈来说，也是一样。他打算敲诈果子的态度始终如一，而传统的中华帝国，一味装作看不上这些果子。这才是关键所在。忽必烈那些诏书，外表一派中华气象，骨子里无非是蒙古式“臣服命令”。试问，以“用兵”来要挟日本“畏天事大”和大汗贵由要求西欧诸国“为我们服役并侍奉我们”，“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和“如果你不理睬我的命令，我将认为你是我的敌人”之间，有什么本质区别呢？就好像楚将子玉向晋文公请战：“请与君之士戏”；曹操跟孙权说：“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这些外交辞令，显然都不能够按字面意思去理解。
忽必烈也发现，在别人的地盘上用别人的话语和规则，来玩这套外交游戏，自己远不如唐宗宋祖。那几道语气诡异、让后世学者揣摩不透的谕日本诏书，好比一个西洋拳击手改打太极，总觉得招式软绵绵的，况且几拳出去，连一点效果都没有，还是老老实实做回蒙古大汗，手握“上帝之鞭”来得快活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