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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胳膊粗，拳头大，谁是主子。”有人这样说。
这句话仿佛是对的。自从状元老爷倒了运，轮着军官大人出风头了。军官大人不但胳膊粗拳头大，而且还有洋枪洋炮，飞机毒瓦斯，坦克车……！
然而，武侠小说上的飞剑和拳术，始终只能够在梦里安慰安慰穷人。而洋枪洋炮，也不过是财神菩萨的法宝。没有财神菩萨的保佑，不但胳膊粗拳头大的武士只配当个把保镖的，就是该着洋枪洋炮的英雄也还做不成主子。
中国的国货财神，向来就分做五路——所谓五路财神是也。可是，现在世界，样样欧化；固然化不彻底，然而至少财神也变成了半吊子的欧化财神了。因此，中国现在的财神是五代同堂多子多孙，至少总有十七八路。这都是些英国种，美国种，法国种，日本种的……杂种财神。他们各霸一方，做着真正的主子。现在读者诸君的贵国，早就是：“谁的洋钱多，神通大，谁是主子”了！
不过还要添一句话，就是这些主子还有自己的主子。中国主子的主子就是英美法日的大财神，此其一。其二，中国的许多财神主子，三四路一帮，八九路一帮，互相勾结着，——为着要互相吵架打仗，抢码头，夺地盘。中国的各帮小财神的打架，也是听着外国的各帮大财神的指使的。
这样，一切种种中外大小的财神菩萨才是中国的主子。财神菩萨保佑谁，谁就可以雇用指挥洋枪洋炮的军官大人，谁就可以喂养吹吹打打的状元老爷，——从会写四六文章的书启起，一直到会作印象主义的欧化文艺为止。
话已经说明白了。现在的状元老爷，就是一切种种新式的旧式的政客。军官大人，就是那些坐飞机吃大菜，以至于穿青布棉大氅的军阀。而财神菩萨是一切种种帮口的绅商。
绅商之中，首先要说到的就是地主，他们是当然的绅士，同时，他们一定要做生意；中国农民的汗和血，中国的米麦豆和棉花，丝和茶叶，中国手工工人的一切种种生产品，逃不了地主绅士的商行；中国一切穷人的生命都在地主绅士的掌握里面：那许多当铺钱庄……以至于税收机关，收租法庭，像天罗地网似的布满了全中国。其次，就是那些绅士化的资本家，他们的花花绿绿的商店里，贩卖着乱七八糟的西洋货和东洋货，他们的乌烟瘴气的堆栈里，收罗着许多外国大财神需要的货色。这些资本家中，固然也有些开着工厂，和外国财神“竞争”。你知道他们竞争些什么？他们和外国财神竞争的是：谁剥削工人剥削得凶些。自然哪！他们是在“提倡国货”，更加有理由叫工人“增加生产效能”！于是乎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的工人，从五六十岁到五六岁，从天亮六点钟到天黑六点钟，甚至于从鸡叫到三更，都在天天挤出自己的血汗来，替中外财神“造产”。
可是，因为世界上的大财神——国际的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垄断着中国的市场，支配着中国的经济命脉，所以中国的小财神无论怎样压榨，自己总还不能够满足。他们因此十分谦虚，对人说：我们并不是财神，不过是“小贫”而已。他们也就非常之驯服，对着外国大财神总是“镇静而无抵抗”，想多得几个赏钱。可是，他们还很勇敢——时时刻刻要互相决斗，为的是要抢赏钱。
为着抢赏钱的缘故，中国的绅商领袖在上海就分成两大帮：江浙帮（又叫做阿拉帮）和广东帮。至于其余的小码头，每一省，甚至于每一县，都分成许多小帮口。你抢我夺，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军阀制度的基础就在这里。
最近，一九三二年的一月，江浙帮和广东帮又大大的斗了一阵法宝。虽然还没有动刀动枪，这出滑稽戏也就够好看的了。结果暂时仿佛是讲和了。于是乎长着翅膀会飞的皇帝又飞回了金銮宝殿；于是乎梦想正位的太子仍旧只能够稍微委屈一些。飞行皇帝为什么腰把硬？因为江浙帮的财神保佑他。太子为什么不能够得意？因为他的财神要想“接收”上海市商会而没有成功。
谁说“胳膊粗拳头大的就是主子”？
自然，中国的财神没有洋枪洋炮也是做不成功的。但是，单有洋枪洋炮的，单有青龙偃月刀丈八蛇矛的，单有粗胳膊大拳头的，——始终只配做大大小小的保镖的。这些保镖的用处，就是打架抢码头，就是屠杀反抗财神的一切人。看罢：现在各帮的财神联合着屠杀，屠杀一切反抗财神的群众，屠杀一切反抗日本大财神的群众。看罢：现在各帮的财神又正在互相勾结，互相排挤，这些讲和，那些又吵嘴，——不久又要自伙儿里大大的打起来！
最近有人说：“只有人道主义的文学，没有狗道主义的文学。”
然而，我想：中国只有狗道主义的文学，而没有人道主义的文学。中国文人最爱讲究国粹，而国粹之中又是越古越好，因此要问读者诸君贵国的文学是什么，最好请最古的太史公来回答。他说，这是“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人道主义的文学，据说是“被压迫者苦难者的朋友”。可是，请问中国现在除了“被压迫者苦难者”自己之外，还有什么“朋友”？“苦难者”的文学和“苦难者朋友”的文学，现在差不多都在万重的压迫之下。这种文学不能够是人道主义的，因为“被压迫者”自己没有资格对自己讲仁爱，没有可能也没有理由对压迫者去讲什么仁爱的人道主义。
于是乎狗道主义的文学就耀武扬威了。
固然，十八世纪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文学之中，曾经有过人道主义。然而二十世纪的中国资产阶级，尤其是一九二七年之后，根本不能够有那种人道主义。中国资产阶级始终和封建地主联系着，最近更和他们混合生长着。帝国主义支配之下的“关余万能”主义，外国资本的垄断市场，租田制度和高利贷商业资本的畸形发展，……使榨取民众血汗所形成的最初积累的资本，总在流转到一种特殊的“货币银行资本”里去，而且从所谓民族工业里逃出来。中国资产阶级之中的领导阶层，现在难道不是那些中国式的大大小小的银行银号钱庄吗？这些“货币银行资本”的最主要的投资，除出做进出口生意的垫款和高利贷的放账以外，就是公债生意。而在公债等类的生意里面，利率比那种破产衰落的工业至少要高二三十倍。这种资产阶级会有什么人道主义？他们要戴起民族的大帽子，不是诓骗民众去争什么自由平等。不是的。远东第一大伟人，比卢梭等类要直爽而公开得多。这大约是因为中国有一座万里长城做他的脸皮。他就爽爽快快的说：不准要什么自由平等，国民应该牺牲自由维持不平等，而去争“国家的自由和平等”。所以这顶民族的大帽子，是用来诓骗民众安心做奴隶的。欧洲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要诓骗民众去争取自由平等，为的是多多少少要利用民众反对贵族地主，要叫民众“自由平等的”来做自己的奴隶，而不再做贵族僧侣的奴隶。中国现在的资产阶级又要诓骗民众“为着民族和国家”安心些，更加镇静些做绅士地主和自己的共同奴隶。
所以很自然的只会有狗道主义的文学。这是猎狗，这是走狗的文学，因为这些地主资产阶级的走狗的主人，本身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种走狗的走狗，自然是狗气十足，狗有狗道，此之谓狗道主义。
狗道主义的精义：第一是狗的英雄主义，第二是羊的奴才主义，第三是动物的吞噬主义。
英雄主义的用处是很明显的：一切都有英雄，例如诸葛亮等类的人物来包办，省得阿斗群众操心！英雄的鼓吹总算是“独一无二”的诓骗手段了。这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另外还有些诓骗的西洋景，早已拆穿了；只有那狗似的英勇，见着叫化子拼命的咬，见着财神老爷忠顺的摇尾巴——仿佛还可以叫主人称赞一句：“好狗子！”至于羊的奴才主义，那就是说：对着主人，以及主人的主人要驯服得像小绵羊一样。
话说元朝时候，汉族的绅商做了蒙古王公的走狗和奴才，其中有一位将军叫做宋大西，他对于元朝皇帝十分忠顺。他跟着蒙古军队去打俄罗斯，居然是个“勇士”。元朝的帝国主义打平了中国，又去打俄国，——他是到处都很出力的，到处都要开锣喝道的喊着：“万岁哟，马上的鞑靼！永久哟，神武的大元！”有一天，他忽然间诗兴勃发，念出一首诗来：
外表赛过勇士，心里已如失望的小羊。
无家可归的小羊哟，何处是你的故乡？
这首诗的确高明，尤其是那“赛过”两个字用得“奇妙不堪言喻”。真是天才的诗人呀！“赛过”！一只驯服的亡国奴的小羊，居然赛过勇士和英雄！
这些狗呀羊呀的动物，有什么用处？嘿。你不要看轻了这些动物！天神还借用它们来惩罚不安分的罪孽深重的人类呢。
原来某年月日，外国的天父上帝和中国的财神菩萨开了一个方桌会议，决定叫这些动物，张开吃人的血口，大大的吞噬一番，为的是要征服那些不肯安分的人，那些敢于反抗的人，那些不愿意被“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的人。
有诗为证：
天父和菩萨在神国开会相逢，
选定了沙漠的动物拿来借用；
于是米加勒高举火剑，爱普鲁拉着银弓：
一刹那便刀光血影，青天白日满地红！
最近我方才发见了一本小小说，题目是《被当做消遗品的男子》。单是这个题目就够了！
十二年前的五四运动前后，反对宗法社会的运动还是大逆不道的。不论当时的运动是多么混沌，多么幼稚，可是，战斗的激烈的对于一切腐败龌龊东西的痛恨，始终是值得敬重的。当时是女子要求解放。而现在？是男子甘心做消遣品了。十二三年来的“进步”真是大得不得了。这至少在城市的布尔阶级里面有这种情形。消遣品！这是多么高贵的头衔。高贵的人自然要格外的有礼貌，格外顾到绅士的身份，因此，咬牙切齿的“粗暴”的反抗精神应当排斥。一切颓废感伤，歇死替痢的摩登态度，尤其是性神经衰弱等类的时髦病，应当“发扬而广大之”。至于宗法社会的毒菌，还在毒死成千成万的武侠神怪小说的读者群众，那可不关他们贵人的鸟事。这一类的黄金少年，自然是财神菩萨的子弟，至少也是梦想要做财神菩萨的小老板。对于这种寄生虫的攻击、暴露、讥刺……只嫌太温和了，太仁爱了，太“人道主义”了。这种文艺现在是太没有力量了。常常不是攻击，而是可怜这些可怜的寄生虫；而可怜往往会变成羡慕的。
对于这些“消遣品”，以及一切封建余孽和布尔阶级的意识，应当要暴露，攻击……这是文化革命的许多重要任务之中的一个。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的确有“没有完成的事业”，要在新的基础上去继续去彻底的完成。
然而是谁来完成呢？难道只是一种所谓“自由的智[知]识阶级”？
当然不是的！这是“被压迫者苦难者”群众自己的文化革命。固然群众是有朋友的。这些“朋友”是离开财神菩萨的小布尔，这是真正反对一切财神菩萨的“智[知]识阶级”。这是真正肯替群众服务的分子。
至于红萝卜，那可多谢多谢！红萝卜是什么？红萝卜是一种植物，外面的皮是红的，里面的肉是白的。它的皮的红，正是为着肉的白而红的。这就是说：表面做你的朋友，实际是你的敌人，这种敌人自然更加危险。
现在，“自由的智[知]识阶级”自己出来报名，说要来继续完成“五四”之遗业。
好极了，欢迎之至。但是，第一，假使他们摆出“科学的”尊严面目，说无所谓有意识的替群众服务，而只有“客观的科学的独立的真理”，说“文学的最高目的，就在于消灭人类间一切的阶级隔阂”；第二，假使他们表现自己的“超然的清高的无党无偏的”态度，居然要做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第三者”，说压迫者固然不准侵犯别人的言论出版自由，而被压迫者也不应当“侵犯”别人在思想上意识上来实行压迫的自由；第三，假使他们并不是来帮助群众斗争，并不在群众的立场上来检查种种可能的缺点和错误，来共同努力的纠正，在斗争的过程之中去锻炼出文化上的更锐利的武器，而是自己认为是群众之上的一种“阶级”，把群众的文化斗争一笔勾消，说这和封建余孽布尔阶级的文化现象同样也是些乌烟瘴气，说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开辟光明的道路；——那么，他们究竟是群众的朋友，或是群众的老师，还是群众的敌人？究竟是不是红萝卜？这的确要“且听下回分解”了！
听说有些财神菩萨的少爷忏悔起来了。忏悔了似乎也有这么三四个月。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几声大炮，就把这些忏悔的少爷耳朵都震聋了。现在，他们不再忏悔自己的罪过了，他们来要求工人和劳动者忏悔了。这些“下等人”有什么可忏悔的？据说：这些人的罪过是在于不懂得民族主义，是在于听了什么“邪说”忘记了祖国，所以应当忏悔。
财神少爷的耳朵，听不见非民族主义的反帝国主义的呼号和战斗。一则是因为他们听不进，二则是因为他们的老子，财神菩萨的法宝镇压着那些呼号和战斗。
固然，“下等”穷人的斗争还没有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以及……然而，穷人用不着忏悔，穷人用得着的是挖心——挖掉“奴隶的心”，越挖得干净，斗争的胜利越有把握。
把自己的幸福完全抛弃，去给别人谋幸福。为了别人，甘愿把自己的性命牺牲掉，一点也不悔恨：这就是所谓奴隶的心罢。这颗心，我的祖先传给我的祖父，祖父传给我的父亲，父亲如今又传给我了，并不管我是不愿意要它。……这奴隶的心，我不要它。要到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去掉这奴隶的心呵！
——《小说月报》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号，巴金：《奴隶底[的]心》
一九三一年发现了这种“挖心文学”的萌芽，张天翼的《二十一个》，《面包线》，黑炎的《战线》……这些作品里面反映着“下等的”小丘八儿的改造，反映着他们的转变。自然，这都还不过是初步尝试的作品，都还是太片面的，非第亚力克谛的（non—dialectic）。可是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这至少已经不是空中楼阁，这能够反映一些现实的生活，——反映着“反财神”的斗争的某一方面。
不过，“奴隶的心”其实比圣人的心还复杂得多。如果圣人的心有七窍，那么，奴隶的心至少也有七十个窍。为什么？因为这又是财神的神通，财神的政治法律宗法教育风俗……以至于文艺的法宝，把穷人的心拗过来，弯过去，扯得长，拉得紧，四方八面戳了许许多多的洞，真正是“千锤百炼”，弄得个奇形怪状。事实上，没有巴金写的小说里那个主人翁说的那么简单。当你晓得要为自己“谋幸福”的时候，财神爷还会叫你的心变成另外一种的奴隶的心。
譬如说罢：“自由的”小布尔的心，也是一种奴隶的心。而小布尔的心不但在一切种种穷人的肚子里有，就是在工人的肚子里也会有。小布尔要算是会自己谋自己个人的幸福的了。如果你着重在个人方面想，财神爷的仙法立刻又起作用：他马上念起咒来——“管你自己，管你自己。”这种咒语往往很灵验的。它叫你的奴隶的心，形式上变换一个样子，而奴隶的根性仍旧保存着。
现在实际生活里面，正在进行着极复杂的“奴隶的心”的消灭过程，这种小布尔的传染病菌，也在剧烈的斗争之中受着消毒剂的攻击和扑灭。
假使要说穷人也有什么罪过可以“忏悔”的话，那么，不是忏悔听了什么“邪说”忘记了祖国，而是忏悔挖奴隶的心挖得不干净。现在醒悟得多了，现在还要努力的去挖，挖掉一切种种奇形怪状的奴隶的心。
黑炎的《战线》里，描写一些兵士，也奉着北伐军政治部的命令，组织宣传队，特别去演说打倒军阀，这些兵的演说是：“军阀就是×××，×××……其他就没有别的军阀了！”这固然是奴隶的心，固然值得“忏悔”，——如果这些兵现在还在人世间，他们一定正在忏悔。但是，譬如有一个兵说：
“我现在是当着二等兵，是怎样苦，我都告诉她了；并且她还倒在我身上哭！……她要爱我一百年！”……她希望他早些出发，将来打到上海的时候，这种没有饷发的丘八不要干了，最好到厂里去做工，不然拖黄包车也可以，那么，以后她便和母亲同到上海去……
这是什么？落拓的学生青年，常常会做着这样甜蜜的幻梦：将来找到相当的职业，不一定太阔，甚至于很清苦的，可是有一个爱人在怀里，有一个温暖的家庭……这种“理想”，比较当工人当车夫的“理想”似乎不同些，似乎要细腻些，也许“将来的家庭”的书房里还要挂一盏古雅的画着花的电灯罩。可是实际上，这两个“理想”同样是小布尔的市侩式的理想。这其实也是一种奴隶的心。
奴隶的心的变化和消灭，是极端复杂的景象和过程。群众所需要的文艺，还应当更深刻些去反映，更紧张些去影响“挖心”的斗争。
财神菩萨统治着中国，他们说：谁的洋钱多，神通大，谁是主子。
但是，反抗着这些中外大小一切种种的财神，——可早就有了个反财神出现。反财神说：谁团结得紧干得彻底，谁是主子！
财神的神通大，财神指挥着洋枪洋炮，指使着种种式式的走狗，摆布着乱七八糟的白萝卜，红萝卜，蒙蔽着奴隶的心。
反财神难道就不会夺到那些洋枪洋炮，难道就不会打死那些阿猫阿狗，剖开那些白萝卜，红萝卜，挖掉那种奴隶的心？
反财神是要冲破万重的压迫，喷出万丈的火焰，烧掉一切种种腐败龌龊的东西，肃清全宇宙的垃圾堆。这种火焰现在已经烧到了中国。这将要是几万万群众的火焰。
自然，从万重的压迫之下刚才抬起头来的人，也许力量还薄弱，也许支持不住而又倒下去。说这种反抗运动是“盛极而衰”，那只有脂油蒙着心的人。谁要是把脂油刮掉，真正把自己的心拿出来，交给中国的几万万群众，那他就知道新的文化革命的火焰不是“盛极而衰”，而是从地心里喷出来的火山。
地底下放射出来的光明，暂时虽然还很微弱，然而它的来源是没有穷尽的，它的将来是要完全改变地面上的景象的。这种光芒和火焰从地心里钻出来的时候，难免要经过好几次的尝试，试探自己的道路，锻炼自己的力量。
财神统治之下的上海，最近也居然发生了些新奇的“怪现象”：就是杨树浦，小沙渡的蓝衫团。听说苏州也有了这类的东西。这些“怪现象”自然还是小焉者也。比起夺到了洋枪洋炮，赶跑财神菩萨的地方，这当然是小焉者也。可是这些蓝衫团是新式的草台班。中国内地本来有一种草台班戏子，逢年逢节，他们赶到财神庙去唱戏，——或者灵官庙土地庙，反正都是一样的变相财神，——这算是给一般农民群众的安慰。安慰农民群众一年做到头，弯腰驼背的榨出许多血汗，双手捧着奉送给地主绅士。绅士说：你们太辛苦了，我叫草台班来唱几天戏，给你们玩玩。这些草台班总是替财神做戏，恭维财神的。现在，那些蓝衫团的草台班，可不替财神唱戏，而且还要唱戏来反对财神。所以说是“怪现象”了。这些新式戏子到上海工人里去唱戏，将来还要到全国民众里去唱戏，而且一定要唱反财神的戏。
反财神的戏，当然不是一唱就好的。这些戏，例如《工场夜景》（袁殊），《活路》（适夷），都是真正要想指出一条活路来的，这条“活路”的开头，难免只是诉说没有活路的苦处。然而，至少这种诉苦是有前途的。这里因为诉苦而哭，也将要是学会不哭的第一步。而且还有一件事值得指出来的：就是这些新式草台班的戏子，因为要唱戏给“下等人”听，而不是写小说给上等人看，所以开辟了“下等人国”的“国语”运动。这是中国文学革命（以及革命文学）的新纪元。可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一点，还没有有意识的去努力，因此，他们用的言语还难免混杂一些“上等人国”的“国语”。
照财神菩萨说起来，“下等人”自然就是强盗土匪，只会抢东西。
下等人自己如果还抱着一颗奴隶的心，他也会说：
“他妈的，拼上一拼吧，左不过是一死！现成的放在那里，为什么不抢呢！……”
可是，下等人的长工，例如李塌鼻，王大保之类，真正挖掉了奴隶的心，真正知道要创造下等人自己的国家，他们说：
蠢东西！真是杂种！你们要抢些什么！老子是不抢的，老子们又不是叫化，又不是流氓……不是抢，是拿回我们的心血，告诉你，杂种，只要是谷子，都是我们的血汗换来的。我们只要我们自己的东西，那是我们自己的呀！……
——丁玲：《水》
财神菩萨对于真正的强盗土匪并不怕，对于叫化流氓更不怕。真正“可怕”的是反财神——是知道拿回自己心血的群众。
至于对付强盗土匪叫化流氓，——财神菩萨的法宝多着呢。
自从日本财神的洋枪洋炮在满洲乒乒乓乓大干起来之后，自从中国的五路财神，互相竞争着表现镇静不抵抗的神通以来，强盗土匪就大交其运。原来中国的财神借着强盗土匪的声名，还可以更加巧妙的宣传不抵抗主义。
东三省的著名胡匪头子小白龙，于是乎也和马占山一样的出风头了。
小白龙道：
我们是安分良民，不知道的总说我们是强盗土匪。我们给官军打败了还好，万一官军给我们打败，被那些鬼子听了去，说中国的土匪如此厉害，中国的官兵如此没用——岂不成了笑话！所以我不愿意打败仗，也不愿意打胜仗，只好马上就走。……
——《关东豪侠传》,震华书局出版
小白龙等类的土匪，可以被这些礼拜六派的武侠小说大家描写得如此之“深明大义”，如此之民族主义，如此之爱国主义，如此之国家主义，如此之马鹿……如此之对内不抵抗主义，——而对内不抵抗始终要变成对外不抵抗的。这并不是小说家的罪恶。这是小白龙等类，根本就不反对财神主义和财神制度。因此，财神和土匪之间，虽然有许多表面上的抢夺，骨子里是有一个共同之点的：就是保证财神主义的基础。所以武侠小说家能够这样描写，而且描写得这样巧妙。
现在对于小白龙，老北风，盖三省……的崇拜，很自然很顺便的和最近几年流行的武侠小说联贯起来。这些小说和连环图画，很广泛的传播到大街小巷轮船火车上。那些没有“高贵的”智[知]识而稍微认识一些字的“普通人”，只有这种小说可以看，只有这种戏可以听，这就是他们的“文艺生活”。平常这一类的小说的题材虽然单调，可是种类和份数都很多的，什么武侠什么神怪，什么侦探什么言情，什么历史什么家庭。……这些东西在各方面去“形成”普通人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现在满洲事变之后，所谓“抗日文艺”，也还是这一类的小说家做得又多又快。这些所谓小说家……一切种种的艺术家，也是财神菩萨的走狗。
千万不要看轻它们。它们虽然土头土脑，没有洋狗的排场，不一定吃牛肉，不一定到跑狗场去赛跑。它们就算是吃屎的癞皮黄狗，可是到处都在钻来钻去，穷乡僻壤没有一处不见它们的狗脚爪的。它们很忠心的保护着财神菩萨。
而且在文字技术上，它们往往比较的高明，它们会运用下等人的容易懂得的话。它们虽然不用下等人自己的话，它们可会用草台班上说白的腔调，来勾引下等人，使下等人抛弃自己的言语，而相信只有那种恶劣的清朝测字先生的死鬼的掉文腔调方才可以“做文章”。它们利用这种几百万人习惯的惰性，能够广泛的散布财神菩萨的迷魂汤。这决不是第二等的问题！
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有这一类的东西，所谓“马路文学”（Litérature des boulevards）。不过，那里的马路文学已经没有文字上的优越的武器。中国的民众，可在一般的文化上，在最具体的文字言语问题上，也受着封建余孽，——古文言和新文言的压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是现在对付中国的马路文学的方针。
我们必须承认：在反对文学上的阶级敌人的斗争里面，我们主要的注意只集中在“好的”作品。这没有疑问的是一个错误，因为那些无名的反动意识的代表所出版的几百万本的群众读物，实际上却是最危险的毒菌，散布着毒害和蒙蔽群众意识的传染病。在这个战线上，必须要最紧张的工作。
——德国文学家皮哈的演说
二十世纪的初年，欧美就发生过“Christ（基督）还是AntiChrist（反基督）”的斗争。
现在的中国，是个“财神（Tsaishen）还是反财神（Antitsaishen）”的斗争。
（一九三二，一，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