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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界与社会思潮一直把1978年安徽小岗村农民首创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看作中国社会走向改革开放的主要标志。实际上这一看法是不全面的，甚至有颠倒主次之嫌，因为它忽略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具有更重要和决定性意义的城市改革与发展，在更深的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思维惯性对改革开放30年历程反映、建构与阐释的结果。不必讳言，改革开放的确给中国当代的“李家庄”们带来翻天覆地的巨变，但如果从全局性、深层次与战略发展的角度看，变化最大、发展最快、意义举足轻重、最能代表中国改革开放实绩的，无疑是在“乡土中国”上迅速繁殖、成长和扩张着的城市、“大都市”与“城市群”，而非作为其母体与资源库的广大农村或城市化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从城市化率的角度看，自1992年以后中国城市化率年均提高1.9%，为同期世界城市化平均速度的3倍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从20%到40%的城市化率，英国用了120年时间，美国用了80年时间，而改革开放的中国仅用了22年。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2年至2006年中国城市化率年均提高为1.2个百分点
，仍大大高于世界城市化的平均速度。中国城市在改革开放30年间的高速与持续发展，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其现代形态的结构转型与本体创新，同时也为中国、亚洲与世界的可持续与更高水平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而不可替代的贡献。在中国改革开放即将走过而立之年的当下，从中国城市建设、更新、改革、发展与前景等角度审视、回顾与总结这一光辉而艰难的历程，是十分必要与重要的。
在本质意义上，现代化进程即农业经济、农业人口与乡村生活方式的城市化进程。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速度与实际达到的水平，则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进程的核心指数与主要尺度。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由于在历史上缺乏如工业革命一样的突变环节，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城市化进程的误读与采取的不当政策与措施，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与限制了中国城市的生存与发展。按照我们的总体看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自1949年至1978年缓慢而曲折的城市发展时期；二是自1978年至2000年中国城市发展逐渐恢复元气并很快踏上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公路；三是自进入21世纪以来逐渐融入作为全球化背景下当今世界城市发展主流、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
由此可以清楚地发现，在最初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1978年，不仅意味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将揭开新的历史篇章，同时它也是中国城市摆脱束缚、走向解放与现实发展的里程碑。要对改革开放对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影响做科学认识与理性评估，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城市的实际情况与曲折发展道路。
在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城市化水平十分低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城市化率为10.6%。与之相对，当时世界城市化的平均值是29%，一些发达国家则超过了60%，早已完成了自身的城市化进程。二是发展道路异常曲折、艰难。直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仍低于18%（美国的城市化率在1960年已高达72%），
从1949年的10.6%到1978年的18%，中国城市化水平年增长率不足0.3%。与之相对，在1960年前后，发达国家已开始由普通的城市化进程升级为城市发展更高形态的都市化进程。如美国波士沃施城市群（波士顿—华盛顿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英国伦敦城市群等，其城市化水平最高者超过90%。作为人类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出现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城市群对当今世界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由于复杂的政治、军事、经济与人口等问题，不仅城市化水平提高缓慢，在某些时期还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倒退或“逆城市化”运动。如在1952—1957年的“一五”规划时期，约有2 000多万农民通过自由流动进入城市。但从1959年开始到1960年，中国政府又从城里迁出了2 000万人
，等于没有任何提高与发展。如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为了减少城镇人口，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市镇建制、缩小城市郊区的指示》，提高了市长的设置标准，撤销了大部分10万人以下的市和大批不符合条件的镇。通过市镇设置的调整，中国的城市由1961年的208个减少到1964年的169个，建制镇更是由5 404个下降到3 148个，城市化水平由1960年的19.75%下降到1963年的16.84%。”
而“最大的逆城市化运动则多集中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城市居民、干部下放；中期开始的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和‘三线’建设，末期的由‘备战’而引起的城市人口大迁移，等等。所有这些，人为地遏制了城市化的自然发展”。
这既使从1949年到1978年近30年间中国城市发展十分缓慢，也是中国城市在改革开放之前积累的全部家底。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缓慢、曲折与艰难，切实地反映出这个传统农业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真实历史状况。
影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原因自然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因素。但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政治型城市模式是制约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根源。政治型城市是以政治为中心、一切服从于政治需要、“稳定压倒一切”的城市发展模式，在城市资源、规划与管理上的高度军事化与意识形态化是其主要特点。中国之所以选择这一城市模式，既有传统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就前者而言，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城市模式的现代延续。与经济型城市的基本功能是扩大生产规模、竭力占有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以便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不同，政治型城市的核心功能不在生产环节而在分配环节，其首要功能是如何聚敛与控制社会生活资料与物质财富而不是发展生产力。
出于更有效地强化统治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秩序的目的，政治型城市往往还要限制、压迫经济型城市的规模与实力，如朱元璋对“中古时期最富裕、城市化程度最高和最先进的经济文化中心”苏州的政策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个案。
从城市发展源流的角度看，“西方和中国的城市发展则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西方的城市作为宗教和商品交换的中心，强调城市居民的精神和物质需求的满足，而中国的城市发展则遵循一条以政治为中心的道路，强调城市为统治阶级的需要而服务。城市的文化职能、经济职能和流通职能，被强势的政治职能所掩盖，城市被框定在规制和等级中，城市成为农耕文化和传统等级制度的载体。在城市规划中提出了‘仕者近宫，不仕者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的分区思想，市民阶层和统治阶层分居在不同的地域。这种唯政治的城市发展理念，对现代城市规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就后者而言，战争文化经验、中西冷战现实、苏联模式影响等则构成了中国选择政治型城市的现实背景。快速发展现代工业，推动国民经济复苏，改善被战争严重破坏了的生活环境固然重要，但比这一切都重要的无疑是新生政权与刚刚独立的共和国的稳定。这是1949年以后中国出台一系列新的经济发展战略、调整工业城市布局、压缩城市人口、削弱城市商业与服务功能的政策与运动的总体背景。尽管这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客观的必然性，但在某种意义上也中断或限制了自近代以来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拉大了中国城市与世界城市之间的差距。
城市的基本内容是较大规模的人口与财富。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城市本身反映了人口、生产资料、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
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乡村社会相比，高度异质化的人口与文化、滚滚而来的财富与机遇，包括在高速聚集中产生的激烈碰撞及由此裂变出的冲动、激情与创造力，是城市的本质以及城市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而政治型城市的根本问题在于，过于严格的管理与控制严重影响了城市发展的活力与激情。这可以从两方面看，首先是计划经济政策的出台与体制的形成严重影响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动力机制是决定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力量及其作用过程，其最根本的动力是工业化。”
但由于战争阴影与苏联模式的影响，中国的人力与物力主要集聚于发展重工业，并在“一五”时期基本上建立起以军重工业为主的国家工业体系。尽管这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但计划经济对生产、流通与消费的高度管制无疑极大扼制了城市经济的自然发展与自由竞争。这不仅不利于城市经济的均衡与可持续发展，甚至会使已获得较大发展的城市出现倒退与萎缩。以在20世纪早期已有相当城市经济规模与基础的长三角为例，“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由于实行闭关锁国和高度集权的全民制计划经济，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化进程几乎处在停滞状态，城市格局一直没有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前，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在一次又一次的意识形态运动中逐渐成为公社制和计划经济根基最为深厚的地区之一，以至于至今由计划到市场的转轨还是困难重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长三角也在稳步发展，但远离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分工和循环。上海‘东方巴黎’的辉煌成为历史记忆，其远东第一大都市的地位逐渐让位于东京、香港、新加坡、汉城和台北。”
其次是有中国特色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出台与不断完善极大地限制了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人口增长与农业人口减少是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尺度。城乡人口的消长则与城市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其一般规律正如西方学者所说：“正是在这些被大工业以其强有力的生气所鼓舞着的地区中，十分强烈地表示出人口显著增加，这已成为大多数工业国家中的正常现象。”
而中国城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萎缩与停滞，则是其必然要采取配额制以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现实原因。同时，中国人口的不断膨胀与城市经济的相对退化，也迫使中国只能频繁出台各种限制持续人口流动的政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的1954年，中国公民的迁移自由已从宪法中取消；在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配套制度，则为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了详细的制度安排；在1964年，国务院转批公安部户口迁移相关规定的基本要点时又提出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以及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在1977年，国务院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此后公安部具体规定了“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即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
城市经济与城市人口是相互影响的，不发达使城市的“容器”功能受到遏制而无法吸纳更多的人口，而城市人口的缓慢增长则全方位地影响到城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可知，整齐划一的计划经济模式与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影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两个最关键的因素。而改革开放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也恰是从城市经济发展与城市人口增加起步的。
对于城市发展而言，在西方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人文生态学派，其核心是认为城市通过自然的竞争与演替自动达致社会的平衡与有序，因而对城市化进程干预越少越好；二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城市社会学”（New Urban Sociology），更看重的是资本主义的作用、国际经济秩序对城市建设的影响、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集中、社会阶级关系与国家管理职能等。
政治型城市作为一个特殊的城市化模式，在新城市社会学中可以找到一定的根据，即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城市政策等可以极大地影响城市的发展。但也要强调的是，由于中西在历史与现实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在运用这一理论资源研究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时，也要通过先验批判等程序对其合法性与适用范围加以必要的限定。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城市在相关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城市政策下获得了更高的发展阶段，而中国城市化进程在1949年以后近30年的时间里却一直摇摆不定甚至出现了倒退。
如果说，1978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障碍在于计划经济与户籍制度，那么也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出台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体的新政策与现实中各种应运而生的人口流动与迁移模式构成了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从城市经济发展的角度，最值得关注的事件主要有：1979年，中国政府决定放宽对外贸易的限制，给予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以特殊政策；1980年，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与福建省厦门四个地区宣布改制为对外经济特区，将加工装配、合资经营作为主要的外贸形式，并许可了少量外商独资企业存在；1981年，国务院将湖北省沙市确定为全国第一个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在计划体制、价格体制、劳动用工体制、企业领导体制方面进行了尝试；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扩大地方权限，给予外商若干优惠政策和措施。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进展，中国城市发展逐渐由改革初期的单体城市转向“大都市”与“城市群”，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有二：一是作为大都市发展引擎与标志的“新区”建设，如继上海浦东新区之后的天津滨海新区、沈阳沈北新区的设立；二是作为区域发展龙头与国家战略核心的“城市群”，特别是以成渝、长株潭“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广西北部湾首个“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
为代表的中西部城市群的建设规划，表明城市群战略已从东部发达地区深入欠发达的中西部。实践证明，在改革开放中涌现的经济特区、开放城市、新区与城市群均不辱使命，对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繁荣承担着开路先锋与中流砥柱的双重作用。与城市经济发展相比，户籍制度改革显得更加艰难。中国庞大的农业人口与有限的城市资源，是城乡二元人口分布结构滞留至今的主要根源。一些曾取消户籍限制的城市如郑州等，由于紧张的城市资源环境无法容纳纷至沓来的移民大军，又不得不重新关闭城乡之间的绿色通道。尽管在户籍制度改革上没有根本性的突破，但改革开放的中国城市还是独创了不少安置移民与吸引人才的新模式，并行之有效地解决了城市自身在发展中实际需要的庞大人力资源，顽强地支撑着高速增长的城市经济与日新月异的中国城市化进程。
正如改革开放始于主体的解放思想一样，新时期中国城市化进程首先起源于观念领域的变革。以对城市化的认识与态度为中心，这一进程主要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1979—1983年在观念意识上的拨乱反正，明确了中国必须走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为中国城市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逻辑起点；二是1984—1993年理论界与决策部门对中国城市化模式的思考与讨论，其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城市化，还是城镇化”上，尽管“城镇化”在当时与其后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主流，但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与主流地位再也没有发生过动摇；三是自1993年以后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全面展开，为中国城市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及时而多元的理论资源与战略思考，尽管这一过程同样充满了矛盾、反复甚至是相当激烈的斗争，但在“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总体背景下，中国城市在现实世界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四是自21世纪以来对作为城市化进程更高形态的都市化进程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如2002年上海证大研究所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以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如2006年两院院士、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周干峙提出“城市密集地区（或都市连绵地区）是现代城市化中的新特点”，
如都市文化学者刘士林在同一年首次将都市化进程界定为“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等
。对都市化进程的全方位的经验总结与理论研究，使之很快成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新学科与新领域，其标志是成功入选《2007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的“都市化进程的学术镜像”。正如其入选理由所说：“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正在深刻影响着当今自然环境和社会变迁，因此也成为近年来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关注的对象。2007年，相关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一是在区域经济社会研究方面，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中心的相关研究异军突起。既有关于大都市区内的经济冲突、社会冲突与环境冲突的研究，又有都市经济圈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围绕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各种应用研究更是层出不穷；同时，国内首个‘都市化进程报告’也正式亮相。二是在城市化研究方面，由于农业人口向大都市与城市群的大规模迁移，使得以大城市为中心的人口流动与迁移模式成为新的学术热点。三是在城市经济发展方面，面对全球人口激增、能源危机、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城市经济模式正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使得作为新型都市经济要素与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文化产业备受学术界瞩目，城市文化资源、文化创意产业、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基础与应用研究迅速升温，并越来越向着具体化与深入化的方向发展。四是在城市发展方式上，与传统的政治型、经济型城市不同，以文化资源为主要生产对象、以文化产业为代表、以高文化含量的现代服务业为文明标志的‘文化都市’的提出与理论研究，为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理念与战略框架。”
都市化进程的相关研究，既代表着中国理论界对城市化进程的最新认识成果，也在更全面的意义上满足了中国城市向新阶段发展的理论需要。
与思想解放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勃勃生机一样，中国城市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成长。首先，从城市人口增长的角度看，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9月26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截至2006年，全国城镇人口已达57706万，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为43.9%。
据时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在2007年8月13日亚洲就业论坛上透露，通过稳步发展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近年来全国已有超过2亿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了向非农领域的转移。
据世界人口基金会发布的《2007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中国的城市人口正以每年1800万的速度增长，在未来10年内，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口将生活在城市，从2005年至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从42%上升到64%，城市人口将从目前的5.6亿增加到9.1亿。
这些已经化作现实或尚抽象存在的数字，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水平不断提升的感性证明。其次，从城市数量增加的角度看，同样可以证明改革开放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决定性作用。以小城镇为例，1978年全国小城镇仅为2 176座，至2000年则猛增至20 312座，表明有近90%的小城镇是在1978年之后出现的，平均每年增加820个以上；
以中、大、特大城市为例，从1978年至2003年，全国20万至50万人的中等城市从59个增加到213个，50万至100万人的大城市从27个增加到78个，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从13个增加到49个。
由于都市化进程的主要特点是人口、资源向国际化大都市、国家首位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的流动与迁移，因而，与欧洲城市因为人口总数不断下降而担心经济衰退不同，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各大城市的人口与发展前景十分看好。据2006年《中国城市发展问题观察》的预测，到2010年，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将分别达到125个和50个左右；
以作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最高形态的城市群为例，目前已纳入中国城市群竞争力排名榜、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群已达15个，依次是：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徐州城市群、武汉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哈尔滨城市群、关中城市群、长春城市群、合肥城市群。
同时也有相关研究报告预测，2030年，中国将建成20个城市群。
城市人口、数量、规模与综合实力的巨大增长，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经济增长上看，如世界银行专家尤素福就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有10%是从城市化进程中获得的。
从城乡协调发展的角度看，在当代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其出路已不再是古代士大夫的减轻赋税、奖励农桑、整治游手好闲之徒等，而是如何通过城市化战略把农业人口真正地解放出来。
“在盐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这曾是20世纪80年代人们耳熟能详的俄罗斯格言，在当时很多人都坚信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将是一段“苦难的历程”。事实也确乎如此。在中国城市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各种巨大的波折、苦闷、悲喜与沉浮一直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在30年有限的时光中，有的城市借助时代东风迅速长成参天大树，有的城市则白白浪费了青云直上之机，有的因为区域发展战略调整或重心迁移而只能自叹命运不济，有的则纯粹是因为“发展慢等于后退”这一当代竞争原理而每况愈下……但就总体与全局而言，中国城市没有虚度它们30年的宝贵年华，并在即将到来的而立之年实现了从城市化到都市化的跨越式发展。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中国城市的改革开放可相应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恢复、起跑与积累阶段。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或早期形态相适应，以“城镇”与“小城市”发展为主体的“城市化进程”是其标志与主要成果。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核心的“都市化进程”构成了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旋律。对此可从两方面加以简要论证。在城市发展观上，与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相对应的是城镇化理论。其意识形态代表是国务院1989年制定的“三句话方针”，即“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其学术理论代表为提倡中国主要发展城市化村庄的超微型城市论（复书章等），以及主要发展小城市的微小城市论（费孝通等）。但在国际联系日益紧密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小城镇为中心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很快开启了自身的升级程序。在千年之交的2000年——这一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36.09%，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800美元，两项指标表明中国城市化正在驶上快车道，并迅速融入作为世界城市发展主流的都市化进程。对都市化进程的自觉意识与理论探索落后于中国城市发展的实践。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都市化进程可追溯到1982年国家领导人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但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的低下与人们对发展大城市的矛盾心态，致使相关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严重滞后于城市发展的实际需要。其在意识形态上最终得到确认始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在建议中首次出现了“城市群”的概念，要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要继续发挥对内地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区内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以及提出在“有条件的区域，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合理分布的新城市群”。
而作为其学术理论的研究则散见于近年来有关“都市连绵区”“城市群”“城市密集地区”“大都市经济圈”“组团式城市群”“集中型的城市化”“都市化进程”中。在城市发展实践上，则正所谓“撒什么种子发什么芽”，在城镇化模式的主导下，中小城市成为中国20世纪80~90年代的城市发展主流，全国小城镇从1978年的2 176个猛增至2000年的20 312个，仅珠江三角洲地区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就建成约600个左右。在都市化进程中，与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的时代背景相一致，“大都市”与“城市群”获得了异常迅猛的发展。除了发展在先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之外，中西部城市群在都市化进程中也跃跃欲试。特别是重庆与成都、长株潭城市群在2007年分别成为第三、第四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对中西部的都市化进程将起到重要的引领与推动作用。
在经历了恢复与起跑阶段并积累了一定的基础与经验之后，中国城市化进程终于迎来了一个更高级的新形态，这是一个与世界发达城市比翼齐飞的新天地。中国城市发展从“城市化”到“都市化”的飞跃，终结了长期以来优先发展中小城市还是大都市与城市群的论争，使一般的城镇化或城市化模式逐渐淡出或退居二线，为各种区域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甚至是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与契机，是中国城市化进程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结果。都市化进程与城市化进程固然有矛盾冲突，前者直接改变了人口、资源流动的方向与聚集的空间，必然导致乡村与城市、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的固有矛盾与差别进一步升级。此外，都市化进程作为吸收了城市化进程全部精华的新形态与辩证发展的更高环节，本身就是后者内在本质与目的的直接体现、感性表达与更高层次的实现，因而两者又有着根本上的统一性。一方面，没有城市化进程在人口、资源、资本与信息等方面造成的高度集中（有关统计表明，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0%，国家税收的80%，第三产业增加值的58%，高等教育和科研力量的90%以上，都集中在城市。
），作为其高级版本与当代形态的都市化进程就不可能获得充足的基础与条件。而随着“大都市”与“城市群”在社会发展资源上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以中国首位城市北京占有的科研资源为例，其主要数据为28%的国家重点实验室，32%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45%的国家重大科学工程，30%的国家重点学科，41%的国家基础研究项目，32%的“863计划”项目，35%的科技攻关计划。此外还有673位两院院士，这个数字占到全国的50.9%），其必然要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与核心机制。另一方面，率先发展的中国当代“大都市”与“城市群”也不负所托，并切实地承担起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与主力军的双重使命。以中国三大城市群为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国土面积仅占全国的2%，其人口和GDP则分别达到全国的12%和38%。
以中国目前具有一定规模的11个城市群为例，其国土面积为全国的6.3%，而人口与GDP在2002年就分别达到全国的30%和60%。
以长三角的最新数据为例，2007年长三角地区16城市（GDP）达到46 672.07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8.9%；以反映单位土地面积总产出的产业密度计，2007年长三角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土地产出4 256万元，其平均产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倍多。
由此可知，“大都市”与“城市群”已成为增强中国综合实力与提升国家竞争力最重要的板块与最核心的结构。没有中国城市在都市化进程中迅速与跨越式发展，就不可能有今天在世界格局中越来越重要的中国概念。正是在21世纪以来“大都市”与“城市群”振聋发聩、响遏行云的拔节声中，我们看到中国这个百年多病的东方巨人正在迅速地成长现实中的大力士。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大都市”与“城市群”的发育与发展，对于改变城市化进程的“穷过渡”思维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特别是最近几年来，中国最发达的“大都市”在不少方面已可与世界顶级城市相媲美。以上海的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为例，2007年，上海港的货物吞吐量达到5.6亿吨，连续三年位居全球首位，其国际标准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615.2万标准箱，跃居全球第二位，浦东国际机场货运量跃居全球第五位。
以上海的公共卫生建设为例，据上海市卫生局2007年公布的数据，上海市婴儿死亡率为3.00‰，孕产妇死亡率为0.066 8‰，均创下历史最低水平，同时上海女性平均期望寿命达到83.29岁，表明上海的妇幼保健已基本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又如当下人们最关心的调整经济结构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2006年北京市产业结构调整进展明显，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5 405.1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占北京市全年GDP的比重已达到70%。
上海第三产业2007年实现增加值6 223.83亿元，增长15.2%，增幅比上年提高3.2个百分点。同时，第三产业比重达到51.9%，并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的增幅。
由此可知，率先发展的“大都市”与“城市群”正如当代中国的一道新万里长城，既对中国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安全现实地承担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同时也以其巨大的符号与象征意义激励着中华民族在复兴之路上努力开拓与进取。
改革开放30年，给中国城市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代表，中国城市也不负时代使命地实现了自身的跨越式发展。然而，不仅已经走过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未来的发展也将充满了矛盾、挑战甚至是危机。正如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一样，对于中国的都市化进程而言，巨大的人口规模、有限的资源与众多的矛盾，一起拥挤在一辆高速运转的经济社会发展列车上，朝着一个广阔深邃的未知空间飞奔而去，因而其在当下所面临的发展问题比任何时代都更加复杂与任重道远。对于当代中国城市，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在前30年快速发展中激增的矛盾与问题，以及如何在更为复杂的国际发展环境中实现自身整体的高水平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城市在当下与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其已遭遇和即将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在城市化进程上，以人口流动与迁移为核心的城市社会问题一直是影响城市发展的主要矛盾。城市与人口的关系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没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在空间的组织与集中，就不可能出现不同于乡村的城市聚落，这是芒福德（Lewis Mumford）将城市主要功能之一称为“容器”
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任何容器的容积总是有限的，一旦城市人口的增长超过了城市容器的限度，则必然导致城市的解体或衰退。特别是自工业革命以后，城市人口一直是城市问题的主要根源。如城市社会学家指出：“在出现了工业系统的早期城市以后，住房、商店和运输的发展，吸引了前所未有的大量人口。在旧城市中，祖祖辈辈居住在这里的固定人口，淹没在新来的人流之中，原有的邻里生活方式受到破坏性冲击。在很多城市里，由于人口急剧增加，食物、住所、卫生设施、医疗保健和职业非常紧张，供不应求，其结果是欲求受挫，疾病流行，营养不良，犯罪率上升，街道上混乱不堪。”
由于人口众多、城市化水平低与发展速度快，以人口为核心的城市问题同样是中国城市面临的最严峻的现实挑战与危机。有关研究表明：“城镇化率若按年均一个百分点增长，则每年需新增住房3亿~4亿平方米，建设用地1 800平方公里，生活用水14亿立方米。此外年均新增生活垃圾1 000万吨，排放污水11.4亿立方米。同时需要解决住房、文化、教育、体育设施，道路设施、排污等诸多问题，城镇面临的水资源、人员、土地资源短缺问题将更加突出。”
在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城市病”，在当代中国随着人口的都市化进程正变得更加严重。这是因为，都市化进程迅速打破了人口与资源流动平缓、流量均衡的传统城市化模式，使原本分散在乡村、城镇、中小城市甚至不同地区与国家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向“大都市”与“城市群”的迅速集聚，中国每个大城市在空间、交通、居住、公共服务等方面都出现了人满为患、不堪重负的“亚健康”状态。
其次，在城市经济发展上，以资源紧张与环境恶化为核心的经济生态问题成为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城市化动力机制是决定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力量及其作用过程，其最根本的动力是工业化。”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一致选择工业城市发展模式的根源。其影响则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物质实力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关统计表明，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4%，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和第三大贸易国。
以GDP的增长为例，2005年，中国GDP达到182 321亿元，按当年平均汇率折合美元22 257亿，人均1 703美元，超过英国，从2004年的第六位跃居世界第四。
而2007年的数据与相关研究则表明，中国GDP可能超过或与德国相当，跃居世界第三。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本质上属于较为落后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其主要特征：“一是主要靠铺新摊子、上新项目，忽视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搞了不少‘小而全、大而全’、低水平重复建设，其结果导致行业能力过剩，形成失调的产业结构和分散的企业组织结构。二是靠资源的多占用、高消耗，不注意降低成本，只追求数量，不注意市场需求，不重视产品的品种质量，其结果使产品缺乏市场竞争能力，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形成落后的产品结构。”
因而更是一种为中国资源环境与城市经济自身无法承担的恶性发展方式。以2004年为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4%，但消耗的一次性能源约占全球的12%，淡水占15%，氧化铝占25%，钢材占28%，水泥占50%”。
以生态现代化水平为例，其自然资源消耗约是日本、法国、韩国的100多倍；其工业废物密度约是德国的20倍、意大利的18倍、韩国和英国的12倍；其空气污染程度约是法国、加拿大和瑞典的7倍多，是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4倍多。
特别是在全球能源危机、资源紧张与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当下，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这种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老路已经山穷水尽、走投无路。此外，工业城市有一个重要的后遗症即畸形而片面的城市经济结构，其突出表现是第一产业压抑、限制了第三产业发展，“这种片面强调生产，忽视消费，甚至把消费和生产对立起来看待的做法造成了城市第三产业萎缩和城市经济结构的畸形，影响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表现在：第一，它抑制了经济发展的后劲，因为重工业多是资金密集型的企业，自身积累能力较差。第二，它抑制了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阻碍了第三产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而这两个行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很强，技术要求相对较低，有助于解决我国劳动力剩余的问题。第三，它阻碍了城市化发展的步伐，使我国城市化速度长期落后于工业化。第四，过分强调城市是生产基地，建立独立完善的工业体系，从而使城市功能单一，结构趋同。大多是由各类生产企业提供各种商品，再按计划和比例分配给居民，达到自我平衡，自我供给。”
在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写入“十七大”报告的当下，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将面临自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考验。
再次，是城市物质生产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对立与不平衡问题。这既是经济型城市“唯GDP是图”的本性使然，也是中国城市在都市化进程中必须严重关切的新问题。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早期城市发展的重心主要依靠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但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基础性的“物质文明建设”与基本的“政治、法律制度建设”，已不再是城市文明建设与发展的最高理想；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恶化的都市社会环境与精神生活生态，对城市、特别是“大都市”与“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现。以精神疾病为例，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曾指出：由于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加大导致的与应激相关的抑郁和焦虑等情绪问题为主的精神疾病增加；受流行文化影响的不当节食减肥或精神创伤与压力导致的神经性厌食和贪食的发病率上升，其他还有因环境因素、声光污染、夜生活无节制、过量使用烟酒等刺激性物质导致睡眠障碍与酒精依赖等。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代城市普遍出现了“罗马化”迹象，其特点是“在物质建设上的最高成就以及社会人文中的最坏状况”。
芒福德曾指出：“无论从政治学或是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罗马都是一次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罗马的城市历史曾不时地发出典型的危险信号，警告人们城市生活的前进方向不正确。哪里的人口过分密集，哪里房租陡涨居住条件恶劣，哪里对偏远地区实行单方面的剥削以至不顾自身现实环境的平衡与和谐——这些地方，罗马建筑和传统的各种前例便几乎都会自行复活，如今的情况正是这样：竞技场、高耸的公寓楼房、大型比赛和展览、足球赛、国际选美比赛、被广告弄得无所不在的裸体像、经常的性感刺激、酗酒、暴力等，都是道地的罗马传统。同样，滥建浴室，花费巨资筑成的公路，而尤其是广大民众普遍着迷于各种各样的耗资巨大而又转瞬即逝的时髦活动，也都是道地的罗马作风，而且是以极先进的现代新颖技术来实现的。这些东西都是厄运降临的征候：堕落权力扩大，而生命却被缩小。这类现象大量出现时，死亡之城即将临近了，虽然一块城砖也尚未崩落。因为野蛮已从城市内部扼制了这座城市。”
如果说，人口与经济直接削弱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物质基础，那么也可以说，都市文化与精神生态的恶化则严重影响着城市再生产的主体条件，它们分别从主客两方面直接威胁到中国的都市化进程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在城市化进程中必然要出现的“城市病”与“城市危机”，一直是各种“逆城市化”思潮与实践行为的刺激源与现实背景，其最大的问题在于往往导致以城市化进程为罪魁祸首与万恶之首的错误认识。“逆城市化”始于西方20世纪70年代，由于大城市或中心城区在发展中带来许多问题，因而导致了城市人口向郊区或中小城市的“回流”现象，一些社会学家称之为“逆城市化”并据此得出大城市走向衰落的结论。进而言之，在都市化进程中，由于人口、资源向少数“大都市”与“城市群”的快速与高密度聚集，必然要产生比城市化进程更加严重与更为复杂的社会与文化问题，这是“逆城市化潮流”或“反对大城市观念”在当今世界特别容易获得广泛同情并被普遍接受的根源。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由于城市化水平低与发展快的矛盾，使几乎每个稍微大一些的城市都陷入了超负荷运转的现实困境，并直接表现在城市规划、经济发展、交通运输、社会治安、居住、医疗、教育、社区服务等方面，使人们痛感到都市生活带来的沉重压力与巨大异化；另一方面，由于源自乡土中国的主体生命机能未能及时地更新换代，使城市的新旧居民不仅未能切实地分享到都市化进程的效益，相反还由于种种不适应和缺乏经验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是“逆城市化”“反对大都市”思潮在中国有众多知音与广阔空间的直接原因，也是中国都市化进程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都必须要在思想与实践上认真对待和解决的棘手问题。
正如马克思说：“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
尽管都市化进程必然要产生许多新的痛苦、矛盾甚至是悲剧性的冲突，如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亚洲开发银行《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曾指出，“环京津地区目前存在大规模的贫困带。”在北京和天津周围，共环绕着3 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
又如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据2003年《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提供的数据，与中国城市化率从1990年18.9%上升至2002年39.1%同步发展的，是中国城市贫困人口从13 000万上升到19 300万人。
但由于“大都市”与“城市群”集中了全球、国家或地区最重要的经济社会资源与精神文化资本，已成为中国社会改革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最真实的现实背景与最有力的支撑系统，因而，在当下最关键、最首要的是必须树立一种科学的城市观或理性的都市意识形态。解铃还须系铃人。在都市化进程中新生与激化的各种矛盾与问题，只有通过更深层次的探索与更高水平的发展才能现实地解决。任何因情绪、刺激而生的“辱骂”“抵触”或“无动于衷”，不但无助于矛盾与问题的解决，相反只能使自身的现实利益与真实存在蒙受到更大的损害。这既是中国城市改革开放30年带给我们的基本经验与理性智慧，也是在都市化进程中继续“坚定改革开放不动摇”所需要的正确与科学态度。
由此出发，不难发现，都市化进程不仅不是影响中国发展的恶魔与陷阱，相反，只有以更为清醒的意识和更为坚定的实践全面融入作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主流的都市化进程，才能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重点工程推动中国现代化战略走向全面发展。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正是“大都市”与“城市群”迅速集聚了各种重要的发展资源与先进的发展要素，才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与国家综合发展水平，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以对外贸易为例，中国进出口总额从2002年的6 208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1 738亿美元，年均增长28.5%，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周期最长、速度最快、增速最稳定的时期，在世界的排名由2002年的第六位跃至第三位，其中出口跃居第二位。
以作为综合国力基本组成部分的客观国力为例，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8——国际现代化研究》，2004年中国综合现代化水平和人类发展水平处于初等发达国家水平，其客观国力从1990年的世界第16位上升到2004年的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预计在2030年前后，将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
其次，当代各种先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都市化地区的培育、集聚与迅速成长，对于在经济上转变粗放型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上转变工业城市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引领、推动与示范性意义。以上海为例，在节能方面，目前上海总的GDP能耗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0%，近五年间其万元GDP的能耗共下降了17%。根据新的规划，从2006年到2010年还将下降20%。在环保方面，上海2008年的投入初步计划为400亿元。
以新兴的文化产业为例，调查显示，截至2007年，中国三大文化产业带均依托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而形成，其中，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6省市的文化产业资产拥有量均超过1 000亿元，占全国文化产业总资本的66%。
与以矿山开采、冶炼、纺织等传统制造业为主体的城市化进程不同，在都市化进程中不断壮大的高新技术产业、金融资本运营、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等，构成了“大都市”与“城市群”在物质生产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主导性机制。正是由于它们为城市创造了传统制造业无法比拟的巨额财富，才使城市有能力在节能减排、保护环境与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做出实质性的进展。再次，“人不风流只为贫”，在都市化进程中迅速发展起来的“大都市”与“城市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与大繁荣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如上海之所以在2007年提出建设“文化大都市”的城市发展目标，与其在改革开放中迅速积累与增长的城市经济实力是密不可分的。而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之所以继续讲“上海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建设文化大都市”，则是以上海整个国民经济在当下又快又好的发展为支撑的。此外，在都市化地区高度密集的人口与大量高级的艺术文化人才，也从消费与生产两方面为都市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良性的发展模式，并必然地要成为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中国当代先进文化建设的战略重点与主阵地。由此可知，以“大都市”与“城市群”为国家基地的中国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战略，对于实现中国文化在21世纪的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对于中国的“大都市”与“城市群”而言，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发育不足和发展不全面，与全球格局中的“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发育不足主要体现在城市经济上。如美国三大城市群（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的GDP占到全美国的67%，日本三大城市群（大东京区、阪神区、名古屋区）的GDP占到全日本的70%。目前中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加在一起才占全国的38%，即使按照相关预测，到2020年前后其人口与GDP可以分别上升到30%和60%，
与世界城市群已达到的水平仍有较大差距。特别是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讲，2004年中国生态现代化水平指数为42分，在118个国家中排第100位。据《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的预测，即使中国顺利地完成了城市发展的生态转型，到2050年前后其生态现代化水平也只能达到世界中等水平。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城市群选择的以工业化为主体的城市化模式及其扭曲的经济结构，是影响中国生态现代化及中国现代化整体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发展不全面主要是指城市物质生产与城市社会文化建设的不平衡。优越的物质条件与城市基础设施为都市人过上美好生活提供了可能，但由于文明素质、道德水准、艺术修养等方面的欠缺与不足，使中国率先发展的都市化地区并未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如何从粗俗的欲望满足与低级的物质享乐中超越出来，通过城市文明与文化建设防止中国大城市在未来发展中走向“罗马化”，是中国都市化进程面临的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与光荣的使命。总之，不是裹足不前，更不是回头是岸或“觉今是而昨非”，而是如何以都市人充分发展的理性意识、主体意志与审美机能努力在困境中探索现实的出路，应该成为已身不由己地卷入都市化进程的当代中华民族的基本信念与前进方向。
按照《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国家卷）》（以下简称《总纲》）提出的中国现代化总体战略目标：“中国要在未来50年的时间内，全面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综合发展水平，国家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前3名的行列，总体现代化水平进入世界前10名……”
在未来的40年左右的时间内，持续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将进入真正的攻坚与飞跃阶段。无论是要直面《总纲》揭示的六大挑战——中国人口三大高峰（人口总量高峰、就业人口总量高峰、老龄人口总量高峰）在未来50年内的相继来临；中国能源和资源的超常规利用；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中国“三农问题”的基本解决；中国社会公平的全面实现，还是践行《总纲》提出的“七大回应原则”——保持经济的理性增长；全力提高社会发展的质量；满足“以人为本”的基本需求；调控人口的数量增长，提高人口的素质；维持、扩大和保护自然的资源基础和生态服务能力；关注科技进步对于可持续发展瓶颈的突破；始终调控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发展起来的“大都市”与“城市群”都承担着重如泰山、中流砥柱的决定性作用。甚至还可以预言，无论是当代中华民族自身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生存与进步，还是中华文明对未来的人类世界可以做出什么样的贡献，都主要取决于中国“大都市”与“城市群”在下一个30年能否实现自身又快又好的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