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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这本书是我继《年羹尧之死》后出版的第二部历史普及读物。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题材,盖因其与我的博士论文较为相关。我读博期间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清代的法律制度与法律人;对史料的研读也侧重于刑部档案,判例集,法律工作者(如刑部堂司、地方官员,以及刑名幕友)的文集、笔记、奏议、判牍等文献。通过这些材料,我看到了许多反映当时社会生活、人际关系、法律制度、政局嬗变的大案要案。无论出于普通人猎奇的本能“恶趣味”,还是研究者深入挖掘个案的专业敏感度,我都不能不将这些案件爬梳记录下来。博士论文受篇幅和论证结构的限制,固然不能长篇大论地叙述案情,但留存的材料自有其额外的用处。事实上,完整、清晰地将一件历史上发生过的大案始末铺陈出来,显然比研究者带有个人局限性的说理论证文章,更能帮助绝大多数读者接近历史现场。因此,我把这些材料留给了今天这本普及读物,希望能向更多对历史有兴趣的朋友,分享我阅读这些案例时的触目惊心、嗟叹怅惘、思绪万千,甚至午夜梦回。

与现代司法中明确审级和终审机构的审判方式不同,清代除皇帝之外的任何一级政府机构,其对案件作出的判决,都具有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案件的当事各方,可以无数次以前审官员的审断不公和自身的冤屈为理由,通过各种形式,向各级、各类衙门,乃至皇帝进行控诉,我们通常称之为迭控、上控、京控,以及拦舆、叩阍、告御状等等。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当时凡是能被称作大案的,都意味着其事件本身或许仅仅是民间的纠纷冲突,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刑事案件,但通过各级官府间的反复拉锯,最终演变成民与官、上级官与下级官、中央官与地方官,乃至皇帝与官僚群体之间的矛盾,成为政治问题。本书上编所选择的案例,无论时代如何、案情怎样,几乎都具有这样的特点。除了这一共同点外,书中所选的案例,又各自表现出清代社会治理中的某一个侧面,譬如刑讯、讳盗、冒赈、捏控,地方监督系统的失灵,晚清中央与地方的对立,等等。我在叙述完每个案例之后,即对相关问题的历史背景做稍加深入的解读,絮聒多言,望勿见怪。

在本书的下编,我尝试用尽量简明通俗的语言和较短的篇幅,为读者介绍清代法律制度和法律运作的几个侧面。这些不带有多少故事性和感情色彩的内容,一向被认为很难引起非专业读者共鸣,所以更常见于学术研究而非普及读物。不过,以我近年来对国内历史爱好者群体的观察,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读者对故事之外的严肃历史问题产生兴趣,且审视的水准也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因此,我很放心地将这些较抽象的探讨置于那些大案要案之后,便于读者更好地通过制度读懂案件,通过案件认识时代。

本书中的多篇文章,此前已发表于《文史知识》《清史参考》《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等刊物、媒体,收录于本书时虽经增补修改,但仍应首先感谢前次刊发时,曾对拙文提出指教批评的几位编辑,即中华书局陈若一女士、国家清史办张建斌先生、澎湃新闻于淑娟女士。此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吴焕良先生、国家图书馆薛文辉女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余璐,均为本文的史料搜集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帮助;汉唐阳光出版公司尚红科先生再次不弃鄙陋,为本书的顺利出版提供可能,在此一并致谢。

郑小悠
2019年4月3日于家中 2irL5kcGWbIFv5cDNss4GZYqZOjzwhN5UUC1KsrzVUx1Sdwrob5BP2/z/e5qTiI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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