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博物馆学与博物馆信息传播

荷兰学者彼得·冯·门施（Peter van Mensch）在1994年提出博物馆学属于信息科学，他认为博物馆学的关键点是信息。博物馆的物是信息的载体 。的确，博物馆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传播系统，特别是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就是博物馆向公众传播的重要媒介之一。

西方博物馆学者根据博物馆传播的特性，构建了博物馆信息模式图。1968年，邓肯·卡梅隆（Duncan Cameron）发表了《作为传播系统的博物馆和博物馆教育的启示》 ，最早提出博物馆传播模式的研究，他将美国数学家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1949年提出的信息论传播模式引入到博物馆传播的研究中来，构建了最早的博物馆信息传播模式（见图绪-1）。他认为，在博物馆的传播模式中，策展人员就是传播者，观众就是接收者，而实物就是媒介，这也是博物馆传播不同于其他大众媒介的地方。而且一个博物馆有很多传送者、媒介和接收者。

后来，卡梅隆认为在博物馆传播模式中增加一个反馈环节非常重要，这是进行展览传播有效性研究的基础，因此他在原有传播模式图的基础上增加了反馈环节，构建了一个新的传播模式（见图绪-2）。信息由观众反馈给策展者，有助于传播者修改传播策略。反馈也可以让观众将其自己的理解与预期传播的信息进行比较，以此来看信息是否正确有效地被接收。这个模式在博物馆领域比较有影响力，很多学者都赞同卡梅隆的看法，认为博物馆信息传播是大众传播的一支，也应遵循大众传播的一般规律。博物馆观众可以看作是特定传播系统的一部分，他们是信息的接收者，博物馆工作人员通过展览这个媒介传递信息给观众。为了知道信息是否被接收和理解，博物馆必须通过观众反应这个反馈渠道来完成传播过程。今天的博物馆工作人员还是要考虑怎样有效地把信息传播给观众，观众也会想哪些信息对自己有用，随即将这些有用信息纳入自己的经验范围之内，因此，这个看似简单的传播模式在今天依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个传播模式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应该加以注意。该模式是一个线性传播模式，认为传播行为开始于发送者，传播者的意图限定了传播事件的意义，并且这个模式假定接收者在认知上是被动的。

1970年，克内兹（Knez）和赖特（Wright）对卡梅隆强调博物馆中物体作为媒介的观点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应该对博物馆进行区分，比如文字符号（书面或口头语言）在科学博物馆展览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对于艺术博物馆来说，物体则更为重要。博物馆传播的主意功能是知识认知，至少在科学博物馆中是这样。他们创造了适合于科学博物馆的博物馆传播模式（见图绪-3） 。该模式认为观众是消极和被动的，由于许多个人和社会因素，如他们的背景、文化假定、知识水平和参观博物馆的个人议程等，观众仍然不能积极主动地诠释他们的经验。

1985年，迈尔斯（Miles）以博物馆展览的工作流程为基础，从准备、实施、开放后三个阶段构建了博物馆信息传播模式图（见图绪-4），并将前期调研、形成评估、总结评估融入进来。总体上看，该图并未把握博物馆信息传播的实质特点，不像是信息传播模式图，更像是博物馆展览业务工作流程图。

1990年，艾琳·胡珀—格林希尔（Eilean Hooper-Greenhill）依据符号学家乔治·穆南（Georges Mounin）的理论，从“相关性（pertinence）”的概念出发，构建了一个新的博物馆信息传播模式（见图绪-5） 。在这个传播模式中，“传播者”被一个团队所取代，涵盖了策划者、设计师、保管人员和观众的兴趣。“接收者”被认为是他或她自己经验意义的积极创造者，他们的先前知识、态度和价值观都将有助于理解。“媒介”被认为是传播者和理解者的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并且有可能冲突的意义在这里不断被创造和再创造。这个中间地带并不是固定的，而是经常变动的。每一个新的理解者都对预期的传播进行新的解释。中间地带包括了博物馆的所有传播媒介：建筑、人、展览、物体、咖啡厅、洗手间等等。博物馆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对展览或陈列的解释，在咖啡厅或信息服务台获得的良好体验也会影响对博物馆人工制品意义的理解。就媒介而言，博物馆通过实物媒介传播是博物馆的最大特征，艾琳·胡珀—格林希尔认为“博物馆作为一个传播信息的渠道，实际上是与其他渠道并无二致的。但它能够非常有效地做到的，却是提供给受众对‘实物’的独特体验，从而激发他们深入学习与此相关的事实” 。

该传播模式虽然简单，但飞跃性的进步就是充分认识到了观众的主观能动性。大众传播学中受众一词是从英文audience翻译而来，具体到某种媒体，可以是观众、听众等。传播学的研究从“传者本位论”到“受众本位论”的变化说明了受众研究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对于受众的研究，有助于调整传播策略，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博物馆的观众同样如此，他们远非策展人和博物馆工作人员想象的那样是被动、机械，易被操纵的，大多观众来到博物馆是主动的、有主见的，有着自己的议程 。博物馆观众在传播过程中，对信息并非是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地接受，再结合自己的先验经验来理解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对观众来说，受传过程也是一个选择过程。这种选择包括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传播过程中，观众会接收到很多信息，但是却不会把所有的信息都牢牢记住，他们只会对自己感兴趣的、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加工后进行记忆。

博物馆的信息传播可分为两个不同的模式路径：一是现实的传统传播模式，二是未来的理想传播模式。就前者而言，博物馆作为传播主体，诠释物后，通过信息、符号等构建了文本，此文本即是原初意义世界，是传播的媒介。观众作为传播过程的接收者，在接收信息、感受原初意义世界后，会结合自己的先验经验，对信息进行选择性记忆，继而加工再创造，生成一个对观众而言的新生意义世界。观众通过自己的新生意义世界对博物馆有所期待、建议，反馈给博物馆。如此循环往复，促进博物馆的发展与观众自身的进步。

就后者而言，博物馆同样是传播主体，通过前期调研、诠释物，形成文本，即最初意义世界。而观众在此传播模式中不再是被动接收者，而是最初意义世界的参与构建者，在策划展览大纲、教育活动的过程中参与进来，博物馆和观众共同构建了原初意义世界。博物馆是为社会及社会发展服务的教育机构，概括地说，博物馆的使命即是通过文本推动社会发展。而观众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结合自己的先验经验，看到物背后的意义，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更好地立足于社会。因此在博物馆完成使命和观众实现自我的双重作用下，原初意义世界升华为共生意义世界，这个升华的过程也是物的人化，人的精神化实现的过程。此共生意义世界的价值所在就是推动社会发展（见图绪-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