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基于科学分类学的陈列方式

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

17世纪私人收藏家乃至阿什莫林博物馆的藏品分类，都还比较粗放，也难免带有个人喜好的成分，所以还不宜用“分类学”的字眼形容当时的分类水平。藏品分类走向细致精确和体系化的任务，落在18世纪将众多收藏单位资料纳入研究视野的科学家身上，被誉为现代系统生物学之父的瑞典人卡尔·冯·林奈（Carl von Linné, 1707-1778）即典型人物，在其所著《自然系统》1758年第十版和1753年版的《植物种志》中，初步建立了“双命名制”（即“二名法”），把过去紊乱的植物名称归于统一，对植物分类研究的进展有很大影响。这种从众多私人收藏室和博物馆藏品归纳出来的科学体系分类学思想，又反过来影响了自然史博物馆的陈列。如约翰·伍德沃德（John Woodward, 1665-1728）博士是物理（医学）教授，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岩石、矿物、化石和考古标本。他的一生收藏并编目了9 000多个标本。他死后把一半的遗产遗赠给了剑桥大学，后来剑桥大学又买下了剩下的一半 。这些藏品今天还存于剑桥的塞奇威克地球科学博物馆（Sedgwick Museum of Earth Sciences）。

英国的收藏家汉斯·斯隆（Hans Sloane）医生（见图1-3）在遗嘱中表明为了国家的利益将所有的收藏遗赠给乔治国王二世，回报是给他的继承人20 000英镑。国会接受了他的礼物，1753年6月7日国会建立不列颠博物馆（British Museum）的决议获得国王的批准。斯隆的收藏成为不列颠博物馆创始之初的藏品（见图1-4）。英国国会颁布的《议会法案》界定博物馆的目标为“传播及增长知识；学术出版物至少要与收藏品的数量、种类配合，以便其具备研究机构的美誉”。可见当时政府赋予博物馆以科研和教育的功能。然而根据当年旅行者的记载和该馆旧有的文献记录得知，直到19世纪，其使用者仍限于学者、艺术家及特权阶层，比牛津大学附属阿什莫林博物馆的观众范围大不了多少（见图1-5）。但该馆毕竟是国家象征，规模也很庞大，他们的工作方法对世界博物馆界的影响很大。为了容纳日益增多的藏品，自然历史类收藏品在19世纪80年代时被分流至南肯辛顿区（South Kensington）的一处新建馆址，也就是后来的自然史博物馆的所在地 。自然史博物馆在陈列方面成为贯彻系统分类法则的典型。该馆建筑平面可大致分为主楼、东翼和西翼，东西两翼组成一个展区。当时的馆长理查德·欧文先生认为：这里的陈列是“让人们理解动物、植物、矿物的分类系统的完整形象、基本概念及相互关系”。同时发挥“博物馆这种机构独特的作用”。主楼分为大厅和北厅，大厅设置导引部分，安排“目录性陈列”和“对缺乏博物学（即自然史）素养者的浅易解说”。北厅为“英国动物展室”，“英国各地的资料收集者可在此用记录着展品正确名称和生息地的说明标签核对，以便鉴定各自的收集品，无遗漏地收集并展出标本”。这三大展区遵守一个共同方针，就是把那些容易采集到的、可持久展出的自然物都陈列出来。

关于人工制品（类似当今所谓的“文物”或“文化遗产”概念），欧洲一些博物馆早在18世纪就本着民主与启蒙精神而关注其教育功能，讲究陈列的安排、标签的说明、艺术品与珍异物品的分类学技术。人工制品的属性分类不像生物多样性的自然标本那般层次复杂，最顶端的分类可按制（创）作目的（原初功能）分为“传媒性物品”和“非传媒性物品”，例如绘画和雕塑等艺术品就属于传媒性物品。18世纪60年代末期，在当时的托斯卡纳公爵（Duke of Tuscany, 1765-1779），后来的神圣罗马皇帝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的命令下，专门从藏品中挑选出艺术品在乌斐济画廊展出。在1775年任命的两位管理员的监管下，乌斐济画廊的大量艺术藏品逐渐根据教育学和历史学的原则重新整理，这些原则后来在副管理员卢兹·兰齐（Luigi Lanzi, 1732-1810）的《意大利绘画史》（ Historia pictorica dell' Italia ，佛罗伦萨，1792）中得到清晰的阐述。他认为艺术品必须“有系统地”展示，以促使学生能在欣赏这些作品的艺术风格的同时，理解它们在历史上的联系 。

法国大革命较彻底，政府将皇家收藏收归国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也成为革命家证明自己履行“民权平等”诺言的标志，1793年开放的巴黎卢浮宫（Musée du Louvre）可谓典型案例。该馆陈列原本是“选件”式的，将法国最丰富的艺术资产呈现出来，然而对主张以教育示范法、将艺术品以编年排列方式来教育大众的人士来说，“选件”式陈列不容易被一般民众所了解，卢浮宫还是以教育示范法及编年排列展览，以达到全民平等的教育原则，这种陈列思想首先影响到1801年在法国同时成立的15座巴黎以外的博物馆，后来也随着拿破仑的军队在欧洲各地推广开来。从一幅描绘1801年至1805年期间卢浮宫大画廊的绘画中，可见馆内从地板到天花板十几米高的墙壁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油画，既没有展品说明牌，也不考虑观看者的视角（见图1-6～图1-8）。严格意义上的陈列形式设计还没有出现，但内容编排方面已经普遍采取了体系分类原则。

“诸如英国博物馆之类的公共博物馆于18世纪末在欧洲建立时仍然保持着私有藏品的传统。它们或属于国家，或属于一个董事会，但仍像先前一样，不面向公众，高人一等。它们都由独断专行者经管，对于藏品如何表现或组织，他们从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允许参观的人都是作为恩赐而不是作为权利，因此，要求他们的是感恩和赞扬，而不是批评。”

丹麦考古学家克里斯蒂安·汤姆森（Christian Thomsen）在哥本哈根将国家博物馆馆藏古物向公众开放。多年来，学者们经常提及的三期论是没有金属的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凭借着对排序的热情，汤姆森把博物馆中杂乱无章的藏品摆放到不同的房间中。在一个展厅中，他陈列了石器时代的工具，“在那时，人们对于金属基本上一无所知”；另一个展厅里，展示的则是石器和铜器，但没有铁器；第三个展厅是铁器时代墓葬中的随葬品 。汤姆森始终按此学说整理馆藏并著书立说，只要陈列开放就亲自到场为观众做讲解（见图1-9）。汤姆森是一个热心的讲解员，他向来参观的观众生动地谈论远古时代人们的日常经历，讲着讲着会在恰当时机把事先藏好的某件有趣的小东西（一件青铜器或一件铁器）突然拿出来，给观众一个惊喜，加深了观众的参观印象 。

由此可见，19世纪中叶以前一些博物馆，还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陈列形式设计，在空间使用上明显带有“三位一体”特点（亦即收藏库房、研究场所和陈列室处于同一空间，在建筑使用上不区分功能），但内容编排方面已经普遍采用了体系分类原则，比一般私人收藏家基于个人喜好的简单分类式摆放，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种基于分类思想的系统陈列方式比较适合专业研究和专业教育目的使用者，因为当时人们的教育概念与现今有很大不同。正如肯尼斯·赫德森（Kenneth Hudson）所说，“19世纪下半叶创办并领导博物馆的大部分人的教育使命有一种纪律严格并接近宗教的气味。他们的博物馆都是自我修养的寺庙，对人类的弱点很少让步” 。 AJ5Fx4toTh6HFzpzG6s/Kbaj6HGbb8VQCTzq0aTAh7TwFojapRIVf/jHVvooMH1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