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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人眼中，本朝的法律制度较前代更为优越。如张之洞就曾标榜：“我朝深仁厚泽固属美不胜书，然大要则有两事，一曰赋敛轻，一曰刑狱平。”陈其元《庸闲斋笔记》中亦称：“近人诗文、制器均不如古，惟有三事远胜古人：一律例之细也，一弈艺之工也，一窑器之精也。余于博弈不肯用心，窑物不甚措意，独律例则数年州县颇能极思研虑，而叹其准情酌理，凑乎精微，平衡至当，真非古人所能尽也。”不过，在整体的制度设计愈加完备的同时，清代的地方司法系统，一直存在着一个影响恶劣、人尽皆知但无法解决的现象：讳盗。即境内如出现强盗案，特别是多名强盗入室抢劫财物，甚至杀、伤事主的案件，地方官吏往往不愿意据实立案、将盗情上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常采取两种做法避免立案。第一是建议、诱导，甚至压服事主，使其收回报案请求。第二是讳盗为窃，即如果事主丢失的财物不多，且没有人员伤亡，就在案卷上将明火执仗的入室抢劫改为偷偷摸摸的入室盗窃，以重作轻。如果以上两种做法遭到事主拒绝，或者被上司发现，有少数丧尽天良的官吏就会采取“讳盗诬良”这样一种最极端的方式掩盖案情，就是将财物被盗、事主伤亡的罪名蓄意栽赃给本非强盗的良民，特别是事主的家庭成员，造成被诬者久陷囹圄甚至家破人亡的严重后果。
道光年间的名宦张集馨在担任四川按察使时曾经遇到这样一件案子。遂宁知县徐钧报告，本县一蒋姓青年男子，被十八岁的妻子胡氏与十七岁的妹妹合谋捏伤睾丸致死，并假报盗案。知县在上报的文书中称，蒋某患有痨病，其妻欲害死丈夫后改嫁，其妹欲害死亲兄后独吞家产，所以合谋杀人。妻子谋杀丈夫、妹妹谋杀哥哥，按照清律都是凌迟重罪。对于遂宁知县这样骇人听闻的说法，张集馨感到难以相信。等胡氏姑嫂二人提解到省后，张集馨亲自审讯，见其二人都是纤弱女子，毫无泼悍之气。问其为何杀夫杀兄？二女对曰：“受刑后，书吏叫如此招供。”又严审验尸的仵作，仵作承认：死者睾丸本来无伤，遂宁县的张师爷怕验尸单中填写死者遍体无伤会导致上司驳查，遂叫仵作捏报睾丸重伤致死。再提蒋某的乡邻亲友仔细查问，事情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此案死者蒋某夙患痨病，病势十分沉重，从床榻走到卧室门的距离也要蹲地休息。案发当夜，蒋某与妻子胡氏赤身在床上沉睡，下垫篾席，身盖絮被。胡氏睡梦中忽听其夫大喊一声，滚下地去。胡氏欲披衣而起，却找不到自己的衣服。她看到屋内墙根处被挖出一个大洞，透进光来。胡氏一边惊呼有强盗，一边赶到小姑房中借衣服和照明之具。胡氏的呼喊之声，厢屋居住的王氏母子、后院居住的蒋家叔婶都曾听见。叔婶随后持灯前来，照见胡氏屋内墙根有洞，屋内絮被衣物尽失，本来身患重病的蒋某受到惊吓，已经躺在地上气绝身亡。大门外杳无人影，洞口泥堆有足迹。正在此时，又隐隐听见邻村有逐盗的叫喊声。
次日，该乡保长等人到县衙门将蒋家盗情禀报。知县徐钧执意讳盗，命捕役诬陷胡氏姑嫂谋夫杀兄，用以掩盖盗情。徐钧到蒋家验尸时，见蒋某因为病、吓而死，尸身无伤，恐怕不好交代，即指其背上旧抓伤为致命伤，以屋内弯针一根指为凶器。他将胡氏姑嫂各掌责数十，又用木扁担各压杠一次。二人受刑不过，遂听差役教供，自认谋杀。
案情既被张集馨看破，胡氏姑嫂得以无罪释放。而讳盗诬良、险些冤杀姑嫂二命的知县徐钧，则因为当道高官的百般说情而免于法办，不过以多病为借口，自乞卸任而已。事实上，对于这类因地方官讳盗而横遭诬陷的受害者来说，能在本省内正常的审转程序中就得以申冤洗雪，胡氏姑嫂还是比较幸运的。与她们相比，许多被诬之人的结局更要惨烈得多。
乾隆元年十一月，刚上任不久的刑部尚书孙嘉淦接受了一项艰巨任务。皇帝命他到河南郑州审理一桩轮奸大案。这件案子自上年七月案发，一年多的时间内，已经县、府、司、省多轮审理，巡抚拟定之后，当事人亲属不服，进京控诉，皇帝委派刑部侍郎吴应棻、内阁学士伊尔敦为钦差大臣前往覆审。吴、伊二人接手后，与巡抚富德意见相左，两方争执不下，上奏互参。年轻的乾隆皇帝也拿不定主意，先命临近的河道总督白钟山前往主持，又恐抚、部大臣争执，没有司法经验的白钟山难以服众，只得又让在朝颇有威信的刑部尚书孙嘉淦亲赴河南，会同白钟山审此大案。
孙嘉淦看过全案的卷宗之后，就意识到前期的审理工作问题极为严重。一件轮奸案，连轮奸者到底有几个人都没有确数：受害人常氏初供六人，后改七人，再改九人，最后又是六人。再审被告，则其“屡经枷讯之人，畏刑甚于畏死，平心究问则极口呼冤，一加斥呵则涕泣招供。忽认忽翻，总难凭信”。至于河南巡抚富德和前次钦差吴应棻等人的审理结果，相差亦极大。而在河南省内各级审得的口供，前后也大相径庭。
富德给出的审理结论尤为离奇。在他的结案报告中，受害人常氏的夫家族叔、住在东院的郭宗炎行为不检，为了谋取钱财，经常放任自己的妻子刘氏与同乡弓勋、王桐等人通奸。住在西院的常氏曾对其进行嘲讽，常氏之夫郭元曾亦曾予以劝谏。为此，郭宗炎夫妇恼羞成怒，遂纠合弓勋、刘高、王栋、王良等人于雍正十三年七月初二日夜在西院将常氏轮奸。随后王桐等人又将常氏抱到东院刘氏床上，王桐、毛三、王成、毛玉佩、魏尚智、黄七、刘迪等人不但将常氏轮奸，同时亦将刘氏轮奸。而钦差吴应棻等人认为，抱至东院后的情节是不存在的，所以一直不肯承认富德的审理结果，双方争执不下。
孙嘉淦在当时素称精干，经过一系列调查之后，他发现案件的本来面目全不是富、吴等人所审的那样，不但富德所言东院之事纯属子虚乌有，即便吴应棻等人给出的结果也是疑点重重。首先，郭宗炎家不但谈不上贫困，且是乡绅宦裔。郭宗炎的祖父曾经担任过知县，父兄都是进学的秀才，虽然在外教书，但一年半载也要回乡一次；刘氏之父亦是监生，其余姻亲家属亦多绅宦。如果郭宗炎有肆无忌惮纵妻卖奸之事，父兄亲属岂能毫无察觉约束？此外，被供与刘氏通奸的王桐等人，都是佣工佃户，本身就是贫民，哪有绅宦家庭的妇女因为贪图钱财而向贫寒乡民卖奸的道理呢？如果刘氏不曾卖奸，常氏又何来嘲笑？两家如无大仇，郭宗炎又怎么能干出纠集多人轮奸侄媳妇的事来？孙嘉淦等人带着这些疑问翻阅全部案卷，了解到该案在州衙门初审时，各方都没有郭宗炎夫妇与弓勋等人卖奸的口供。直到半年后巡抚带郭元曾秘密过堂，才有了“宗炎家贫不检、纵妻通奸”的说法。随后审讯各官根据巡抚所问的口供严刑逼供，迫使各犯供认。刘氏为此情急投井，被捞出后施以竹板敲手之刑。刘氏求死不得，只好供认卖奸。
至于王桐等人将常氏抱至东院再行轮奸一事，也非郭元曾、常氏初控中所有，是时隔八个月之后复行加入的，且屡次翻易，情节极为混乱。譬如深夜轮奸，怎样确认轮奸者身份一事，常氏先供在西院时借月光看破，后经一审官指出初二月光晦暗不能辨认，又改供为听声音辨认；当又有审官提出其中刘高等三人并未出声时，则又改供称郭宗炎始终在一旁持火纸照亮，但这又与王桐此前供述的在东院碰见郭宗炎相矛盾。又如东院刘氏卧榻宽度只有三尺一寸，竟能同时容纳五人。而众人轮奸常氏、刘氏时，刘氏一岁幼子被惊吓大哭，竟然没有惊醒同院居住的郭宗炎之母罗氏。此外，常氏前后指认的参与轮奸之人，经孙嘉淦派人调查，大多没有作案的可能性。如王桐被人证实七月初二日在马家庄住宿。马家庄与郭家庄虽只隔二十里，但中间有黄河阻挡，非一夜能渡，所以没有作案可能。魏尚智是元曾家雇工，事发次日即奉常氏之命叫回外出的元曾，并代元曾到州衙报官。如魏尚智果然强奸女主人且被识破，怎能不马上逃跑，反而亲自寻主报官？王栋、王良是亲兄弟，王栋年近六旬，又患病不能行房，也没有带着弟弟参与轮奸的道理。至于黄七、刘迪都是外庄之人，口供中忽有忽无，不明所以。
经过反复对比前后案卷，孙嘉淦最终得出结论：这一切令人瞠目结舌的离奇场景，根本子虚乌有，所有前后矛盾的供述，或是在严刑之下信口胡乱承认，或是在审官的威逼教唆之下说出的。案件的情节原本非常简单。案发当夜，郭元曾家被强盗数人入室盗取财物，墙角挖掘的盗孔至今仍在。盗贼因见其家只有郭元曾妻子常氏一人在内，遂将其轮奸。常氏仓皇黑暗之中不能辨认强盗面目，强盗恐被识破，冒名承认为弓勋，而弓勋又是常氏在郭宗炎家见过的。河南地方官不能擒盗获赃，遂将盗情隐讳，硬把案件转移到奸情上来，且为了应付上司驳诘，层层罗织，编造情节，不断牵连，无辜者十余人被拟为死罪。终致郭宗炎、魏尚智二人瘐死狱中，其余众人倾家荡产、遍体刑伤。如果不是孙嘉淦及时审出讳盗诬良之情，后果更不堪设想。
按照《大清律例》和《吏部处分则例》，地方官讳盗诬良要按“故入人罪”之“全入”论处，如被发现，即当反坐。
即便并未诬良，只是单纯讳盗不报或是讳盗为窃，一经发觉，初审官亦要遭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此外，如果上司官员没能及时发现初审官的以上行为，亦有不小的连带责任。那么，在如此严厉的处分下，为什么讳盗问题屡禁不绝，地方官甚至不惜诬陷无辜、以身犯险？问题根源还要从清代的制度上来找。
首先是清代官员的考绩制度。根据清代律例和处分条例，地方如果发生强盗案，地方大小文武官员又没能在一定期限内将盗贼抓获，就有“疏防”之罪，要被本省督抚题参，由吏部给予处分。处分的轻重根据盗情的严重程度，以及官员对此事责任大小、盗贼被抓获的时间长短而定。
例如，百姓在道路、乡村、城内被劫，盗贼逾限不获，该管州县官要被降一级调用。道光以后，因为盗案频发，条例也愈加严格，地方一旦有盗案发生，无论能否抓获，督抚往往先将该管州县官摘去顶戴、勒限缉盗。如果逾限不获，处分也较此前更重。至于大股强盗团伙作案、一地之内出现连环盗案，或是官府、仓库被劫的大案，相应官员的处分要更加严重。清代知县的品级是正七品，已经是正印官的最低一级，如果降一级调用，就只能担任佐贰
一类的闲职。如果这名官员本身已经带有降级留任之类的处分，再遭降调，很可能就沦落到乌纱帽不保的境地。
事实上，在当时的刑侦技术条件下，捕盗非常困难。州县官一旦将盗案立案上报，十之七八难逃“疏防”。除了疏防处分，如果被捕的强盗在抓捕过程中被捕役虐待致死，在解审路途中逃跑或是被同伙劫囚，关押在监时死亡或是越狱，地方官也都要受相应处分。这种情况下，如果能讳盗不报，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对地方官保全官位无疑是最有利的。而对于那些由盗而奸、由盗而杀、难以讳言的大案，一些保位心切、人品又极其败坏的官员，就会冒险做出诬良的举动。
清人所著官箴书中，常劝诫为官之人“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盖求免公罪，即是私罪”。对盗案的处理而言，疏防处分是“公罪”，讳盗诬良是“私罪”，地方官一旦有回避“疏防”之心，就要行讳盗诬良之事，事主陷入“失盗又遭官”的悲惨处境，就在所难免。
其次是清代的地方财政制度。一方面，清代的财政收支采取量入为出的管理办法，由中央户部统一支配，每一笔开支都要严格审核报销。乾隆以后，随着人口的不断激增，地方上的社会矛盾也日益复杂，但僵化的财政制度不存在为州县刑名事务大量增加开支的余地。至于由地方政府出面，增收耗羡
补充公费使用，虽然是普遍的做法，但也要有所限度，数量过多容易激起民变。另一方面，清代刑名大案的审转程序十分复杂，强盗案作为涉案人数最多的死刑案件，大致要经过县、府、按察司、督抚四级官府审理，案卷送交北京刑部覆核，由皇帝批准处决，中间如有情节审问不清、法律引用不确之处，任何一级都可能往返驳诘，再二再三。十几名甚至数十名当事人、犯人、证人及其亲属在省内各级衙门之间辗转解送，成本非常之高。
因此，地方一旦出现重大盗案，必然经费不敷，这就需要承办此案的吏役自筹。吏役借此肆无忌惮，任意舞弊，一些经验不足的官员，因此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上。一些官员或不欲造成经费亏空，或不愿受制于吏役，往往有压案讳盗之举。而一些恶吏蠹役如果与大盗相串通，甚至本来就是养盗之人，受官员委派办案捕盗时，就会出现接受盗贼贿赂，转而诬陷良民的举动。
对于讳盗，特别是讳盗诬良这样贻祸百姓、助长盗情、破坏吏治的“虐政”，清廷和当时的有识之士都有清晰的认识，但又无法彻底打破考绩制度和财政制度从而根治这一弊端，只能不断对地方官进行说教告诫，并通过以上制下的制度设计，在个案层面进行纠错，省内无法解决，就由中央派钦差处理。而一旦督抚甚至中央高官也“专务粉饰”，则“属吏仰体上意，率多讳匿”，那么“盗贼充斥，生民涂炭”的局面自然随之而来。张集馨在四川任职期间，仅简州一个州，一年内就有劫案三百余起，皆未通报。此后，未及五年，太平天国运动就全面爆发。
附记：本文曾于2016年4月1日发表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原标题为《清代地方官为何以身犯险、诬陷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