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都市化的理论界定与中国经验

一、什么是都市化进程

都市化是城市化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按照一般的分类原则，城市化可以划分为城镇化、中小城市化与都市化三类，但与两个世纪前英美等国家的城市化发展道路不同，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标志的“都市化”模式在当代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如纽约、伦敦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或“波士沃施”、北美五大湖城市群这样的世界级城市群，它们集聚着数千万城市人口和数以万计的高级人才，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自然环境、合理的城市布局、高效的基础设施和先进的产业结构，并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发达的生产能力、完善的服务能力和连通全球的交通、信息、经济网络为基础，使自身发展成为可以控制与影响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科技与文化的中心。城市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影响环境和社会变化的机制是怎样的”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城市化最新特点与最高表现的都市化进程，恰好构成了推动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核心机制与主要力量。

都市是都市化进程的核心与最高成果，对其可从两方面进行界定与阐释：从城市发展史的视角看，都市是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由于都市化进程极大地扩展了都市的规模、提升了都市的地位与意义，因而，与传统的都市不同，它的当代典范形态是“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在概念辨析的意义上，“都市”不是英语中既可译为“城市”，也可译为“都市”的“urban”，而是来自希腊词汇、又被诸多西方社会学家使用的“megalopolis”（“巨大城市”）。尽管直到目前，在谁最先使用“megalopolis”这个概念等方面仍存在着争议，如国内学术界一般认为是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ean Gottmann），而根据西方学者的考证，这个术语在1820年代就已经是一个常用词，意为“大城市”，并且在当时主要是一个轻蔑语，以表达城市社会学者对过度城市化的不满与批评。以人本主义学者芒福德为例，他1938年出版的《城市文化》（ The Culture of Cities ）的第四章标题就是“Rise and Fall of Megalopolis”（“大城市群的兴起衰落”）。在芒福德看来，“特大城市”（megalopolis）与“暴君城”（tyrannopolis）分别属于城市发展的第四与第五阶段，是城市停止发展、走向衰竭的产物，其特点一是空间环境越来越不适合人们居住与生活；二是人的精神世界在对金钱与权力的追逐中被彻底扭曲与异化，很显然这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的。“megalopolis”在20世纪80年代传播到中国，一般被译为“都市群”“都市圈”“大都市圈”“大都市带”“大都市连绵区”等。与许多元概念一样，尽管这个术语在目前尚无法统一，但其所指称的现实对象十分明确，即作为人类城市发展更高空间形态的“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此外，与之有家族类似性的是“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s）概念，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姚士谋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的城市群》一书中提出，城市群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特大或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 大约是由于中国城市化及城市一体化的水平比较低，城市群这个概念也有一定的使用范围。由于城市群规模上的差异，也有学者将之细分为以国家级大都市为中心的国家城市群（national urban agglomerations）、以区域性大都市为中心的地区城市群（regional urban agglomerations），以及以地方中心组织起来的日常城市群（daily urban agglomerations）。但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一是与国家“十一五规划”中“城市群”的提法保持一致；二是与大城市群中的中型城市的空间、人口与经济规模等相对称；三是照顾到汉语的表达习惯，避免与“国际化大都市”的语词重复，我们在研究中一律采用“城市群”概念。同时，对相关研究中的“大城市”一律采用“大都市”，并在引用相关文本时依此进行了统一与规范化处理。

在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中，并不是说城镇化、中小城市化等传统城市化模式已不复存在，而是说它们不再占有主导地位，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每况愈下。此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都市化进程的影响并不限于数量有限的都市人口或几个国际化大都市与城市群；在现代化的交通与信息技术条件下，都市不仅成为一般中小城市乃至乡村竞相模仿的对象，而且其自身在发展中所有的优点与存在的问题，也都超越了都市空间乃至于民族—国家的界限，成为人类共同的生存境遇以及需要认真思考的世界性问题。都市化进程使人类个体与社会在整体上出现了“都市化”倾向，从主体角度讲，是人自身被再生产为“都市人”。在当代，一个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中，也可以对城市生活方式持激烈的批判与否定态度，但无论是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在更高层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上，他不仅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相反，两者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充满着严峻的现实意味。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社会环境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痛苦的问题，如社会学家经常讲到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危机”等城市综合征，但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文明、大都市文化的理由与借口，因为正是在城市，特别是在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中，才为个体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在乡村、城镇与中小城市不可能有的现实空间。从程度与范围上看，“都市化进程”也超出了经济社会领域，深刻地影响到精神生产、文化消费乃至于审美趣味等方面。如当代中国影视作品对历史、传统、经典的解构与“恶搞”，如都市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对中小城市甚至边远乡村的渗透与影响等。凡此表明，都市化进程已构成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重要的生活世界。这是中国相关研究从最初的“大都市经济圈”等，逐渐过渡到都市社会学、都市文化学、都市美学、都市传播等领域的原因。

二、都市化进程的西方经验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都市自身在结构与功能上未能得到充分发育，因而与一般城市的差异并不明显，这既是传统的城市化进程相对比较均衡，也是直到今天人们对“城镇化”“城市化”与“都市化”不加区分的根源。但从西方城市化的经验出发，不难发现，城市化进程在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确乎存在着一个从城市化（citilization）向都市化的飞跃或质变过程。这可以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去了解。

都市化进程在西方始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其界标是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在1961年发表的《城市群：美国城市化的东北部海岸》（ The Urbanized Northeastern Seaboard of the United States ）。在这本纪念碑式的研究成果中，他第一次从正面提出了“城市群”概念。在对美国东北部海岸的城市群体进行了20年研究之后，戈特曼发现这个北起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南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地区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区域”。其特殊在于：一是高度的城市化。这个后来被称作波士沃施的区域，面积仅占全国的1.5%，人口却占到美国总人口的16%；二是资源与功能的高度集中，波士沃施是美国的政治中心、银行中心、媒体中心、学术中心和移民中心，为全美国提供了为数众多的基本服务，所以也被称作美国的“主干大街”；三是作为一个规模空前、内在联系紧密的城市共同体，波士沃施的出现改写了城市化的历史，它既是城市化进程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产物，同时也把城市的形态与本质提到更高的历史水平上。如果说，城市化意味着大自然与乡村的各种资源向城市空间集中，并因此直接破坏了农业文明固有的节奏缓慢、安静和谐的田园生活，那么也可以说，由于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是人口与资源向都市空间更高度的集中，因而它不仅继续吸收农村地区的人力与资源，同时也把中小城市纳入自己获取营养的范围，其所带来的各种矛盾与问题，则远比一般的城市化进程严重得多，这是都市化进程从一开始就受到质疑、批判与否定的深层原因。

从理论渊源上讲，关于都市化的讨论可以追溯到1932年夏天的一场理论交锋。交锋发生在著名城市理论家芒福德与纽约和市郊区域规划主任托马斯·亚当斯（Thomas Adams）之间。以托马斯·亚当斯为首的大都市主义者认为，20世纪的城市将保持19世纪城市的形式，其人口可以扩张到100万或200万以上，其空间可以从城市中心延伸到50英里或更远。在这个理论基础上，他们认为更多的投资应该投入到大都市中心的修建上。而以芒福德为首的区域主义者（regionalists）则认为，与19世纪的城市相比，20世纪的大都市结构会有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不同于单一中心的大都市（monocentric metropolis），大都市区将发展成更加分散的城乡网络，成为一个横跨巨大空间的“城市区域”（urban region）。如果说，托马斯·亚当斯在思维范式上属于“大都市单子论”，那么，在芒福德的“城市区域”概念中，就已隐约见出戈特曼后来提出的大都市化、大都市带化（megalopolitanization）的雏形。20世纪美国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证明了这一点。从1920年到1940年，美国大都市区的规模和数量由58个增长到140个，大都市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也上升至47.6%。大都市区成为“全国所有地区的主要发展模式”和社会生活的主体，这是美国学术界称1940年以后为大都市区时代的原因。甚至大都市区也没有停止发展，它们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连接的方式，进一步扩展、蔓延与增长，从而形成了更大规模的“大都市连绵区”（megalopolis）。 “大都市连绵区”的出现与发展，是传统城市化模式发生转型与升级的标志，如果说城市化进程主要是发生在城乡之间，那么都市化进程的主要对象是城市与城市，这不仅使已充分发展的现代城市向更大的规模演化，也使众多的单体城市走向高度程度的一体化。正如王旭所说：“大都市连绵带由大都市区组合而成，在这种组合中，各个大都市区在大都市连绵带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其中每个城市各具独立性和特色，而整个大都市连绵带保持着整体功能的完整性，是多种城市职能作用的复合体。”

城市群是人类城市向更高形态发展、演化的产物。但是，正如芒福德把大都市称作“暴君城”一样，由于城市越大就越不适合人们生存，这是许多人希望对城市规模加以控制的根源。据联合国2001年对190个国家和地区的一项调查，它们中的大多数对城市化加快感到忧虑，有110个国家和地区想减缓或改变现在这种不断加速的趋势，甚至还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和行动。但在都市化进程中，其对最终结果影响并不大，尽管它们在局部可以发挥一些有限的作用。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许多人热衷的“逆城市化”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由于大城市在发展中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一度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其标志是许多人从城市中心迁往郊区或乡村。一些社会学家据此得出大城市走向衰落的结论。但实际上，“这在西方国家只是过渡性的临时现象，而非城市发展的主导和必然的趋势。……大量数据说明，在美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一直呈优先发展局面，尤其是在20世纪，大城市在完成竖向发展后，进入横向发展阶段，形成了大都市区和大城市连绵区或大城市带。这种大都市区化，是人口在一个更广范围内或是更高层次上的集中（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集中）。” 在现实中也是如此，从1940年到1990年，美国大都市区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大型大都市区的优先增长。大型大都市区的迅速增长，直接影响到美国城市化地区空间结构的演变。据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大都市学会2005年7月发布的《超越大都市带：美国新“大都市带”地理扫描》调查报告，目前美国已经出现了10个大都市带区域（megapolitan area），并且其中的大都市出现了“成对”分布的新趋势。美国“第一对大都市带”是东北部和中西部，其成对的大都市为纽约与芝加哥。其他几个分别是，皮德蒙特高原大都市带区域和佛罗里达半岛大都市带区域组成“新南方”对子，其成对大都市为亚特兰大和迈阿密；“大得克萨斯”对子由墨西哥湾沿岸大都市带和“I-35”走廊组成，其成对大都市为休斯敦和达拉斯；西部的两对大都市带分别是“大峡谷”和埃科透匹亚（Ecotopia），前者由南部陆地大都市带和阳光峡谷都市带组成，成对大都市为洛杉矶和菲尼克斯；后者由北加州大都市带和卡斯卡特大都市带组成，成对大都市为旧金山和西雅图。这种成对状分布的新趋势表明大城市群自身在内在机制上更加完善，同时也意味着其发展与增长正在进入良性循环，而衰落的可能性愈加渺茫。

三、都市化与城市化的区别及其影响

作为城市化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都市化与城市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作为人类聚集方式在空间形态上的演进，两者最大的共同之处是人力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从自然向社会、从农业地区向城市空间的流动与聚集。而两者的不同主要表现在这样几方面。首先是人口的流动与聚集的规模有重大的差别。这可以用世界城市人口在近两个世纪中的增长来说明。在城市化起步的19世纪初期，世界城市人口十分有限，并且增长缓慢。有关统计表明，1800年世界城市人口比例为1%，100年后为13.6%。举两个更具体的例子，如1816年德国城市人口略多于250万，至1895年达到1 300万；巴黎在1800年为50万，至1891年达到250万。但这个增长数字与20世纪是有天壤之别的。有关研究表明，1998年世界城市人口迅速上升到47%，这比19世纪整整提高了33.4个百分点。有关预测则表明，至2006年，城市人口将占到世界总人口的一半。由此可知，在对人类空间聚集规模与方式的影响上，都市化进程是传统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无法比拟的。其次是流动的方向与聚集的空间有本质不同。作为城市化的高级形态与当代升级版本，都市化意味着人口、资金、信息等社会资源向少数国际化大都市、国家首位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的高速流动与大规模聚集，这不仅在时间上表现为节奏越来越快，在空间上也呈现出以大城市为中心的新特点。从人口迁移看，2003年，美国的10个大都市带区域的居民已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从经济资本看，如美国三大城市群（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的GDP占到全美国的67%，日本三大城市群（大东京区、阪神区、名古屋区）的GDP占到全日本的70%。从文化产业看，如美国的好莱坞、日本的动漫产业等已成为全球居民的日常文化消费品。仅一部《泰坦尼克号》，就拿走当年全部电影业收入的1/10。如果说城市化进程直接改变了农业文明及其传统生活方式，那么，都市化进程则导致了文明与自然、城市与乡村以及城市本身全方位的沧桑巨变。

都市化进程尽管肇始于发达国家与地区，但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已成为当今人类生存与发展最重要的现实背景。特别是对于不发达国家与地区而言，在都市化进程中的冲击与裹挟下，它们从一开始就丧失了其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并表现出更加强烈的都市化倾向。这当然有被逼无奈的成分，因为它们实际上已不可能再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地走城市化之路，更为严峻的挑战是，由于政治制度落后、工业经济基础薄弱、城市发展先天不足，特别是时间紧迫、环境复杂等原因，都市化进程给它们带来的不是利好，而是巨大的变革阵痛，有些影响甚至是灾难性的。

都市化进程对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这样三方面。

一是大城市的“首位率”（首位度）迅速飙升。首位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首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人口数量之比，表明其不同规模城市的差异程度。都市化本身意味着人口向国家首位城市或地区中心城市高度集中，它在给首位或中心城市带来巨大压力的同时，也使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地区差异更加明显，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十分巨大。首位率高，既表明国家人口分布的不合理，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失衡的重要根源所在。其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人口规模巨大，有关统计表明，1950年，世界上有83个城市人口超过100万，其中三分之二位于经济发达国家；而到了1990年，超过100万的城市为272个，但三分之二都位于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首府墨西哥城，1960年人口为500万，到1994年上升为2 200万，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20%，成为当今世界第一人口大城市。以印度为例，德里在1947年独立时只有100万城市人口，如今已达到1 400万。班加罗尔的人口则由20世纪60年代的100万上升到目前的600万。孟买的人口已超过1 800万，成为地球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如此大规模人口在都市化进程中的高度集中，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

二是经济发展方式发生重大转向。200多年前开始的城市化进程，依靠的是现代科学技术与现代工业体系，如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以及矿山开采、冶铁、蒸汽机、机械工业制造等。工业文明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恶性地损耗了资源、环境与主体的精神世界，使它们无法再承载进一步的发展。反思与清理工业化的后果与遗患，是都市化进程的核心任务之一。在这个意义上，都市化进程最重要的推动力可以称之为后现代工业，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科技产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差异，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工业基础都比较薄弱，其城市化还需要依靠已过时的现代工业，这使其经济社会发展往往遭遇到双重困境：一方面，要想迅速完成“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就必须花大力气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与工业系统，另一方面，由于资源的短缺以及发展环境等方面存在的障碍，又必须对工业化本身进行反思、批判与超越。以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翻了两番，但它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不仅其“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严重地污染与破坏了环境，更令人担忧的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扭曲的经济结构”。前者如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中国的环境问题已不是什么‘隐约逼近的危机’，而是一个已到眼前的危机。我们一直说要搞好环境造福后代子孙，实际上是我们这代人能否安然度过的问题。” 后者如原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指出：“如果不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扭曲的经济结构不仅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校正，相反还要有继续恶化的可能。” 举两个例子，在1999年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中，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有9个在中国。世界银行2001年发展报告公布了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其中有16个都在中国。如何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三是“城市发展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都市化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问题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模式与实践中面临更多的挑战。以印度为例，由于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机遇，2003年其经济增长率仅次于中国，达到8%，并在代表未来工业发展方向的计算机软件产业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所以瓦杰帕伊在竞选中雄心勃勃地提出2020年把印度变成世界超级经济大国，还提出“宝石”计划，即把几个大城市建成国际化大都市。但都市化进程也使发展中的印度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有人形象地说，在印度10.5亿人口中，有80%以上是连自行车都买不起的“牛车经济”，15%生活在“两轮车经济”（小型摩托车），只有2%的人过的是“飞机经济”生活。另一个数据表明，印度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联合国最低标准）有3亿人（印度官方2000年统计的贫困人口为2.6亿，占总人口的26.1%）。都市化进程中贫富差距的拉大，不仅成为印度社会的顽疾，也使执政6年的印度人民党在2004年的大选中惨败，雄心勃勃的总理瓦杰帕伊不得不交出政权。又如秘鲁首都利马，其人口、财富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占到全国的20%与50%，如此高度的集中必然使各种“城市问题”与“城市病”变得空前尖锐与激烈。都市化进程不仅给人类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许多具有“都市化”特色的“新城市问题与危机”。如由于人口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与集中，使原本因分散居住而相对平静的种族、文明、地区矛盾日益激化，2005年法国巴黎地区的社会骚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又如都市化进程不仅使传统乡村社会的有机性进一步衰落，也使现代社会学家一直关注的“社区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如西方学者指出：“由于经济的国际化，社会上层的交往越来越是国际指向的，而对本地下层居民的服务需求日益减少。与此同时，社会下层与上层阶级的联系减少，与主流社会的经济活动越来越不相干，从而造成本地社会团结程度的降低、社会联系的断裂、空间上的分离、碎化和极化。” 还有就是都市人自身的精神生态与心理问题。如果说，城市化进程已经给人类的生存带来过多的问题，如城市社会学家经常讲的“社会解体”“道德上冷漠无情”“政治上不负责任”“人格被贬低”等，那么，在快速的都市化进程中，这些问题同样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方式迅速地滋生与蔓延着，并直接影响到都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中国融入都市化进程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都市化进程迅速波及中国，它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城市化列车驶入快车道，这在中国恰好是以千年之交的2000年为界标——这一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36.09%，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800美元，两项指标表明中国城市化开始驶上快车道；二是由此带来的城市资源的迅速膨胀。有关统计表明，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0%，国家税收的80%，第三产业增加值的58%，高等教育和科研力量的90%以上，都集中在城市。城市在对中国社会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同时，也为它自身向更高形态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数据、理论与现实经验表明，中国正迅速地融入当今世界的都市化进程。具体表现在这样几方面。

一是城市化进程不断提速，大城市发展持续走强。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对25个省市区1%人口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浙江省城市化水平达到56%，高于世界47%的平均水平9个百分点，高于全国43%的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另有消息表明，福建厦门在2010年城市化水平将达到75%，而广东珠海在2010年城市化水平将达到93%，后一个数据与世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英国已不相上下。与此同时，大城市在城市化进程正在成为主角。据建设部最近发布的有关数据，1978年至2003年，中国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从13个增加到49个，50万至100万人的大城市从27个增加到78个。以浙江为例，其1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在“十五”期间就由2个上升到6个。而据2006年《中国城市发展问题观察》的预测，到2010年，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将达到125个左右，其中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将达到50个左右。如此大规模人口在中国地理空间的迁移与变动，其对中国社会的重要影响是自不待言的。

二是随着大城市数量与规模的不断扩展，作为其更高形态的“城市群”（城市群）开始“扎堆”出现，并全面“开花”。大城市与特大城市的迅速发展，也包括中等城市的不俗表现（从1978年至2003年，全国20万至50万人的中等城市从59个增加到213个），为中国城市群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积累了雄厚的资源。在2000年以前，人们知道的中国城市群只有长三角、珠三角与京津冀，如果加上山东半岛与辽中半岛，最多也不过5个。但据2006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4》，目前已纳入中国城市群竞争力排名榜的就达到15个之多，按排名顺序依次是：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徐州城市群、武汉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哈尔滨城市群、关中城市群、长春城市群、合肥城市群。同时也有研究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出现18个城市群，其中包括西部的兰州城市群等。由于城市群具有的巨大规模效应与带动作用，其影响也波及西部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如广西已制定并启动了“南北钦防北部湾城市群”发展规划，其目标是在中国沿海地区最后一个未开发的“处女地”——北部湾地区，以城市群建设为中心，形成一种大开发、大建设、大工业、大发展的格局。这表明，正是在都市化进程中，一般的城镇化与城市化发展模式开始淡出，而各种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甚至是世界级城市群，迅速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

三是与相对均衡的城市化模式不同，在都市化进程中，各种高效优质的发展资源高度集中于区域中心城市、国家首位城市以及先行发展的城市群。以区域中心城市为例，安徽全省99%的博士、63%的科技人员、58%的科技经费和70%以上的专利都集中在合肥。以中国三大大城市群为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2%，而人口和GDP则占到全国12%和38%。有预测表明，2020年前后，三大城市群的人口和GDP将分别上升到全国1/6和50%。另据有关专家的研究，中国目前已形成的城市群达到11个，其国土面积占全国6.3%，而人口与GDP在2002年分别占全国的30%和60%。以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总部经济与大型企业为例，据最新统计，上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已达104家，而2005年中国企业500强中有126家位于长三角，其中上海44家，浙江42家，江苏40家。甚至在电视剧《我主沉浮》中，企业巨头对省长的威胁也是“要把总部搬迁到上海去”。

四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和磨合之后，中国城市群自身逐渐走上健康发展之路。以长三角为例，早在1982年，国家领导人就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四年后扩大到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一市，并在中央政府协调下建立“省市长联席会议”，以及由各省、市抽调人员成立了“上海经济区办公室”，但在20世纪80~90年代，红极一时的长三角经济圈却突然无疾而终。尽管这既有行政区划的原因，也有现实利益的冲突，但与当时中国城市化水平较低，特别是对于建设城市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直接相关。在1993年上海重启长三角大都市圈发展模式之后，尽管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依旧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冲突与不和谐，如人们普遍注意到的“产业同构”与“同质竞争”，以及在通信、金融、企业服务、旅游、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等方面的“各自为政”等，但正是借助于都市化进程，才使得原本“貌合神离”的长三角“破镜重圆”，并出现了城市布局日趋合理，功能定位日趋完善，以及政治协商与对话机制不断健全的良好区域融合态势。以发展总部经济为例，一种“错位发展模式”正在取代以往的“同质竞争”。如上海主要吸引跨国公司亚太地区总部、跨国公司中国地区总部、国内大型企业总部。杭州、南京主要吸引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和国内大企业总部或区域总部、省内本地企业总部。苏州、宁波等主要是留住本地企业总部，并积极吸引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并适当吸引国内、省内大企业总部。如苏州主要发展台资总部经济、宁波主要发展民营总部经济等，这对于规避产业结构趋同、城市分工不明确、招商引资大战、重复建设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内在机制的不断完善是建设环境友好城市共同体的重要保障，对于全面提高区域综合竞争力、实现城市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

五是城市群的辐射与带动作用越来越突出。实际上，从著名学者吴良镛教授提出“大北京都市圈”的发展构架学说，到不久前有专家在2006年《中国城市发展问题观察》提出把“城市群发展列入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建设部重点规划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和皖江城市带4大城市群，以便使中国中部地区迅速融入都市化进程，都是因为城市群的发展具有广阔的辐射功能与巨大的带动作用。在现实实践中也是如此。在都市化进程中高度集中的人力与资源，可以极大地提升中心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而中心城市的做大做强，对整个城市群的良性与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中国而言，由于受都市化进程的影响较大，东部地区城市与城市群的发展也要健康得多，正如西方学者指出：中国西部地区城市的首位率远远高于东部，如1998年甘肃省和云南省的杰弗逊城市指数为100-20-18和100-16-13，而东部的河北和广东的指数为100-82-75和100-56-25。这既是如安徽的马鞍山等城市纷纷接轨长三角的原因，也是如徐州这样的苏北城市主动接受上海辐射的根源。此外，这也表现在中国三大城市群对其周边农村地区的辐射与带动上。据最近发布的《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2006）》蓝皮书，新农村建设与其依托的城市发展水平有重要关联。该报告显示，在中国都市化水平最高的上海、北京、天津的周边，基本上形成了大城市郊区型农村，其新农村建设起点水平远高于其他地区。而都市化水平较低的西藏和贵州，也是新农村建设起点最低的地区。由此可知，大都市与城市群的率先发展，对中国社会的良性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六是从发展前景上看，在《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首次提出了“城市群”的概念，明确要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要继续发挥对内地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区内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以及在“有条件的区域，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合理分布的新城市群”。这不仅是对过去以发展中小城市、城镇为主导的城镇化战略的重要补充与调整，也是对中国城市在都市化进程中如何发展的理论创新与积极肯定。从理论上讲，在2002年由上海证大研究所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就已指出：由于三种矛盾——“环境、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城乡之间的矛盾”“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已到了“非得城市化才能解决的程度”，其首要发展路径即“以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包括学术界集中型城市化道路的理论，也涉及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城市化模式与思路。正如两院院士、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周干峙所说：“如果说大都市的出现是早期城市化的一个突出现象，那么，城市密集地区（或都市连绵地区）则是现代城市化中的新特点。”而且他明确表示，“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京津塘地区等无疑已经出现城镇密集连绵的地区”。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中国城市群的主要问题是发展不足，在机制与形态上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因而最关键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城市群，而是如何把它们真正地做大做强。在这个意义上，“城市群”在“十一五”规划中的出场，具有十分重要而及时的现实意义，不仅有利于中国大都市与城市群的培育与建设，对于实现农村、城镇与大城市、城市群的和谐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可以相信，由于中国城市群已初步形成的规模效应，一旦从思想上与政策上予以松绑，其发展前景是自在不言中的。

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大城市与城市群的风起云涌、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源向都市空间的高度集中、城市群自身进入良性发展态势、辐射与带动力的提升，以及“十一五”规划的政策导向等，正在中国大地上汇聚成一种新的发展潮流，这是中国步入都市化时代的有力证明。

五、中国和平发展的重大机遇与挑战

在欧洲，19世纪是城市大发展的年代；中国则在21世纪迎来了它的都市化进程。

传统社会发展比较平稳有序，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人口规模有限；二是人口分布相对均衡。农业社会自不必言，即使在西欧和美国开始城市化时，其人口压力也不是很大，“工业化和对自然资源利用的速度达到了足以维持新增人口和原有人口生计的水平”，走的是一条发展比较均衡、节奏比较适度的城市化之路。在以后200多年的城市化历史中，不断有新的民族与国家被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大潮裹挟进来。正所谓“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受城市化不断加速与都市化进程的影响，这些国家与地区已不可能再走传统的“城市化”之路，“贫穷、人口增长太快、城市化过度以及文化的急剧变动”，成为城市化进程带给它们的普遍问题，甚至是噩梦。中国属于较晚参与这一历史进程的国家，加上其农业人口数量大、工业经济基础薄弱、城市设施与管理落后，以及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局势格外复杂等原因，其现代化进程本已行进得十分艰难，而都市化进程的突然来临，无疑更加剧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复杂性。这主要表现在这样几方面。

一是农民进城依然压力巨大。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已有几亿农民成为城市居民，但由于农业人口基数巨大，中国在未来若干年内的城市化任务依然十分艰巨。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6年8月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问题观察》预测，在未来20年内，中国将有3亿左右农民进入城镇。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其影响决不局限于中国，而是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国外专家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相提并论，以为是影响21世纪人类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的原因。而据经济观察报研究院2006发布的《中国城市人口增长周期研究报告》，截至2005年底，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为42.99%，这意味着改革开放27年以来，中国城市人口已累计增长了2.27倍。尽管有如此规模的城市化战绩，但现实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中国第四个城市人口快速增长阶段已兵临城下。有关专家预测，中国城市人口比例在2025年将接近70%，也就是说，在大约20年以后，中国城市人口总数将接近10亿。此外，在都市化背景下，由于大城市发展在先，城市环境、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功能较好，因而正在成为农业人口、中小城市人口迁移的主要空间。这对于实际上已不堪重负的首位城市、大都市及区域中心城市，无疑将是一场更加严峻的考验。

二是城市与乡村、城市与城市的矛盾升级。都市化进程具有明显的二重性，它好的一面是“集中优势兵力”，可以极大地提升区域或国家的综合竞争力。但由于它同时也造成了人口、资源在都市空间的高度集中，所以本身也是城乡差距拉大、东西部发展失衡、城市内部贫富分化加重、社会资源日益紧张的总根源。以农村贫困人口为例，截至2005年底，按照683元的中国标准，中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为2 365万人；按照人均每天消费1美元的联合国标准，中国贫困人口的总数将不少于2亿，这个数字仅次于印度，居于世界第二位。如果说，农村贫困人口属于城市化的遗留问题，那么也可以说，城市贫困人口则是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新问题。都市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城市化加速，如中国城市化率在1990年是18.9%，至2002年就迅速上升为39.1%，这当然是可喜的。坏的一面是由于都市化进程固有的中心聚集效应，以及它实际上产生的城市与城市、城市内部的不平衡发展，据2003年《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提供的数据，与这个城市化率同步的则是中国城市贫困人口从13 000万上升到19 300万人。此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居民在资产方面的贫富差距也不断扩大，据经济学家赵人伟、李实等人的研究，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达近40%。如果再将2002—2005年房价急剧上扬等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现在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就更加严重。由都市化进程直接引发或加重的各种社会问题，是影响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因而也是我们必须加以关注与严肃对待的。

三是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冲突。中国现代工业发展先天不足，这是其农业人口压力巨大、城市化起点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因而，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必须大力发展现代工业。如英国伦敦米都赛克斯大学刘阿英女士指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走城市化和工业化均衡发展的道路。工业化以城市化为依托，而城市化又以工业化为提高城市功能的重要手段。中国目前面临着一些棘手问题或者新问题，比如‘三农（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问题，和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问题等。解决这些问题，都有赖于加快城市化建设。” 此外，由于环境污染、资源紧缺、产业结构落后等现实问题，中国不得不同时承担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双重任务。后工业化与工业化有联系，但在都市化进程中，两者的矛盾成为主要方面。这给中国城市发展带来的最严峻的挑战是，必须放弃我们依然需要借助的现代工业及其经济生产方式。这突出地表现为当前的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以及所谓的“企业大搬迁”。如上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腾笼换鸟”，曾使50万纺织工人下岗转产到第三产业或其他部门。在最新出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中，作为北京新发展模式的“标志性事件”是将首钢搬迁至河北曹妃甸。首钢作为一家国有特大型企业，有近700亿元的资产总额、逾800亿元的销售收入，其对北京经济总量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由于不属于“高端、高效、高辐射力”的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或者说，在都市化背景下丧失了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所以只能从北京搬迁出去。与北京类似的还有杭州。杭州自古就是一个消费城市，只是在现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才开始启动现代工业城市的发展程序，并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杭州工业城市格局。2004年杭州市第二产业GDP占到53%，可知现代工业已经成为杭州市的支柱产业。但在都市化进程中，由于杭州定位于旅游休闲之都，与首钢的命运相似，杭州民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其原料药生产车间迁往绍兴袍江，新光塑料有限公司搬迁至萧山所前镇，杭开电气搬迁至位于拱墅康桥的新厂区，杭州汽车发动机厂将迁至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将迁至临安经济开发区，金鱼集团和松下家电也正忙于搬迁中。历经几十年建设而形成的“工业杭州”，将很快从新天堂的都市空间中整体地消失。

四是城市盲目扩张与科学发展的冲突。在都市化进程中，核心目标是“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其对城市提出的总体要求是不断地扩展与升级，因为城市的空间越大，越有利于吸引投资与安置移民，前者可以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后者则有助于拉动消费市场。都市化进程在中国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国城市争相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目标。据相关统计，1995年提出这个目标的有五十多个，1996年上升为75个，至2004年则高达183个。尽管这种好高骛远与不切实际的发展定位，招致各方面的严厉批评与善意讽刺，同时也由于各种盲目的现实操作带来一些相当严重的后遗症。但也必须看到，这恰好体现出都市化进程在中国引发的发展思路与内心焦虑。实际情况很显然，大都市甚至一个大都市的招牌，都有利于聚集人力、经济与文化资本，给城市本身带来“人气”“财源”或“城市形象”一类的“象征资本”。它在更深的意义上表明，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既是中国民族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也是特别想抓住的重大机遇。最关键的并不是全盘否定它，而是如何使之进入科学发展的正确轨道。至于如何在都市化背景下实现中国社会的科学发展，最重要的我想有两点：一是必须对当代以都市化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有清醒的现实意识，并给予足够的关注与深入研究，这是发现问题的主要与根本矛盾、实现中国城市科学发展，以及由此推动整个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大前提。二是结合中国国情理顺城市化三种基本模式——“都市化”“城市化”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并根据不同地区、城市的实际情况，分别制定适合其发展水平的具体战略目标。前者是因为，在现实世界中，都市化进程已呈星火燎原之势，无论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还是中国社会的和平发展，都不可能脱离都市化这个全球性的现实背景。后者则因为，由于中国幅员广阔，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所以应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与多层次性予以更多的关注，这是城镇化、城市化与都市化三者不可偏废的根本原因。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方面，“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去，主要依靠发展大中城市是不现实的，只有大力发展小城镇才是现实的选择。它可以较快较好地把城乡两个市场连接起来，较为迅速地促进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大量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进而促进农业规模效益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同时又缓解了大中城市人口膨胀的压力。” 另一方面，“中国城镇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在很长时期内中国将有大量人口生活在农村。近年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比较快，每年提高1.3个百分点。如果今后一年提高1个百分点，到建成全面小康时城镇化率就能达到55%左右。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城镇化率可能提高到60%甚至70%。但即使这样，中国至少还将有30%的人口在农村。” 其实，这也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经验。以作为都市经济象征的信息产业与传统工业核心的制造业关系为例，“信息经济并不否定工业经济，而在促进工业经济和物质生产的高科技化，并使传统产业信息化。美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就说明了这一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曾经出现衰落现象，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后工业经济’理论过分强调服务业的重要性，把制造业视为‘夕阳产业’，没有予以足够重视。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开始反思，认识到那种认为信息革命的来临意味着制造业衰退的看法是不全面的，因而大力推动先进制造技术的研究与应用，重新夺回制造业的优势。正像工业化没有淘汰农业一样，信息经济也绝不会淘汰制造业，而是促使制造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同时，信息产业也需要制造业提供各种各样新的物质载体与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