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个惊人的消息暴风雨般地席卷了整座小城：“沙皇被推翻了！”

全城人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列火车缓缓驶进车站，两个身穿军大衣、肩背步枪的大学生和一群戴着红袖标的革命战士从车上跳下来。他们逮捕了车站宪兵，老少校，还有卫戍区司令。城里的人这才相信消息的可靠。于是，数以千计的居民们踏着冰雪覆盖的街道来到广场。

人们如饥似渴地倾听着这些新声：“自由、平等、博爱。”

热闹的、充满兴奋而又快乐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小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只有孟什维克 和“崩得 ”分子占领的市政厅大楼顶上的那面红旗在诉说着所发生的变故。剩下的一切如故。

冬末，城里进驻了一个近卫骑兵团，每天早上，骑兵团派人到车站去抓捕那些从西南前线开小差的逃兵。

骑兵团士兵个个肥头大耳，身材魁梧，体格健壮。他们大多是些有伯爵和公爵头衔的军官，肩章是金色的，马裤上还镶有银色的绶带，一切都和沙皇时代一模一样，仿佛压根儿没发生过革命。

一九一七年就这样悄然而过。对保尔、克利姆卡和谢辽莎·勃鲁扎克来说，一切都没发生改变。老板还是原来的老板，伙计还是那些伙计。只是到了多雨的十一月，情况才有所不同。车站上时不时地冒出一些新面孔，据说，他们大多是从前线回来的士兵，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奇特的称号：“布尔什维克 ”。

可谁也不知道这一响亮有力的称号来自何处。

禁卫军要想阻止从前线回来的逃兵可谓是困难重重。车站上枪声不绝于耳，随时都能听到窗户玻璃被击碎的声音。逃兵们成群结队地从前线溃逃回来，一旦受阻便以刺刀开路。到了十二月初，他们已是整车整车地蜂拥而至。

禁卫军把车站包围起来，企图截住列车，却遭遇机枪的迎头痛击。那些出生入死的士兵从车厢里纷纷冲出。

这些身穿灰色军服，从前线回来的士兵把禁卫军驱赶到城里去了。然后又回到车站，列车便又一列接一列地开走了。

一九一八年春天，三个好朋友在谢辽莎家打完扑克牌，从屋里出来，顺路拐进了柯察金家院子。随后他们坐在草地上，正琢磨怎么打发这一天，所有扑克牌玩法都玩过了，觉得很腻味，也很无聊。这时，身后传来了阵阵马蹄声，只见有人骑着马奔驰过来，那马一个纵跳，越过公路和院子矮栅栏间的水沟。骑马人朝躺在地上的保尔和克利姆卡挥了挥鞭子，大声喊道：

“喂，小伙子们，过来！”

保尔和克利姆卡立刻站起来，跑到栅栏前。骑马人浑身灰土，他那推到脑后的帽子和迷彩服全都沾上厚厚的一层土。腰间结实的军用皮带上挂着一支左轮手枪和两颗德国手榴弹。

“小伙子们，劳驾，弄点水给我喝喝！”骑马人请求道。保尔立刻回家取水去，骑马人对盯着他的谢辽莎问道：“请问，小兄弟，这城属于谁掌管？”

谢辽莎连忙向这位过路人一五一十地道来：

“我们这儿已经两个星期没人管事了。自卫队就是我们的管家。老百姓轮流守夜。请问，您是哪位？”谢辽莎反问。

“你呀，多管闲事老得快哟。”骑马人笑道。

保尔端着一大杯水从家里跑出来。

骑马人贪婪地一口气喝完水，并把杯子还给保尔，拉了拉缰绳，朝松树林飞奔而去。

“他是什么人？”保尔疑惑地问了问克利姆卡。

“我哪知道？”克利姆卡耸了耸肩说。

“看来，又要改朝换代了。因为列辛斯基一家昨天就出城了。既然有钱人都逃离了，那就意味着游击队要来了。”谢辽莎坚定而又彻底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他的推论如此令人信服，保尔和克利姆卡立刻表示赞同。

没等三个孩子谈完这一大事，又听见公路上传来了马蹄声，他们赶紧跑到栅栏跟前。

在他们目所能及的远处，从树林里，从护林人的房后晃动出人群和马车，而公路不远处，有十五个人骑着马，马鞍上横着枪。走在队伍前头的是两个骑马的，一个是中年人，身穿迷彩弗伦奇 军服，腰间系有军用皮带，胸前挂着望远镜；另一个与他并肩而行，那人正是三位小伙子刚才见过的骑马人。中年人身上还佩戴着红色蝴蝶结。

“瞧瞧，我说什么来着？”谢辽莎用胳膊肘捅了捅保尔，“看见没有，红色蝴蝶结，准是游击队，如果不是，让我眼睛瞎掉好了……”说着，他高兴地喊起来，并像鸟儿似的越过栅栏，跳到外面去了。

另外两个也紧跟着跳了出去。现在他们仨一起站在公路旁，望着迎面走来的队伍。

那些骑马的人已经来到他们跟前。那位他们仨熟悉的骑马人朝他们点点头，用马鞭指着列辛斯基家的房子，问：

“那是谁家的房子？”

保尔紧跟在那人的后面，边走边说：

“那是列辛斯基律师家的房子。他昨天就跑了。显然是害怕你们。”

“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那个中年人微笑地问道。

保尔指着红色蝴蝶结，说：

“这是什么呀？一眼就知道了呗……”

居民们纷纷拥上街头，好奇地看着这支新来的队伍。他们仨也站在路旁，望着这些浑身尘土、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

很快，队伍中唯一一门大炮沿着石头铺成的街道轰隆隆地驶过去，紧跟着还有一辆拉着机枪的马车也驶了过去。他们一直跟在游击队队伍后面，直到队伍来到市中心，战士们分散到各家去的时候，他们才各自回家。

游击队指挥部设在列辛斯基家。当天晚上，偌大的客厅里，桌腿雕花的圆桌旁围坐着四个人在开会，其中三个是指挥部成员，另一个是指挥员布尔加科夫同志，他就是那位中年人。

布尔加科夫在桌上铺开一幅本省地图，一边指着地图上的线路，一边朝着对面那个颧骨突出、尖牙利齿的人说：

“叶尔马琴科同志，你说我们应该在这儿打一仗，可我认为咱们明天一大早就得撤，最好是今天连夜就撤，只不过大家太累了。我们的任务是抢在德国鬼子的前头赶到卡扎京。就拿我们现在这点兵力去对付德国人，简直太可笑啦……一门大炮，三十发炮弹，二百名步兵和六十名骑兵，多大点兵力……而德国人就像钢铁巨浪一样滚滚而来。我们唯有和其他后撤的红军部队联合起来才能作战。同志啊，我们还别忘了，沿途除了德国人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反革命武装。我的意见是，明天一早就撤离，并把车站后面那座小桥给炸掉。德国人修桥得用两三天。这样，他们走铁路也就阻力重重，很难推进了。怎么样，同志们？我们表决一下吧！”他对在座的大家说。

坐在布尔加科夫斜对面的斯特鲁日科夫咬了咬嘴唇，瞥了瞥地图，又看了看布尔加科夫，好不容易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来：

“我……赞……同布尔加科夫的意见。”

那个穿工作服的年轻人也表示同意：

“布尔加科夫说得有道理。”

只有叶尔马琴科，也就是白天和三个小伙子说过话的那个人摇头表示反对，他说：

“那我们何苦要组建这支队伍？难道是为了面对德国人就后退吗？照我看，我们就该在这儿与德国人干一仗。东奔西跑的，我烦透了。依我的性格，非得在这儿打一仗不可。”他猛地推开椅子，站起身，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布尔加科夫不以为然地瞅了他一眼，说：

“打仗也该讲点策略，叶尔马琴科同志。让战士们白白去送死，明知有去无回，这事我们干不得。何况这样干岂不让人笑掉大牙。我们身后有敌人整整一个师，而且他们还配有重炮，有装甲车……叶尔马琴科同志，我们可不能耍小孩子脾气……”接着，他又对大家说，“就这么决定了，明天一早撤。”

下一个问题是有关联络员问题，”布尔加科夫继续说，“由于我们是最后一批撤离的队伍，所以，我们就必须担当起在德国人的后方组织和开展工作的任务。这个小城有两个车站，这儿是铁路枢纽。我们应当重点考虑安排一个可靠的人在车站工作。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安排谁留下来，大家说说看。”

这时，叶尔马琴科走到桌子跟前说：

“我看应当把水兵朱赫莱留下。第一，朱赫莱是本地人；第二，他是钳工和电工，很容易在车站找到工作。谁也没见过他和咱们的队伍在一起，因为他只是今天夜里才到。再说了，小伙子头脑好使，一定能把事情办成。依我看，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布尔加科夫点了点头。

“嗯，说得对，我赞同你的意见，叶尔马琴科。各位，同志们，你们有不同意见吗？”他又问问其他人，“没有。那好，这个问题就到这里。我们给朱赫莱留些钱和必需的证件。”

“同志们，现在我们接着讨论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布尔加科夫接着说，“这一问题就是城里留存下来的武器弹药问题。据了解，城里存有整整一个军火库，沙皇时期打仗遗留下来的，一大批枪支，一共有两万支。这些枪藏在一个农夫的柴棚里，存放在那里，大家都遗忘了。我是从一个农夫，即柴棚的主人那里得知此事的。他想了却此事……当然啦，把这一库存留给德国人，万万不可能……我认为应该把它烧掉。立马就动手，明天拂晓之前一切都得准备就绪。可就是，一旦烧起来，太危险。棚子就在城边，周围都是穷人的院落。这样，农家住宅可能被烧掉。”

站在一旁的斯特鲁日科夫，身板结实，一脸的络腮胡子，微微一颤，结结巴巴地说：

“为……为……什么……要烧掉？我寻……寻思着把枪支分……分发给当地居民。”

布尔加科夫转向他问：“你是说，把枪支给分发掉？”

“对呀。这就对啦！”叶尔马琴科兴奋地喊道，“把这些枪支统统分给工人和其他愿意要的居民。一旦德国人把他们逼得没法子，至少，可以给德国人点厉害看看。可想而知，德国人将会疯狂镇压。一旦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人们就会拿起武器奋起反抗。斯特鲁日科夫说得没错，把枪分发下去。若是能把枪运到乡下去，那就更妥了。农民们会把枪支藏得更妥当，一旦德国鬼子开始分文不留地征收民脂民膏，嘿，你就等着瞧吧，这些枪支该派上多大用场！”

布尔加科夫笑了起来，说：

“说得也是，但，殊不知，一旦德国鬼子下令交出枪支，所有人都将拱手交出。”

叶尔马琴科反驳道：

“不，不会都交出的。有的会交，有的则不会交。”

布尔加科夫询问似的环视了在座的同志。

“发吧，把枪都发下去。”青年工人赞同叶尔马琴科和斯特鲁日科夫的意见。

“好吧，那就把枪都发下去，”布尔加科夫也同意了，“问题都讨论完了，”接着，他从桌旁站起来，说，“现在我们可以休息到天亮了。等朱赫莱一到，叫他立刻来找我，我要和他谈谈。叶尔马琴科，你去查查岗。”

屋里只剩下布尔加科夫一人，只见他走进东家客厅隔壁的客房，脱下大衣放在垫子上，躺下睡了。

清晨，保尔从发电厂下班回家。他在那里当司炉助手已经整整一年了。

今天城里热闹异常。这一异常现象立刻进入他的眼帘。一路上，越来越多的居民迎面而来，他们个个手里拿着枪支，有的一支，有的两支，还有的三支。保尔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一心想早点回家。到了列辛斯基庄园附近，他看见昨天的那几位熟人已经骑上马。

保尔跑进家，匆匆忙忙洗了把脸，母亲告诉他阿尔焦姆没回来。于是，保尔跑出家门，飞也似的跑去找谢辽莎，他家住在城里的另一头。

谢辽莎是副司机的儿子，他父亲自己有间小房子，还有一份薄薄的家产。谢辽莎没在家。他母亲，一位又白又胖的女人，很不乐意地看着保尔。

“鬼知道他去哪儿了！天刚亮就不见了，叫鬼给带走了。说是什么地方在发枪，他准在那儿。你们这些满脸鼻涕的野孩子，真该用鞭子抽你们。你们不会有好果子吃的。人还没枪高，还跑那儿去领枪。你告诉他，那个小混蛋，别说枪了，就是拿回一颗子弹，我也要拧下他的脑袋。什么破烂东西都往家拿，事后家人跟着倒霉。怎么，你也想跑那儿去？”

然而，保尔早就不想再听谢辽莎妈妈的唠叨了，一溜烟跑到街上去了。

大路上来了一个男子汉，双肩各扛着一支枪。

保尔跑过去就问：

“大叔，请问，这枪是在哪儿领的？”

“在维尔霍维纳大街，现在还在发着呢。”

保尔撒腿就往那儿跑。穿过两条街道，碰见一个小男孩正拖着一支沉重的、带刺刀的步枪。保尔拦下问他：

“喂，你从哪儿弄到这枪的？”

“游击队在学校对面发的，现在一支也没剩了，全都发完了。发了整整一夜呢，现在只剩一堆空箱子。我连这支一共拿了两支。”小男孩得意扬扬地说。

男孩的一席话让保尔懊恼至极。

“唉，活见鬼，早知道就直接去那儿了，不该先回家！”他心里无望地想着，“我怎么就错失了这个好机会呢？”

突然，他灵机一动，立刻转身回头，跑了几步，追上那个男孩，并用力一把从他手中夺过那支枪。

“你已经有了一支，这就够了，这支该是我的。”保尔不容分说。

男孩见此心想，这不等于大白天抢劫吗，那哪儿成啊，于是，便扑向保尔。保尔急忙往后一退，端起刺刀，喊道：

“闪开，小心刺刀伤到你！”

男孩气急败坏，可又无可奈何，哭了起来，骂骂咧咧地转身跑掉了。保尔也心满意足地回家了。到了家，只见他一个箭步，越过栅栏，跑进棚子里，把枪藏在棚顶下面的梁上，并开心地吹着口哨进了屋。

在乌克兰，像舍佩托夫卡这样的小城，城中心就是市区，而四郊就是农村，夏天的夜晚景色非常美丽。

一到夏天，夜晚很宁静，年轻人全都待在屋外。姑娘和小伙子们，有的成群结队，有的成双成对，有的在自家门口，有的在庭院花园，有的干脆就在大街上，坐在用来盖房的木料堆上。到处都洋溢着歌声和笑语。

到处是鲜花簇拥，香气弥漫，连空气也不甘寂寞而蠢蠢欲动。繁星点点，仿佛是萤火虫在天空深处闪闪发光，歌声和笑声到处飘荡，飞向遥远的远方……

保尔非常钟爱自己的手风琴。他常常把那台产自维也纳的双键手风琴架在腿上，灵活的手指刚一触碰键盘，便飞快地从上端移到下端，低音键便传出沉重的旋律，紧接着，一曲欢快而又奔放的乐曲传向四方……

手风琴扭来扭去，带劲儿地弹奏着。此时此刻，叫人怎能不闻声起舞，尽情欢跳？谁也无法控制，双脚情不自禁地跳动起来。手风琴越拉越带劲儿，仿佛在唱“活在世上多美好”！

今晚的气氛特欢快。一群年轻人聚集在保尔家边上的木料堆上，有说有笑，嗓门最大的是保尔的邻居加洛奇卡。她是石匠的千金，最喜欢和男孩子一起唱歌跳舞。她有一副金嗓子，女中音，声音低沉而又圆润。保尔向来有点害怕她，她说话刻薄。现在她挨着保尔坐在木堆上，紧紧地搂住他，并哈哈大笑地说：

“我说呀，你，手风琴手，可惜就是小了点，要不然，当我的夫婿还真不赖！我呀，就是喜欢拉手风琴的，一见到他们我的心都醉了。”

保尔害羞极了，满脸通红，好在是晚上，大家看不见。他想推开这个淘气的女孩，她却紧紧地抱住他不放。

“嗯？亲爱的，你想跑，往哪儿跑啊？得，当我的夫君吧。”她开玩笑地说。

保尔的肩膀触碰到她那富有弹性的胸脯，心里感到局促不安。四周的欢声笑语打破了街上平日的寂静。

保尔用手臂抵挡着加洛奇卡的肩膀，说：

“你离远点，弄得我拉不了手风琴了。”

又是一阵哈哈大笑，一阵调侃。这时，玛露霞插话说：

“我说呀，保尔，来一首稍有忧伤的曲子呗，让大家伤感一下。”

只见保尔慢慢拉开手风琴，指尖慢慢游移着。这是一首大家熟悉的故乡曲调。加洛奇卡带头唱了起来，玛露霞和其他人也跟着唱起来：

纤夫们都上了岸，

他们要把故乡还，

这里有我们的最爱，

这里有我们的喜爱，

我们把忧伤的歌儿唱。

年轻人嘹亮的歌声飘向远方，飘向森林。

“保尔！”这时，传来了阿尔焦姆的喊声。保尔赶紧收起手风琴，扣上扣子。

“喊我了，我得走了。”

玛露霞央求说：

“再待一会儿吧，再拉上几首呀，回家着啥急呀。”

但保尔还是急着要走，说：

“不了，明天再见吧。现在该回家了，阿尔焦姆喊我呢。”说完，他穿过马路，回家去了。

他推开门，看见阿尔焦姆的同事罗曼和另一位不熟悉的人坐在桌旁。

“是你喊我吗？”保尔问。

阿尔焦姆点点头，然后对那个陌生人说：

“这是我弟弟。”

陌生人向保尔伸出一只又粗又大的手。

“是这么回事，保尔，”阿尔焦姆对他说，“你不是说你们发电厂的电工病了吗？明天你打听一下，看看厂里要不要雇个内行替他。如果需要的话，你就回来告诉我一声。”

陌生人插话说：

“不用打听了，我跟他一块儿去，我自己跟厂长说吧。”

“当然需要啦，”保尔说，“要知道，今天电站都关门了，就因为斯坦科维奇病了。厂长跑过两次，就是想找个人替他，但仍没找到。可仅靠一个司炉来应付电站，他又不放心。而我们的电工得的是伤寒。”

“这么说，事情就算搞定了，”陌生人说，“明天我来找你，和你一块去。”他对保尔说。

“那好吧。”

保尔与陌生人那双安详的灰色眼睛对视着。他那坚定而又专注的目光让保尔觉得些许难为情。他那灰色的夹克，从上到下紧紧包裹着上身，宽大而厚实的背部把衣服撑得紧绷绷的，显然，他自己也觉得夹克太小了，他那双肩和脑袋组合在一起，构成粗大的牛脖子，整个人五大三粗，力大无穷，就像一棵粗大的老橡树。

临别时，阿尔焦姆对他说：

“朱赫莱，回见，一切好。明天你来，和我弟弟一起去，事情你会搞定的。”

游击队撤走三天后，德国鬼子就进城了。连日来，一直冷冷清清的火车站，响起了火车头的汽笛声，这预示着他们的到来。一个消息在城里不胫而走：

“德国鬼子来了。”

于是，整个小城，就像捅了蚂蚁窝一样，骚动起来。尽管大家早已知道，德国人迟早要来，但总是不太相信。眼下，这些可怕的德国鬼子不在别处，就在眼前。

所有居民都来到栅栏和院门跟前，他们不敢出门。

德国鬼子排成两个单行，他们不走马路中间，而是在两侧行进。他们身穿墨绿制服，横挎着枪，枪上插着手柄一样宽的刺刀，头上戴着沉重的钢盔，身后背着行军囊。从车站到城区的行进过程中，他们走成一条不间断的线型，一个个高度警惕，随时防备遭遇袭击，尽管这里没人打算袭击他们。

走在队伍前面的是两个端着盒子枪的军官。马路中间走着一个担任翻译的盖特曼 军官，他身穿一件蓝色的乌克兰短上衣，头戴一顶羊皮高帽。

德国人在市中心的广场上排成方阵。鼓手敲着鼓。只有少数居民敢围拢过来看热闹。那位身穿短上衣的盖特曼军官从药铺里走到台阶上，大声宣读卫戍司令科尔夫少校的命令。

命令如下：

第一条　本城全体居民限于24小时内交出所有私藏火器及其他各种武器，违者枪决。

第二条　本城宣布戒严，晚8时起禁止通行。

卫戍司令　科尔夫少校

那栋大楼，从前是市政府的所在地，革命后是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所在地，现在成了德国人的卫戍司令部。大楼门口站着岗哨，头上戴的不再是钢盔，而是一顶庄重的头盔，上面缀有鹰形帝国徽章。院子里划出了一块专门用于堆放武器的地方。

全天都有那些害怕被枪毙的居民前来交枪。大人们都不敢露面，只好派年轻人或孩子来。德国人没扣留任何人。

那些不想交枪的人们，夜里把枪扔到马路上，第二天早晨德国巡逻兵把枪支捡起来，扔到军用马车上，运回司令部。

中午十二点，规定交枪的期限一过，德国鬼子就开始清点他们的战利品，收到的步枪总共一万四千支，也就是说，还有六千支德国人没有收回。他们便开始挨家挨户地搜查，但收效甚微。

第二天凌晨，在城郊一个古老的犹太人墓地旁，两个铁路工人被枪毙，因为在他们家查出枪支。

阿尔焦姆一听到命令就急忙跑回家。在院子里他碰见保尔，他一把抓住他的肩膀，悄声而又郑重其事地问道：

“你是不是从军火库带什么东西回家了？”

保尔本想瞒着枪支的事，但他又不愿对哥哥撒谎。于是，他就和盘托出。

他俩一起走进棚子。阿尔焦姆从梁上取下枪，卸下枪栓和刺刀，然后，奋力把枪托砸向栅栏柱子，枪托顿时粉碎，碎片四处飞溅。其余部分扔到院子远处的野地里。回头又把枪栓和刺刀扔进茅坑里。

收拾完以后，阿尔焦姆转身对弟弟说：

“你已经不小了。保尔，你要知道，私藏枪支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可警告你，往后可别往家带任何东西。你要知道，如今，这玩意儿可要搭上性命的。听好了，以后不许骗我，要不，你带回这玩意儿，一经发现，头一个被枪毙的就是我。你还是个毛孩子，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眼下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明白吗？”

保尔答应以后不再往家里带东西。

当他们穿过院子正要进屋的时候，列辛斯基庄园的大门口停着一辆四轮马车，从车里走出律师及其妻子，还有两个孩子——涅丽和维克多。

“候鸟飞回来了，”阿尔焦姆凶狠地自言自语道，“哼，天下又要大乱了，他妈的。”边说边走进屋里。

保尔为枪的事整天闷闷不乐。就在同一天，他的好友谢辽莎却在一个人家丢弃的棚子里用铁锹拼命地在墙脚挖坑。坑终于挖好。谢辽莎把那三支分发时得手的枪用布包好，埋进坑里。让他交给德国鬼子他不肯，为了不至于把自己刚得手的宝贝交出去，他苦苦折腾了一整夜。

他用土把坑填平，把它夯实，并又弄来一大堆垃圾和破烂盖在上面。然后又严格地检查一遍自己的劳动成果，最后满意了，才摘下帽子，擦去额头上的汗珠。

“让他们去搜吧，就算搜到了，也弄不清这是谁家的棚子。”

不知不觉中，保尔已经和那位不苟言笑的电工交上了朋友，他在电站工作了一个月。

朱赫莱常常给这位司炉助手展示电机的构造，并教会他操作。

这个机灵的孩子很讨朱赫莱喜欢。他空闲的时候常常来看阿尔焦姆。这个知书达理、严肃认真的水兵总是耐心地倾听他们闲聊家长里短，油盐酱醋。特别是当保尔的母亲聊起保尔打小淘气的时候，他更是不厌其烦地一听到底，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想着法子安慰这位老母亲玛利亚·雅科夫列夫娜，为的就是让她忘却种种苦恼，开心快乐。

有一天，保尔去电站上班，刚路过木料堆，朱赫莱叫住他，并微笑地对他说：

“你母亲说你爱打架。还说你像只好斗的小公鸡。”说着，朱赫莱哈哈大笑起来，看表情，像是在夸奖他。接着又说：“爱打架嘛并不是坏事，但要看和谁打，因为什么而打。”

保尔摸不着头脑，不知朱赫莱是在取笑他还是话中有话，他答道：

“我可不平白无故打人，总是事出有因才动手的。”

朱赫莱冷不丁地来了一句：

“打架可要有真本领才行哦，我教你，好不好啊？”

保尔惊奇地看了他一眼，说：

“哦，是吗，露一手试试？”

“那好吧，看好啦。”

他简明扼要地给保尔讲解了英式拳击法，给他上了一课。

这门课保尔学得可不轻松，但他还是掌握得很得法。师傅的重拳多次把他打得人仰马翻，不过，这个徒弟倒也有几分坚韧，几分顽强。

有一天，天气很热，保尔从克利姆卡家回到自己家，在屋里转悠一阵子，觉得好无聊，于是，决定爬到后院角落的棚顶上去，那是他最爱待的地方。只见他穿过院子，跨过园子，脚踏横梁爬上棚顶。接着，他拨开顶上的樱桃树枝，爬到棚顶当中，在舒适而又暖洋洋的阳光下躺着。

这棚子面朝列辛斯基家的花园，从顶上就能看见整座花园和前面的房屋。保尔从棚顶上探出脑袋，一眼就看见院子角落停放着一辆四轮马车。驻扎在列辛斯基家的德国中尉的勤务兵正在给自己的长官洗刷衣物。保尔认识这个中尉，从列辛斯基家门口经过时多次见过他。

这个中尉个子矮矮的，腮帮红红的，两撇胡子修剪得短短的，戴着一副夹鼻眼镜和一顶帽檐涂漆的军帽。保尔知道中尉在厢房里，厢房的窗口朝着花园，站在棚顶上可以一览无余。

这时，中尉正坐在桌旁写字。稍后，他拿着写好的材料走出房间。只见他交给勤务兵一个信封，然后沿着花园小径朝临街的院门口走去。走到凉亭旁，他驻足，看样子是在跟谁说话。这时，列辛斯基的女儿涅丽从亭中走出。中尉挎着她的胳膊，两人并肩而行，双双出去了。

保尔一一看在眼里。他正打算眯上一会儿，又见勤务兵进了中尉的厢房，他把中尉的军服挂在衣架上，并打开对着花园的窗户，收拾屋子，完事后走出房间，并随手关上房门。转眼间，又见他来到拴有几匹马的马厩旁。

保尔朝敞开的窗户望去，整个房间看得一清二楚。桌子上放着一条皮带和一件闪闪发亮的玩意儿。

保尔见此心里直发痒，难捱之下，悄悄从棚顶爬到树上，顺着树干溜进列辛斯基家的花园。他猫着腰，几个箭步来到窗前，朝房间里一望。原来桌上放的是一副武装皮带和一支装在套中的十二发的手枪。

由于紧张，保尔心跳加速。霎时间，他心里产生矛盾，但很快就被一种不可抗拒的胆量所控制，只见他弯身进了房间，抓起枪套，从里面拔出一支崭新的蓝色手枪，连忙跳回花园。他四下环视，小心翼翼地把枪塞进裤兜，迅速穿过花园，跑向樱桃树，猴子般地攀上棚顶，并回首张望一下。只见勤务兵正悠闲地和马夫聊天。花园里静悄悄的……于是，他从棚顶上溜下，一溜烟地跑回家。

母亲在厨房里忙着做饭，根本没注意到他。

保尔从箱子背后拿起一块旧布，塞进口袋，悄悄留出房门，跑过院子，越过栅栏，来到通往森立的大路上。他一只手按住不时碰撞他大腿的沉甸甸的手枪，拼命地朝一座废弃的砖厂跑去。

他脚不着地，飞也似的跑着，耳边风声呼啸。

砖厂里一片寂静。一眼望去，这里是掉下来的木瓦，那里是一堆堆的碎砖头，被毁的窑炉给人以满目疮痍之感。平日里这儿杂草丛生，无人过往，只有他们三个好友有时过来玩耍。保尔知道这儿有许多秘密之处，可以藏匿他偷来的宝贝。

他钻进一个破窑洞，警惕地回头张望一下，路上没人。松树在沙沙作响，微风轻轻扬起路面上的尘土，空气中散发着一股浓烈的松香味。

保尔用布把手枪包裹好，放到窑洞底层的角落里，盖上一堆砖块。他钻出洞口，然后又用砖头把洞口堵死，还做了个记号。他回到大路上，慢悠悠地走回家。

一路上，他两腿不停地打颤。

“这一切究竟如何收场？”想到这里，他心里不由得打起鼓来。

他早早来到电站，免得在家待着。他跟门卫要了钥匙，打开停放发电机库房的大门。他先清理风箱，接着给锅炉上水，然后生火，这时，他心里在想：

“也不知道列辛斯基家现在怎么样了？”

夜里，已经很晚，大约十一点时分，朱赫莱跑来找保尔，把他叫到院子里，小声地问他：

“今天为什么有人到你家里去搜查？”

保尔听了吓一跳。

“怎么会搜查？”

朱赫莱沉默了一会儿，补充道：

“得，事情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不知道他们搜查什么？”

保尔心里很明白他们要搜查什么，但他不敢把偷枪的事告诉朱赫莱。他惶恐不安地问：

“他们抓走了阿尔焦姆了吗？”

“人倒是没被抓走，家里却被翻了个底朝天。”

听了这话，保尔心里有所轻松，但依然感到惴惴不安。片刻间，他俩各想各的心事。一个明明知道搜查的原因，却在担心接下来的后果；另一个恰恰不知事情的原委，却因此而警觉起来。

“活见鬼了，莫非关于我的事走漏了风声？我的事连阿尔焦姆也不知情呀，可是，为什么要到他们家去搜查呢？小心为妙啊。”朱赫莱心里想着。

他们默默地分开，各干各的活去了。

此时此刻，列辛斯基家闹翻了天。

德国中尉发现手枪不见了，于是就把勤务兵喊来，盘问他是怎么回事。待到弄清手枪确实不翼而飞时，这位平日彬彬有礼、貌似颇有涵养的军官勃然大怒，伸手狠狠地给了勤务兵一记耳光。只见勤务兵被打得东倒西歪，却立马站得直挺挺的，负罪地眨了眨眼，老老实实地等待接下来的处罚。

被传唤而来接受盘问的律师也很气愤，面对中尉，为在他家中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而深感内疚。

这时，闻声而来的维克多·列辛斯基对父亲说，手枪有可能是邻居偷的，特别是那个小流氓保尔·柯察金嫌疑最大。父亲急忙把儿子的想法告诉中尉，于是，中尉立刻下令集合队伍进行搜查。

搜查毫无结果。通过这次事件，保尔更加坚信，即便是这种冒险举动有时也会侥幸逃脱。 IzwKUJrtgeT4UeTXzau3XerjoxhpruzWregYcs9w66qwbU9Q1SlZa3rJPNNJPhg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