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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总督、巡抚同为封疆大吏。虽然总督身兼军、民大政，而巡抚侧重民事，显得地位稍有差距，但因为均有单独上奏之权，所以碰到督抚同驻一城且都性格强势的情况，就往往易闹意见，情形严重的，甚至互相参奏，将官司打到北京的皇帝跟前。譬如乾隆皇帝即位伊始，就碰见一桩棘手的事。
雍正十三年八月底，这位刚刚经历父丧的年轻嗣皇帝，正在哀痛号呼、擗踊不已之时，就收到武英殿大学士、署理湖广总督迈柱长篇大论的牢骚话。显然，此时的迈柱碍于地理阻隔，还没有得到先帝暴亡的消息，他的这篇奏折，仍然是写给对他一力提拔倚重的雍正皇帝的。奏折中，迈柱条分缕析，将他的同事、同驻武昌府的湖北巡抚吴应棻狠批一通。当然，迈柱的气急败坏亦有前由，因为当年五月，初到湖北上任的吴应棻就下笔无情，奏称湖北吏治怠玩、诸事废弛。一省之长新官上任，就对本省的情况下了这样的定论，皇帝不能不有所触动。稳妥起见，雍正帝将吴应棻的奏折下发给总督迈柱和前任巡抚杨馝，令他二人“明白回奏”。对于吴应棻的指责，在湖北署理了一年巡抚、当时已调往四川的杨馝不但没有掩饰开脱，反而一口咬定：吴应棻说得没错，湖北吏治确实糟糕透顶，怪象种种，不可枚举！
事情到了这一步，压力就全落在总督迈柱头上。迈柱从雍正五年起担任此职，总揽两湖大政已达八年之久，这在雍正年间十分少见。八年间，湖北巡抚之位七易其人，而迈柱岿然不动。显然，他是个难于共事的总督，亦在雍正帝那里圣眷优渥。众所周知，雍正是个极难伺候的皇帝，想要获得他的长期青睐并不容易。可见迈柱为官必有独到之处。
迈柱姓喜塔腊，满洲镶蓝旗人，《清史稿》中称赞他“领疆节，卓然有绩效”。迈柱在湖广总督任上，与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地督抚密切配合，将境内的永顺、保靖、桑植三土司顺利改为流官，并多次平定苗民叛乱。作为大西南地区改土归流活动中的关键一环，这是他能久镇两湖的首要原因。除此之外，迈柱还有一个身份，令他在雍正帝心中的分量与众不同——他是雍正后期第一重臣、大学士鄂尔泰的岳父。鄂尔泰元配早亡，续娶迈柱之女，二人伉俪情深。鄂尔泰一生并未纳妾，六子一女均为喜塔腊夫人所生。雍正中期，鄂尔泰以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的身份担任改土归流总指挥，迈柱在湖广遥为呼应，翁婿之间配合十分默契。雍正十年，鄂尔泰入朝拜相，成为首辅；雍正十三年，迈柱亦升任大学士，与贤婿并为“宰相”，只是仍奉命驻节湖广，接替鄂尔泰指挥改土归流。
相较于迈柱，吴应棻的背景就简单得多。他是浙江归安人，康熙五十四年进士，在翰林院、詹士府、都察院等衙门循资转升，以文学侍从之臣的身份得到雍正帝欣赏。雍正十三年就任湖北巡抚，是吴应棻人生中第一次任地方官经历，难为他初试锋芒，就将矛头对准了首辅的老泰山。
对着迈柱痛斥吴应棻“奏事不实”的奏折，年轻的乾隆皇帝很有些不知所措，慎重之下，只是客气又略动感情地和稀泥道：“此卿陈奏皇考之折也，无及矣！朕展阅痛入五中。卿才具优长，老成练达，养蒙圣恩深重，简入纶扉，近因黔苗事宜需人料理，特命张广泗前往，仍留卿楚督之任。卿当仰尊圣训，实心为政，整理封疆，勿谓署理为暂时之计，稍涉因循也。从前既有吏治废弛之论，当与署抚臣和衷料理一切事务耳。”意思是：看到爱卿这封写给皇考的奏折，勾起了我思念先父的悲伤。爱卿是卓有才干的重臣，此前已经蒙先帝旨意，晋升为大学士，只是现在贵州的改土归流大事出现了反复，还需要你这样的熟手在湖广坐镇，以为呼应。所以卿顾念先帝的恩义，一定要在湖广任上安心理政，不要因为即将卸任，就因循怠慢。至于所谓的湖北吏治废弛之论，就不要放在心上，还是要和巡抚吴应棻和衷共济，一起做好工作。
可惜，迈柱和吴应棻对新君的好心都不领情，二人继续单独上奏互攻。但攻击的内容，却渐渐集中起来，聚焦在一件发生于湖北麻城、始自雍正八年正月、历时五年悬而未决的离奇刑案上。
雍正末年的麻城案是一桩名案。其出名的缘由，很大程度在于乾隆年间大文人袁枚的畅销书《小仓山房文集》中《书麻城狱》一文的渲染。袁枚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长、任职不高，却是个官场通人，与乾隆年间的许多上层人物都有密切联系。譬如最终为麻城大案定谳的继任湖广总督史贻直，就是袁枚的会试座师兼儿女亲家。史贻直其人记忆力极好，性格又很诙谐，很乐意向后辈炫耀仕宦阅历、官场掌故，而袁枚出身刑名师爷世家，自己又久任知县，对人情世故、办理刑狱，亦有相当的兴趣和经验。所以袁枚对此案的记述颇为详尽，也与史贻直定案的奏疏大致吻合。只是每到细节处，仍不改风流才子本色，喜欢求奇求异，增强戏剧性，往往要将无可质证的细节描摹得活灵活现、历历如绘。
不过，对此案记述更详尽系统的，则是案件的重要当事人、署理麻城知县汤应求所辑录的麻城案文书奏议集。汤应求是广西灵川人，雍正年间中举后，分发湖北试用；雍正八年十月，署理麻城知县。在麻城案中，汤应求因为实事求是、坚持原谳，而为酷吏高人杰等所陷害，不但被革职题参，还饱受刑讯之苦，“身被三木者数次”，一度定拟死罪，身陷囹圄五年之久。这在官员中是极罕见的情况。案件真相大白后，汤应求洗雪冤屈，官复原职，又将全案前后文书73件，汇集成书，名曰《自警录》。通读之下，可见麻城一案的全貌。
麻城案事起雍正八年初。当地一个叫涂如松的男子娶了杨氏为妻，夫妻感情不好，妻子离家出走。杨氏在嫁给涂如松之前，原在一个姓王的人家做童养媳，并与王家的亲戚冯大有私情。这次出走途中又遇到冯大，旧情复燃，就跟着冯大住到冯家去了。杨氏的哥哥杨五荣听说妹妹失踪，便认定是涂如松杀人藏尸，而涂如松亦认定是杨家将自己妻子拐带私逃。两家谁都没有凭据，但互不相让，就此到县衙门打起了官司。杨家在当地是大户，族中出了举人、秀才。事发后，秀才杨同范等人替本家出头，找了村里一个叫赵当儿的小孩子，许给他银钱酒食，让他到县衙门去做证人，说看到涂如松杀了杨氏。知县以赵当儿之词，对涂如松用刑。涂如松受刑不过，承认自己打死杨氏，扔在池塘中，然而将左近池塘的水都抽干了，也没有发现杨氏的尸体。实际上，从涂家出走后，杨氏先被冯大收留，眼见事情闹大了，冯家亦不敢将其留在家中，便将杨氏交给杨五荣，并送去八两银子，求他免于送官。杨五荣遂将杨氏藏在杨同范家中，盖因同范身有秀才功名，旁人不敢随意搜检。
涂如松无端背上人命，当然不能罢休，涂家人随即到省城的臬司衙门上控，请求申冤。臬司批文给麻城县，令其再审，而接案的麻城知县此时已经离任，新来署理知县的，就是《自警录》的作者汤应求。汤应求接手此案后，从赵当儿身上打开突破口，审出“打死”之说纯属子虚乌有，遂将涂如松释放，并以杨同范行贿包讼为由，报请学政，将其秀才身份暂时革去。
一晃到了雍正九年五月底，杨氏还没有找到，赵家河沙滩边却出现一具尸体，身上没了皮肉，只有白骨，因为埋葬较浅，被野狗拖了出来。杨同范闻之大喜，建议杨五荣认这具无名尸为其妹杨氏之尸，坐实涂如松杀妻，以便恢复自己的秀才身份。验尸之日，汤应求认为尸体乃是上游山洪暴发冲下来的无名尸，且难以认定为女尸，杨氏族人大闹验尸场，不依不饶。案子就这样闹得越来越大，惊动了省城的督抚。此时，汤应求临时署理的麻城县来了新任知县李作室，汤应求只有让位。而为了弄清尸体到底是否为杨氏，省里又特派素有“干练”之名的广济县知县高人杰，与李作室会同审案。
顺带提一下，本案中的秀才杨同范，在官方档案文献中，是麻城案的罪魁祸首；在文人袁枚的笔下，也是个十恶不赦的土豪劣衿。袁枚在文章中称他“虎而冠”，即身着衣冠而凶残似虎，所谓衣冠禽兽是也；又说他在案中这样上蹿下跳，将杨氏藏匿在自己家，是因为贪图她美色的缘故。然而在麻城乡间，杨同范算是个模范人物，《杨氏宗谱》为其专门立传开脱此事，并且开篇就称赞他“二十有五举茂才，闭户读书，辄欲芥苍青紫，其砥行立名之意，时形诸楮墨”。就是说他二十五岁考中秀才，在家安分读书，立志功名，其言其行，历历可查。因为袁枚的文章流传甚广、影响甚大，竟然引来了跨越时空的笔墨官司。咸丰年间的《杨氏宗谱》，光绪年间的《麻城县志》，都对袁枚大加挞伐，说杨氏因为受涂如松虐待，才离家出走；杨五荣怀疑妹妹被涂家害死，所以苦求族长杨同范，请求同范在杨家的状纸上具名；同范受到族人胁迫，才被牵入案中，真真“同犯”是也；而袁枚“大率捕风捉影，增凑以供文笔”，实在文人无行。
族人、官府与文人孰是孰非，今人非亲历亲见，已经难以辨析。不过显然，麻城大案发展到这一阶段，才刚刚开了一个头，后来之事迷雾重重，越发令人心惊而齿冷了。
雍正皇帝察察为明，是个眼里揉不下沙子的人，在执政风格上，与乃父康熙帝的宽厚松弛有鲜明对比。皇帝精明自任，官场中上到封疆大吏、下到州县有司，先意承志、上行下效，就自然更爱表现自己“能”的一面。真“能”固然好，有些为了逞能而“能”的，就变了味道。譬如被派去接替汤应求审案的高人杰，在湖北官场就素有“能吏”之称。高人杰是陕西兴平人，举人出身，任职广济知县后，治河颇有建树，是总督迈柱的重点培养对象。此次奉派审办大案，高人杰雷厉风行，带着黄冈县的仵作薛必奇，一到麻城，就独自前往验尸，根本不将正牌的麻城知县李作室放在眼里。
根据汤应求事后的回忆，高人杰会同新任麻城知县李作室的这一轮审讯持续了九个多月，审得的结论是涂如松误杀妻子杨氏后，被赵当儿揭发，通过本县秀才、讼师蔡灿上下打点，多方狡辩，又三次转移尸体，所以被无罪释放。赵家河沙滩的尸体，本是杨氏之尸，蔡灿、涂如松等畏惧案情暴露，贿赂麻城县吏役李宪宗、陈文等人，将尸身换上男人的衣服、发辫和脚掌骨，冒充男尸。关于高人杰的问案经过和手段，袁枚在《书麻城狱》中写道：
高掠如松等两踝骨见，犹无辞，乃烙铁索使跽，肉烟起，焦灼有声，虽应求不免。不胜其毒，皆诬服，李荣死杖下。
按照袁枚的描述，高人杰为逼涂如松供认杀妻之罪，大用夹棍、跪链等酷刑，以致涂如松“两踝骨见”“肉烟起，焦灼有声”。这是带有文学性的描述，自然不能见于公文之上。而据汤应求后来写给本省抚、臬的报告中称，高人杰仅是对待“从犯”李宪宗、陈文等人，就“两日之内，叠夹数次，棍敲五百余下，又加重责”，是以袁枚所述，即或不中，亦不甚远。
涂如松等人受刑不过，屈打成招，只求速死。但河滩上发现的尸体本系男尸，硬要证成女尸，必要费一番功夫。无奈之下，涂如松的母亲许氏剪下自己的头发；陈文的母亲袁氏挖开陈文过世兄长的棺材取下脚掌骨；李宪宗的妻子染成血衣，埋在赵家滩旁边；高人杰派人装模作样将这些东西挖将出来，充作改尸造假的证物。随后将涂如松等各拟罪名，按照办案程序，上解黄州府覆审。
案子审得破绽百出，一干犯人遍体鳞伤，所以一经押解到府，就被富有理刑经验的署理知府蒋嘉年看出问题。而随着蒋嘉年的耐心询问，屈打成招的众人又见生机，遂纷纷改供。为此，蒋嘉年连续发下四道“驳牌”给麻城县，申明案中的种种疑点，命令高人杰将案件涉及的所有证人全数押解府城，再行审讯。
按照吏部制定的《处分则例》，地方官审理人命大案，历来设有期限，不能无限拖延。如果审理逾限，又没有特殊缘故，审官就要承担一定的处分。高人杰接手此案后，造伪证，用重刑，牵连进来几十个毫不相干之人，及至人犯押往府城时，所用的时间已经临近限期，如果蒋知府不肯接受他的结论，而驳令重新审理，那么无论案件最终如何定论，自己的“逾限”处分，都是逃不脱的。因此，为了尽快将此事定成铁案，高人杰又生一计，检举前任知县汤应求指使县衙书吏装点尸体、替换文书，以此文过饰非，证明杨氏确系逃亡而非被害。
如此一来，本就是一摊浑水，被搅得愈加泥泞不堪。打官司的主体从涂、杨两家变成高、汤两知县，民与民争升级为官与官斗。案件升级之后，胜算起初是在汤应求一边。汤应求连写数篇呈文，递交给黄州府、臬司和本省巡抚，细细辩白自己的冤枉，为表明心迹，甚至写作一篇《明神词》，在麻城县的城隍庙中向神明祈祷。
随后，蒋嘉年再经验尸，亦认定沙滩上的尸骨确系男尸，且并无伤痕，汤应求审断无误，高人杰检验不实，请示上司，先将高人杰、李作室以审理逾限题参。
然而以“能”著称的高人杰绝不肯就此干休。他再次变换说法，报呈督抚臬司，声称蒋嘉年覆验之尸，已非河滩原尸，而是被汤应求等掉包过的，“其讼棍蔡灿既属超群，而又有积蠹李宪宗等为之用命，复有汤令为之作胆，不难以羊易牛、指鹿为马”。既然承审官员众口不一，枝节百出，上司难以辨其曲直，只得再次增派人手，遂于雍正十一年初，命黄冈县知县畅于熊、蕲水县知县汪歙主持审办。
黄冈、蕲水二知县接手本案后，尸身是男是女仍然未能定论，却核查出汤应求在初验河滩无名尸时，将原报呈词内所写的“手上有皮肉、尸系仰面”等语删去，改写“身穿衫袄、腰裹夹被”字样作为原报，认为汤应求种种行藏，殊有可疑，建议督抚将他题参革职，除去官员身份，作为审讯对象。而高人杰也借此机会对汤应求大肆攻击，称他修改文书，是为了掩盖问题、营私舞弊。至此，省城督抚的态度渐渐向高人杰偏移。总督迈柱、巡抚德龄列衔参奏汤应求玩视人命、删改报呈，要求将他革职严审，并又加派黄陂县知县黄奭中会同广济、麻城、黄冈、蕲水四县知县再次验尸审案。
黄奭中亦是湖北的“能吏”，性情、行事与高人杰是一路。此次派审，黄奭中必欲维护高人杰的前审，迎合督抚对汤应求的参奏。经过近一年半的反复审讯，黄奭中“睢盱暴虐，恶焰毒熏，其熬审连宵，视人杰之炮体烙肤，同一酷烈”，即用日夜熬审之法，连续几天不让犯、证等人睡觉，以迫其招供。甚至对曾有官员身份的汤应求也连用夹棍，使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黄奭中以重刑取供后，再经武昌知府马灵阿、署理臬司朱㵢两层审转，最终将生员蔡灿以盗换折割弃尸，拟比照光棍
斩决；书吏李宪宗以知情为从，拟绞；知县汤应求以知情藏匿，照本犯原罪拟绞；涂如松以夫殴妻死，拟绞，并不准其孤子留养。除了这些正犯、从犯外，在刑审过程中，还有八名人证立毙杖下，二十一位无辜亲属邻里因为往来拖累以致贫病而死，有主坟墓六座被挖、无关尸骨三次被蒸煮，为此倾家荡产、失业失地的更达百人之多，把整个麻城县折腾成人间炼狱，惨不忍睹。
到雍正十二年十二月，经湖广总督迈柱认可，该案上奏雍正皇帝，并转三法司核拟施行。到雍正十三年八月初八，即雍正皇帝去世前十五天，刑部发下处决部文到达湖北省城，命将蔡灿处斩，李宪宗、汤应求、涂如松绞监候，秋后处决。然而就在部文下达的前几天，案子却突然峰回路转，出现了实质性变化：失踪五年多的杨氏，突然现身了！
发现杨氏下落的是麻城新任知县陈鼎。陈鼎曾为汤应求《自警录》作序。他在序中说：“我于雍正十二年四月到麻城任知县，因为当年麻城闹旱灾，我就和本县的同僚们一起步行到县内的五脑山祈雨，却未见效验。我十分心焦，便问同僚：‘咱们求雨已经这样虔诚了，为什么老天还不降下甘霖呢？’在座的杨县丞接话道：‘不是咱们求雨的心不诚，而是麻城有冤狱，老天爷这是在警告咱们啊！’我知道杨县丞是诚实可信的人，忙问缘故，他遂将涂如松一案如何冤沉似海、惨无人道之事对我说明。我回衙后，将此案卷宗一一细看，感到其中确实是疑窦丛生，只是一时没有头绪，便让亲信朋友到麻城周边府县打听杨氏下落，甚至北上河南、东及安徽，无不仔细探访。果然，没过多久，我就从麻城白果镇的一个稳婆口中打听到了杨氏的藏身之处。”
事实上，杨氏的现身是个突发偶然事件。袁枚在《书麻城狱》中记道：
同范邻妪早起，见李荣血模糊奔同范家，方惊疑，同范婢突至曰：“娘子未至期遽产，非妪莫助举儿者。”妪奋臂往，儿颈拗，胞不得下，须多人掐腰乃下。妻窘呼：“三姑救我！”杨氏闯然从壁间出，见妪大悔，欲避而面已露。乃跪妪前，戒勿泄。同范自外入，手十金纳妪袖，手摇不止。妪出，语其子曰：“天乎！犹有鬼神，吾不可以不雪此冤矣！”即属其子持金诉县。
袁枚的记述充满了文学色彩，仿若身临其境。相对而言，陈鼎的描述则更简单确凿一些。原来，一直住在杨同范家的杨氏到涂如松被省里定罪、认为风头将过以后，便回到娘家，藏在杨五荣家的仓库里。雍正十三年六月，杨五荣妻子生产，稳婆仓促间到其内室，正在帮助嫂子生产的杨氏急忙向床后躲避，但仍被稳婆看见。陈鼎得信后，马上带领家丁差役，连夜从县衙出发，黎明时分突然闯入杨五荣家中，在卧房后面的套仓内将杨氏搜出，带回县衙。随后，陈鼎将涂如松之母，及涂、杨两家亲属近邻一并召集到县，指认这位新捉来的女子是否为杨氏真身；又设计了一个障眼法，将涂如松本人，以及许多不相干的同龄男性犯人都带到堂上，令杨氏辨认哪个是其丈夫。叙述到这里，陈鼎也不免在公文中写出了极富情感的文字。他说：“认至其夫涂如松，而杨氏即低头不语，面有愧色。涂如松积怨深怒，毛发皆竖，真情毕露，满堂盗贼泣下有声，其为杨氏正身实属毫无疑义。”
处决的部文业经下达，而“已死”五年的杨氏突然现身，这样一件尴尬透顶的事摆在湖北督抚面前，真叫人难于措手。当时的湖北巡抚吴应棻是新官上任，对此事毫无责任，且早在雍正十三年五月就上奏称湖北吏治怠玩、诸事废弛，虽然没有直接点名麻城案，但内中似乎也带有先见之明的意味，一旦皇帝有所追究，可以毫无窒碍地站住立场。与之相反的是湖广总督迈柱。麻城案发生的五年中，湖北巡抚换了五任，人人都有推卸责任的余地，唯独迈柱在湖广执政长达八年，虽然身居高位，谈不上对案件负有直接责任，但他对高人杰的赏识和支持人尽皆知，失察和用人不当的指责是无法规避的。迈柱素来以能臣自诩，又正在和吴应棻闹意气，境内出了这样牵连数百人、是非颠倒的大案，对他的威望有很大损害。
不过，案子进展到这个地步，事情却又起了变化。盖因杨五荣不知听了谁的指点，在按察司过堂时一口咬定，说现在被揪出来的杨氏，是个不知哪里来的流娼，被人利用，头天晚上假意到自家借宿，当天夜里陈知县就带人将她抢将出去，说是自己窝藏的妹妹杨氏。
这样的横生枝节，给迈柱提供再度翻转案情的机会。他马上以杨氏真假未确为由，趁吴应棻入闱监考的空隙，剥夺了陈鼎等人继续审理此案的资格，改派布政、按察二司带同武昌知府等人提审杨氏，欲证其为外来流妇，受人指使，假作杨氏。然而此时杨氏的心理已经完全崩溃，在审讯过程中，当堂将五年来藏匿诬告的始末情由一一供明，其夫家母家的许多亲邻也再度予以指认。迈柱听到审讯结果后怒不可遏。司道等见此情形，都吓得战战兢兢，不知所措。
至此，吴应棻本想拟写题本，公开严参已经调任天门县的高人杰，但他估计迈柱碍于面子，决不会与自己“会题”，而自己也不便越过总督单独参奏官员。于是他先拟一密折，将此案的情形以及高人杰的恶行向即位不到三个月的新君密报，以期获得皇帝的支持。很快，新君认可了吴应棻的判断，命他写具“题本”，正式参劾高人杰。
有了“尚方宝剑”，吴应棻的底气变得很足。他马上拟写了一篇措辞极严厉的题本，指参高人杰“残虐成性，罔恤民命，专恃酷烈之威，冀邀强干之目”。吴应棻先将拟好的稿子送到总督衙门，请迈柱一起列名。果不出所料，迈柱负气不允。随后吴应棻又叫来省城的布政司、按察司两位大员，说：“皇上叫我参劾高人杰，你们都参与了杨氏的审理，了解高人杰的恶行。你们是不是也要走个程序，写一份文件，请我代表本省参劾他呀？”布、按二司两头不敢得罪，只好一起去见迈柱，把吴应棻的交代学说了一遍。迈柱勃然大怒，马上也写好密折，向皇帝抱怨说：“此案前后涉及其中的官员甚多，吴应棻所参‘高人杰刚愎自用，惟所欲为’之语不知从何而来；另外吴应棻这样独断专行，会引起湖北官场的不安，难以免于‘公论’，臣要事先和皇上您辩白清楚，以免巡抚再有后话。”然而迈柱的强硬态度，并没有打消吴应棻彻查此案的决心。参奏高人杰的题本上呈不久，他再度将迈柱抛在一边，单衔参劾黄奭中“簠簋不修，暴虐成性”，题请革职。两道奏章很快得到了皇帝批准。
固然，对于麻城案，新君的态度已经较为明确，但仅仅如此，并不能让吴应棻完全放心。在他看来，迈柱无论官位、权势都远在自己之上，且在湖广经营日久，地方官对他抱以畏惧乃至支持态度的大有人在，如果督抚之争愈演愈烈，而总督一派的官员联合掣肘，不但案件很可能再陷僵局，自己与平反派官员的安全也将难以保障。更重要的是，迈柱的女婿鄂尔泰虽然颇有持正的口碑，但此时以先帝首辅出任年轻新君服丧期间的总理事务大臣，声望权威几乎到了倾动朝野的程度，他能否在关系自己岳父的大案上出言公正，而不使皇帝左右摇摆、朝议前后参差，吴应棻也感到难以把握。因此，他在案件即将水落石出时上奏，先直斥迈柱的枉法，称：“督臣之委审会题茫无察觉，谅不能逃圣明洞见，是以怙过饰非，欲避故勘之处分，欲置民命而罔恤，何以服人心而饬吏治也？”再申述自己的艰难，说：“督臣在楚九年，巡抚七易其人，无人能相容者，臣一介孤踪，何敢与之抗衡。但念受恩深重，际此尧舜在御，实无所庸瞻顾……所虑司府而下各官，见总督既不画题，势必承奉意指，首鼠两端，纵欲秉公，终多牵制。”最后建议：“伏恳圣恩，俯念案情重大，特简大臣来楚审理，庶重狱得以平反而沉冤得以昭雪。”
新君接到吴应棻的奏折，也颇感为难。显然，杨氏现身，麻城案的真相已经浮出水面，将迈柱调离，令吴应棻全权审理此案而免于掣肘，是最高效简便的处理办法。但以吴、迈二人现在的剑拔弩张，吴应棻一旦查实案情，迈柱的处境就变得十分难堪，向下包庇酷吏、向上欺妄君主的罪名恐怕难以逃脱。这样一来，新君登基伊始，就要面临如何处分先帝重臣的难题。更有甚者，会因此而影响托孤重臣鄂尔泰的威望，在四位议政王大臣原本微妙的关系中，加入更加复杂的因素。如果不将迈柱调离，则如吴应棻所说，麻城的案子必将继续拖延下去，与新君恤民命，施仁义，对乃父“尚严”政风进行拨乱反正的本意大相背离。经过再三考量，或是近臣指点，新君决定采取折中方案：对事，尽快平反，昭雪沉冤；对人，则尽量避免将矛头指向迈柱、影响高层人事关系。基于这样的考虑，他下旨将迈柱、吴应棻二人一齐内调。其中迈柱仍旧当朝一品、实授武英殿大学士，吴应棻则改任兵部侍郎。至于麻城案，亦不再委派钦差，而是由新任总督史贻直继续审理。
史贻直是雍正皇帝特别赏识的重要大臣。他虽然是进士及第、翰林出身，但颇有吏干之才，雍正年间曾经六任钦差，到全国各地充当“救火队长”、处理疑难大案。由他接审麻城案，从案件本身的角度可谓恰当。另一方面，史贻直与鄂尔泰是乡试的同榜同年，且有通家世好，由他为麻城案定谳，对保全迈柱、鄂尔泰的体面，也是最为有利的。
果然，史贻直到任后，很快委派官员，再审麻城一案，于乾隆元年三月审得确实情形。六月，按律将杨同范拟斩立决，杨五荣拟绞监候，高人杰拟杖一百、流三千里，薛必奇、冯大、杨氏等各拟罪名上奏定罪，迈柱、黄奭中、李作室等大小官员也因为承审定案“失入”，开列职名，等候处分，但声明“事在赦前，均应邀免”。就是说麻城一案及其审理过程，均发生在新君登基、大赦天下以前，根据大赦诏书的条款，涉案人员的罪责可以相应减免。史贻直的结案报告上奏后，经三法司核定，将杨同范斩立决、杨五荣绞监候，以上二人罪大恶极，不能因为赦典而从轻处理。杨氏给与本夫涂如松收领，听其去留。高人杰虽然罗织人命、锻炼成狱，按律应该杖一百、流三千里，但事犯在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恩赦以前，可以援赦诏赦免。而包括迈柱在内的湖北上下承审官员，虽有大小不等的责任，但事在赦前，可以免于处分。
显然，对于这样一件残伤多命、贻害地方的大冤案，仅以赦典为辞，所有涉案官员，无不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实在失于轻纵。不过即便如此，在湖广“领疆节”八年的迈柱也遭受了很大心理压力，入朝任大学士仅一年多，就以久病奏请卸任，于乾隆三年五月病逝。而因麻城案蒙受奇冤、受三木极刑的汤应求，则经吏部考核，认定“审无受贿，准其开复”，仍留湖北省内，担任利川知县，终其仕宦，不过以安徽凤阳府丞告终。
说到麻城案的酷烈，就不得不提到清代司法中的刑讯问题，以及所谓刑狱的“世轻世重”。清代官员审案，上至刑部，下到州县，在问讯过程中，理想的方式是运用“听辨五辞”，用雍正皇帝引怡贤亲王的话说，叫作：“求之于辞气耳目，以察其情，设诚以待之，据理以鞫之，未有不得其实者。”那些洞悉人情的“名吏”在传记中也往往被赋予这样的形象。如孙家鼐记载晚清法律大家薛允升审案，说他经常通宵达旦地问案，荧荧孤灯之下，书吏衙役们都困倦睡去，唯有他一人平心静气地与囚犯对坐谈心，毫无疾言厉色。以至于囚犯忘记了他是审讯的官员，他也不以囚犯为卑下的罪人。所以凡是他审理的案件，无不情通理顺，犯人就算最后被处以死刑，也感念他的恩德。但是，受刑侦技术的局限，清代刑官问案，还是以口供为重，是以刑讯一事，在审讯中几乎不能避免。精干高明如沈家本，也曾对犯人“分班拷讯”，且并不讳言。
官员刑讯犯人一般以掌嘴、杖刑为主，对拒不招认的重犯用夹棍、拶指；审讯三品以上大员，如需动刑，则要事先请旨。以上算是制度范围内的用刑，除此之外尚有“非刑”，即被官方禁止，但禁而不能绝的酷刑。如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讲到道光年间四川按察司的酷刑，他说他的前任刘燕庭为人残酷，凡有盗匪押解到省城，不问真伪，先打四百小板
，然后审讯。审讯过程中，往往还没有获得口供、定下罪名，就将犯人当堂杖毙。后来因为大堂左右夜里常有鬼啸声，差役们不敢在大堂问案，就把犯人押到东门大街城隍庙，在城隍的神像前用“揲筊”法占卜，如果阳面朝上就免死，阴面朝上就立毙。官员高踞庙内声色俱厉，犯人跪在庙阶下咒骂不止，一时棍如雨下，血肉横飞，脑裂骨折者不知凡几。这样的例子可能偏于极端，但“非刑”的滥用却不是罕见的现象，无论史籍还是文学作品中，都层出不穷。麻城案中，涂如松饱受重刑，以致其母求其速死、帮助伪造证据的地步，足见高人杰之残酷。
此外，清代刑狱还有“世轻世重”的特点。在清人的观念里，执法的宽严不应一以贯之，而应以“世轻世重”的方式来适应时势的变化，达到“刑期无刑”的境界。基于清代的政治体制，“世轻世重”的尺度把握，往往与皇帝的个人执政风格密切相关，所谓春温济以秋肃，仁育而后义正。在清代中前期，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执政风格都非常鲜明地体现在刑名领域的“世轻世重”上。
康熙帝尚宽仁，亲政后一改四辅臣之严厉，屡屡举行大赦、停止秋审；即便举行秋审，所拟情真
人数也很少，勾决比例也很低。他每行勾决，多采取“于无可生中求其一线可生之路”的态度。皇帝尚宽，法司风旨，刑罚也越来越宽。到康熙末年，颇有法网松弛之弊，皇帝本人虽能感受到，却不肯做出改变。
雍正帝即位之后，刑政尚严，多有针对乃父矫枉的做法。他曾正告诸臣说：“夫狱多缧囚原非德政。然必使天下化行俗美、比户可封。普天率土皆安分守法，无盗窃奸宄之徒；型仁讲让，无斗狠轻生之辈。而后时雍风动，实致刑措之风，方谓至治。若未能如是，但将应行治罪之犯概行宽释，以博囹圄空虚之誉，吾谁欺？欺天乎？朕实耻而不为也。况纵法实足长奸，第恐宽宥之后而犯者愈众，此更朕所不忍者也。”意思是说：“监狱里关满了囚犯，当然不是德政的表现。但天下太平，政清俗美的境界是什么呢？是普天之下的人民都安分守法、亲爱礼让，没有强盗偷窃、好勇斗狠之类的奸徒。如果社会治安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而将监狱里的犯人都从宽释放，以图轻刑仁政的虚名，就是沽名钓誉、自欺欺人，朕是不耻于这样做的。况且降低犯罪成本，就足以滋生更多的犯罪，过度的宽赦轻刑，反而会使触犯法律的人越来越多，朕更是不忍于这样做的。”这番议论与法家强调的“火烈民畏、水懦民顽”观点高度一致。雍正帝执政期间，在刑名领域对康熙中后期朝野内外务虚好名、法纪懈怠的政风形成强力扭转。
皇帝尚严，法司官员先意承志、回避处分，上行下效未免更严。乾隆帝即位之初，身为帝师的大学士朱轼就力陈雍正年间刑官之弊，称当时风气“以严刻为才能，不问是非，不计曲直，赃私先酌数目，迫以极刑；罪案自定供招，诱之伏法。故生枝节，刻意株连，以为不如是必致上司驳诘。凡属员所定之稿，上司酌改，有加重，无从轻。以为若一改轻，便是徇私。有意避嫌，不顾执法之义。”麻城大案在此时发生，自有其政策土壤。
雍正帝去世后，年轻的乾隆帝从小接受儒家仁政观念的教导，又夙以祖父康熙帝为榜样，因此，即位伊始就接受老师与辅政重臣们的建议，矫其父过严之枉。其实，办理刑狱，向来有由宽改严难、由严改宽易的规律。新君“尚宽”的心意稍一流露，法司大臣无人不愿做顺水人情。乾隆初年，在雍正朝一定会被勾决的强奸逼死人命之犯，也被九卿改为缓决，“是明示以不死，再阅数年，恐更入于可矜之列。”至于贪污、挪用、害民的地方官更是通通列入缓决册内，得以蒙混不死。麻城案结案时，一干酷吏倚仗赦典，最重止于革职，而无一人获刑，一再对查明真相设置障碍的高级官员如迈柱等，则毫发无损，甚至连降级、调用等行政处分都谈不上，也与乾隆初年这一大背景有密切关系。
不过，随着类似问题在乾隆帝执政之初的十几年中一再出现，逐渐摆脱鄂尔泰、张廷玉等辅政大臣影响的乾隆皇帝，对幼年以来所受儒家正统教育中“人性善”的观点产生了强烈怀疑，并将官僚之间包庇回护、法司办案“宁轻毋重”的态度，看作对自己的轻忽蔑视。乾隆十年以后，他开始屡屡发出“试思雍正年间若有此等严旨交部之案，该部敢如此办理乎”之类的责问。到乾隆十三年，因金川用兵失利而怒杀大学士讷亲、将军张广泗，及因孝贤皇后丧期剃头而赐死多位大臣后，乾隆帝的执政风格彻底由宽转严，即便与乃父雍正帝相比，也有变本加厉之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