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史与新清史最新章节_沈卫荣著

一

迄至国际藏学会前主席、意大利藏学家Luciano Petech先生（1914—2010）于1990年出版《乌思藏与蒙古人：西藏历史的元——萨思迦时代》一书为止， ^[1] 国际学界对蒙元王朝统治西藏百余年之历史的研究应该说已经告一段落了。通过Petech持续多年的精湛研究，蒙元王朝对西藏的征服和管理、它在西藏地方的行政建构和蒙古统治下西藏地方僧俗势力之消长和互动的基本历史面貌等等，都已经相对清楚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虽然随着对更多藏文地方历史和宗教文献资料的进一步发掘和研究，我们依然可以不断地更新和加深我们对这一时期藏族社会和文明发展历史的知识和了解，但对于这一时期西藏历史的总体把握则已经基本成型。

然而，Petech这部权威学术著作的问世并没有停息人们长期以来对认识和解读元朝西藏历史的种种分歧。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显然有两个关注点截然不同的层面：一个是对元代西藏历史本身的研究；另一个是对后世如何建构元代西藏历史叙事的研究，也就是说，是对后人如何认识和解释这段历史的历史的研究。Petech的著作显然是前一个层面之研究的典范之作，但它对后一个层面的研究却并没有产生特别明显的影响，尽管他的这部著作先后被翻译成了汉文和藏文出版。 “一切真实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元代西藏历史的认识和解释经常显示出明显的现实政治的烙印，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对这段历史的解释和叙事更是不断被政治化，乃至严重脱离其历史的客观真实。因此，要将前述这两个不同层面的研究整合到一起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人们对元朝西藏历史的研究、解释和叙述迄今难以保持学术研究应有的客观和公正，中西皆然。 ^[2]

图2-1 1990年意大利出版《乌思藏与蒙古人》

由于蒙元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由非汉民族（蒙古族）入主中原而建立起来的“征服王朝”，而今天的世界上依然还有一个以蒙古人为主体的主权独立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存在，所以，应该把蒙元王朝的历史仅仅作为中国古代历史的一部分，还是作为大蒙古国历史的一部分来进行叙述，这就成了一个严重困扰中外史学家们的难题。同样，西藏究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还是它曾经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过，只是自元朝开始才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或者说，即使西藏于元朝成为了蒙元王朝领土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是否同时就表明西藏自此以后就成了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了呢？诸如此类的这些问题，于今天的国际政治和学术舞台上都是常常会引起激烈争论的敏感话题。所以，在今天人们如何来研究、认识和叙述元代西藏历史并不只是一个纯粹的学术主题，更不可能是“一个思想或者行为的自由主题”（a free subject of thought or action），它常常受到来自学术之外的种种其他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3]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相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样的说法，知道每个学者的学术著作中或多或少都会透露出一些带有其个人传记性质的成分，所以，我们对于当下现实政治的关怀、立场有可能对历史研究产生巨大影响这一事实已经有了充分的警惕，也明白了今天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用过去了的历史来为今天发生中的现实圆场这个道理。相反，历史研究应该尽量排除现实政治的干扰，把历史故事放回到其本来的语言的、社会的和历史的语境中来考察，以充分揭露历史的独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只有这样，历史研究或才有可能对我们今天理解和解决现实政治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有所启发和帮助。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现实政治的影响，人们对于元代西藏历史的认识和解释有两个明显的纠结点。一是对元朝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定位的纠结：作为蒙古人入主中原而建立起来的一个征服王朝，元朝于中国历史上究竟应该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它究竟是不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此中外学者还远没有达成互相可以接受的共识。就像近年来引发了很多热烈讨论的“新清史”研究一样，对元史的研究、叙述和讨论同样可以有一个与“新清史”类似的“新元史”，或者“大元史”的视角。传统的元史研究习惯于把元朝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连接宋、明二朝之间的一个传统的王朝来看待，而“大元史”的角度或即是要把蒙元王朝看成是一个独立于、或者超越了中国王朝体制的欧亚大帝国。它连接欧亚，打通东西，创立了一个全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世界秩序，在世界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有持久影响的“蒙古时代”。在这种新视角下，蒙元王朝似乎不再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王朝，它至少超越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范畴，成为包括了四大蒙古汗国的整个蒙古帝国的代表，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开创了新时代的世界性帝国。

与对蒙元史做这样的历史定位直接相关的是，我们接下来应当如何来看待蒙元王朝统治西藏这段历史呢？说直白一点，既然蒙元王朝是一个跨越欧亚的世界帝国，那么它对西藏百余年的统治只能说明西藏曾经是蒙古大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否同时还能作为西藏在历史上是中国领土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直接依据，就变成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了。显而易见，对蒙元王朝做怎样的历史定位同时也将决定我们如何来认识西藏于中国古代历史上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当然，在这个问题背后更加深层次的、更亟须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可以如何来定义“中国”和“中国古代历史”？对元朝是不是一个中国的王朝的讨论与“何谓中国”的讨论必须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二是对理解元朝的蒙古统治者与西藏地方宗教领袖之间的关系的纠结。对此有人主张这是一种建立在直接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统治下的君臣关系，也有人主张这是一种于施主（大汗）与福田（帝师）二者之间结成的纯粹的、平等的宗教关系。从不同的历史观和现实政治立场出发，人们对蒙古大汗和西藏喇嘛之间的关系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和叙述。前一种从充分强调他们之间于政治上的主从关系开始，进而强调西藏曾经是元朝领土的一部分，所以也是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后一种则特别强调他们相互之间享有的平等的宗教关系，这在今天的国际政治语境中，就等同于否认西藏喇嘛对于蒙古大汗有政治上的隶属关系，进而也就是否认了西藏是蒙元王朝的一个组成部分。 ^[4]

图2-2 《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疆域、民族与认同》

毋庸讳言，对蒙元王朝与西藏和西藏喇嘛之间的关系所作的前述这样或那样二者必居其一的理解和解释或均失之简单和武断，也基本脱离了Petech等学者们用心研究和揭露的蒙元时代之西藏历史的实际。不得不说，“新清史”也好，“大元史”也罢，它们所研究和叙述的清史和元史或多或少是以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全球化时代的眼光和观念为出发点的，是以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现实世界中的民族、宗教和国家之间纷繁复杂的矛盾、冲突为参照点的，它们对于清史和元史的这种看似新的理解和新的解释，事实上不但明显是一种后见之明，而且也很容易会脱离那个早已过去了的社会的现实环境或者历史语境。具体到我们正要讨论的主题而言，“大元史”的视角很容易用今天人们所希望或者设计的元朝于中国或者于世界历史上的定位，来解释和叙述元朝的历史，从而为其设定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并对蒙元统治者与西藏宗教领袖之间的政治和宗教关系做出符合当下这个时代人们所期待的解释。

可是，不管眼下的学术观念和视角可以做何等样的变换和更新，历史研究断然不应该背离我们正在研究的这段历史所发生时的历史语境，不能让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脱离它那个时代的历史时空，而把它置之于当下的时政关怀之中来考察和叙述。若说元代西藏史也很无奈地必须是“一部当代史”的话，那么，我们至多或可以借用今人的关注和观察角度，从过去了的那个时代的历史参与者们自己留下的第一手的文献（文本）之中寻求相关的历史信息，从中来考察和分析古人们自己当时对上述这两个问题的认识和解释。换言之，我们或可以把我们当下的视角和关心置放到当时的那个历史时代之中，通过阅读当时代西藏喇嘛（西番僧）们留下来的藏文文献资料，来考察当时的西藏僧众/史家是如何对蒙古大汗所建立的元朝作历史定位的，察看他们是如何认识和理解他们与蒙古大汗之间的这种“供施关系”的。只有通过这样的探索和考察，我们或可从中得到相应的启发，为我们今天对蒙元王朝与西藏地方之关系做出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解释提供帮助，同时也为我们理解蒙元王朝的历史定位提供新的视角。

[1] Luciano Petech, Central Tibet and the Mongols: The Yüan-Sa-kya Period of Tibetan History, Serie Orientale Roma, Rome, 1990.

[2] Luciano Petech（1914—2010）先生是继图齐（Giuseppe Tucci,1894—1984）之后意大利最著名的藏学家，也是世界最著名的西藏历史学家之一，其著作的学术权威性无可匹敌。像他这样同时利用藏汉文文献资料，抽丝剥茧，从制度史、编年史的角度细致地构建元代西藏历史的基本框架和年代顺序的历史研究方法，于今天的国际藏学界已成绝唱。但是，在关于西藏历史的叙述上，Petech这部著作在民间的影响力显然还远不如一些在学术上完全无法望其项背的半学术、半政治类作品，如孜本夏喀巴（Tsepon W. D. Shakabpa）的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西藏政治史》, New Heaven, 1967）、Michael C. van Walt van Praag的 The Status of Tibet: History, Right and Prospects in International Law （《西藏地位：国际法中的历史、权利和前景》，Boulder, 1987）等等。于今国际社会主流的“西藏话语”中有关西藏历史的种种说法显然不是通过Petech，而是通过Shakabpa、van Waltvan Praag等先生们的作品而形成的。

[3] 关于东西方有关西藏历史的叙述和争议参见Elliot Sperling, The Tibet-China Conflict: History and Polemic , Policy Studies 7, East-West Center,Washington, 2004.

[4] 晚近几十年来，中国藏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无疑是对西藏历史，特别是对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关系史的研究，为此中国学者投入了大量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但是，在西方人看来，中国藏学家们所做的西藏历史研究不过是“作为宣传的历史”，是政府进行政治宣传的工具。迄今至少已经有两本英文著作问世，专门分析、批判中国学者对于西藏历史的建构和叙述，它们是John Powers, History as Propaganda: Tibetan Exiles versus People ’ s Republic of China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Anne-Marie Blondeau, Katia Bufftrille and Donald Lopez Jr., Authenticating Tibet: Answers to China ’ s 100 Question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事实上，西方人对西藏历史的建构和叙述同样不可避免地充满了偏见和宣传的成分，他们对西藏历史之研究和认识的深度，特别是他们对西藏和历代中央王朝之关系的了解和认识，每每还远不如中国学者，但他们总觉得自己立场正确，真理在握，掌握着对西藏历史的最终解释权。西方媒体中流行的对西藏历史的叙述和解释是西方主流社会中的“西藏话语”（Tibet discourse）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对西藏历史和汉藏关系的表述深切地受到这种主流话语的束缚和影响，甚至可以说，西方传媒中流行的西藏历史叙事就是西方“西藏话语”的直接创造物（Gegenstand der Konstruktion）。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是西方学者们自己所做的细致的、科学的历史研究往往也是被忽视的，更不用说是中国藏学家们的成果了。特别是当一些西藏历史研究的学术成果与流行的“西藏话语”中的说法不相一致，或者说它与我们眼下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潮流（历史）背道而驰的话，它们只可能被当作是有意的政治宣传而被摈弃。从这个角度来说，要摆脱“一切真实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魔咒，对于从事西藏历史研究的东西方学者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