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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鬼子却像发疯一般，还要大家（苦力）加快赶路。他对西崽说：“我给他们每人每天二两银子。他们要多少就给多少吧。”西崽答了一声：“是。”他把外国人怎样发恼，势力怎样的大，脾气怎样的坏，和轿夫们说了一遍，而且说外国人说的，他的女人要是死了，到下一站，就要到衙门里去告状呢。
——《小说月报》第二二卷八月号，
波兰谢洛随斯基著的《中国的苦力》。
这些轿夫苦力的确请到了一个“好”翻译。虽然这个翻译是西崽，他却译得很顺。虽然这个翻译译得很错，可是他译得很顺。
这样的翻译是会翻身的。中国的上海现在可以看见很多的精致的洋房，里面住着的人固然大半是外国鬼子，但是也有不少中国人。这些中国人之中，有些便是这样的翻译连身都翻过来了的。自然不止在上海。可是尤其是上海的耀武扬威大出殡，大做寿，大造祠堂，大大的做旅沪几十年纪念的那些高等华人，的确曾经当过这样的翻译，同时，拣着了外国鬼子遗失的钱包，却会很信实的恭候洋大人领取的。因此，这种翻译的确是“未可厚非”。不过，苦力实在不需要他！
同时，如果另外一个翻译把这句话译做：“在我的女人不致死在中途，尤其更好些地，能使她赶到就医的前站而能痊愈的条件之下，我将给轿夫们以各个人每天二两银子计算的赁银。我甚至将给如此之多，如彼之多他们将要求的。”这样的翻译错是不错，但是不顺。苦力也不需要他。因为他的“中国话”不是中国活人嘴里讲的话，不是活人耳朵里听得懂的话。
难道翻译不能够又顺又不错吗？不会说活人的话，这自然是不可能的。难道顺就一定要错一点吗？这可只有高等华人知道了，恕不代答。
（九，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