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是家庭的延伸。如果家长能负责任地教育自己的孩子，让他们能够恰当地解决生活中的诸多问题，那么学校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在某些文化中，一个孩子通常会完全接受家庭教育。例如，工匠会让孩子继承父业，教给孩子自己从父亲处和实际经验中学到的诸多技巧和本领。然而，当今文化为我们提出了更复杂的要求，因此，我们需要学校减轻父母的负担，帮助他们完成未竟的工作。社会生活需要社会成员接受比家庭教育更高等级的教育。

美国的学校并没有像欧洲的学校那样经历过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权威作用的遗迹。首先，在欧洲教育史上，只有王子及贵族子弟才有资格接受教育。他们是社会中最重要的一群人：其他人只是为他们工作，注定只能居于人下。随着社会限制的扩大，教育由宗教机构负责，少数被选出来的人可以学习宗教、艺术、科学等内容，也可以接受专业训练。

工业技术开始发展后，教育的形式变得完全不同了。大家都致力于普及教育，村镇学校之中，校长通常由皮匠或裁缝担任。这些人手持教鞭，可教育成果却不可恭维。只有宗教学校和大学才会教授艺术、科学等课程。有的时候，甚至皇室成员都是文盲。而放眼当今，连工人都会阅读、写字、算数、绘画，很多公立学校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然而，这些学校都是依照政府的政策而建立的。当时的政府以培养逆来顺受的大众为目标，训练他们为上层阶级的利益服务，成为愿意保家卫国的士兵。学校的课程大多以此为目标。我自己就清楚地记得，有一段时间，奥地利仍保留了这些课程的一部分。这个国家之所以为平民提供教育，就是为了让他们服从，让他们从事适合自己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教育的缺点逐渐暴露，自由思想开始萌芽，工人阶级越来越强大，要求也逐渐增多。公立学校接纳了这些要求，结果现在流行的教育思想是，孩子应该多为自己着想，应该获得学习文学、艺术和科学的机会，应该在成长中分享整个人类的文化，并为之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不再希望把孩子训练成赚钱的机器，也不再是单纯希望他们可以在工业社会的制度中谋得一份工作。我们要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是能在文化发展中平等、独立和负责任的合作者。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所有要求学校进行改革的人，都是在努力寻找能够增强社会生活中合作程度的方法。这就是性格教育的目标。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理解，那这种目标就无可厚非。然而，总的来说，人们还没有完全了解教育的目标和技巧。我们必须找到这样的教师：不仅能教会孩子赚取生计，还能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贡献。老师必须感受到自身责任的重要性，必须接受训练完成自己的工作。性格教育仍在试验阶段，我们不能被条条框框所束缚——目前为止，性格教育对孩子没有严格或统一的要求，学校教育的结果也并不能令人满意。来到学校的孩子通常都经历了失败的家庭生活，尽管有教育和鼓励，但他们的错误还是不能得以纠正。因此，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培养老师理解孩子，帮助孩子在学校中发展成长的能力。

这就是我的工作重心。我认为，在这一方面，很多维也纳的学校已经遥遥领先。在世界其他地方，孩子会被送到精神病专家的手里，得到一大堆忠告。然而，如果老师并不认同这些忠告，或不知道如何实践，一切又有什么用呢？精神病专家每周会和孩子见一两次——甚至每天一次——但专家并不知道环境、家庭、家庭之外及学校等不同地方的影响。他只是写张纸条，说孩子应该加强营养，或者接受甲状腺治疗。或许，专家还会给老师一些暗示，说明孩子应该接受一对一的治疗。然而，老师并不明白这种处方的意义，也没有任何经验，所以犯错在所难免。除非老师了解孩子的性格，否则他也无计可施。我们需要精神病专家和老师密切配合，老师必须了解精神病专家知道的一切，二人共同讨论过孩子的问题后，老师才能在无需指导的情况下，完成自己的工作。如果发生意料之中外的问题，老师也应该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就像精神病专家亲自在场会做的一样。我们在维也纳设立的顾问会议是最实际的方法。我会在本章末尾详细讲述这种方法。

孩子刚开始上学时，他面对的是社会生活的新考验，而这种考验都将揭示其发展过程中任何错误。现在，他必须在比之前更广阔的天地中与他人合作。如果他在家是被骄纵的孩子，他可能就不愿意离开能为他遮风挡雨的家，不想和其他孩子待在一起。因此，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上学第一天，我们就能看出他在社会感方面的缺乏。这样的孩子可能会大声哭喊，一直想回家。他对学校的任务和自己的老师都没有任何兴趣，根本不会听别人说话，因为他心里只有自己。不难发现，如果他继续以自己为中心，那在学校就会一直落后于他人。问题儿童的父母总会告诉我们，孩子在家并没有任何不良表现，只有在学校的时候才会惹是生非。那我们就有理由推测，孩子觉得自己在家时的环境尤其舒适轻松。因为在家不用参加考试，而他在发展过程中的错误也不会显现出来。可到了学校，他就不再是受宠的那个了，所以才会觉得周围环境是极大的打击。

有一个孩子，从上学第一天起，就只会嘲笑老师说的每一句话，根本不做其他的事。他对学校里的任何事都不感兴趣，于是大家都觉得他是低能儿童。我和他见面之后，对他说：“大家都想知道你为什么总要嘲笑学校。”他回答说：“学校就是父母弄出来的笑话。他们把孩子送到学校，就是为了让孩子变成傻瓜。”这个孩子在家时经常被人嘲笑，所以他相信，每个新环境都是拿他当成笑柄的闹剧。最后，我终于让他知道，他无需过度强调自己的尊严，并不是所有人都想嘲笑他。结果，他渐渐对学校的种种产生了兴趣，自然也取得了很大进步。

学校老师的任务就是发现学生遇到的问题，并及时纠正父母的错误。老师会发现，有些孩子已经为迎接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做好了准备，他们已经在家庭中接受了对其他人发生兴趣的训练，但有些孩子对此还没有准备。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该如何应对问题，那么他就会犹豫不决，或临阵退缩。每个落后于他人但并非低能的儿童，在面对适应社会生活的问题时，都会举棋不定，而能帮助他们面对新情况的最佳人选正是老师。

但我们应该怎么帮助孩子呢？其实，老师要做的事情和母亲要做的一模一样，即让学生与自己建立联系，并对学生产生兴趣。学生对未来的调整完全倚仗孩子的兴趣所在，而严厉和惩罚绝对不会让孩子感兴趣。如果孩子到学校之后，老师发现他和自己以及其他同学之间很难架起沟通的桥梁，那么老师最不该做的就是严厉批评他或责备他。这种方法只能明确告诉孩子：自己确实有理由不喜欢学校。我必须得说，如果我还是个小孩子，而且总在学校受到批评指责，那我肯定会尽可能躲开老师，离老师越远越好。我会想方设法找到新的方向，尽可能避开学校。大部分总会恶作剧的孩子，会把学校看作让人难受的地方，这些学生会表现出装疯卖傻、顽劣不堪的样子。可他们并不是真的愚蠢，否则也不会在找借口不上学或模仿家长签名方面表现出很高的天分。在学校之外，他们总能找到其他喜欢恶作剧的孩子。这些孩子在一起抱团，给予他人在学校得不到的欣赏。因此，这个小团体里的人会发现别人对自己感兴趣，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唯一的问题是，给他们这种感觉的不是学校，而是问题少年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学校不合群的孩子是如何一步步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如果想吸引儿童的注意力，老师就必须先了解儿童之前的兴趣是什么，并让孩子相信自己可以在他有兴趣的领域获得成功。如果儿童从某一点上收获了自信，那么从其他点对他进行刺激就会容易得多。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应该先了解孩子是如何看待世界的，他最擅长利用哪种感官，以及平常训练最多的是哪种感官。有些孩子会喜欢观察，有些喜欢倾听，有些则喜欢运动。视觉型的孩子会对能用到眼睛的事情更感兴趣，如地理、绘画等。老师在讲课时，视觉型的孩子可能不会听，因为他们还不习惯把注意力放在听力上。如果这样的孩子没机会通过视觉观察学习，那他们就会落后。这种情况下，大家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孩子能力不足或天资不够，会把这一切归咎于遗传。其实，如果真的要怪谁，那老师和父母才会因为没有找到让孩子感兴趣的正确方法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的意思不是这些孩子应该接受特殊教育，而是应该利用他在某方面的兴趣，鼓励他发展其他方面的兴趣。现在，已经有些学校会利用多种方式上课，刺激孩子的各种感官。例如，利用绘画和塑像等方式进行授课。这是非常值得鼓励且应该继续发展的方式。把所教授的内容和生活的其他部分结合在一起是最好的教学方法，这样孩子就可以明白教育的目的以及学习的实际意义了。总有人会问，是填鸭式教学好还是自主教学好。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中的对立太过极端。两种方法可以结合在一起。例如，在教孩子数学时可以和建造房屋相联系，让孩子计算需要多少木头，多少人可以入住等等，这就是很好的方法。有些科目很容易就可以结合在一起教授，我们总能找到把生活中各部分联系在一起的专家。例如，老师可以和学生一起散步，找到孩子的兴趣点。同时，他可以让孩子认识不同的植物，告诉他们植物的结构，教给孩子们植物的演化过程以及用途、气候的影响、国家的地理条件、人类的历史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我们这样想的前提是老师对学生真的感兴趣，假如老师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对孩子的教育也就无从谈起。

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我们总会发现，孩子开始上学的时候，相较于合作，对竞争的准备更为充分，而且竞争方面的训练会贯穿其学生生涯。这对孩子来说简直是一种灾难，无论孩子是处于领先地位，总想打败其他孩子还是落后于他人，自暴自弃，竞争都不是一件好事。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孩子通常只会对自己感兴趣。他的目标不是做贡献，也不是帮助别人，而是尽力为自己做点儿什么。家庭是一个整体，每个家庭成员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因此，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如果孩子们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那么他们就会对其他人感兴趣，会愿意合作。我见过很多“问题”儿童，他们对别人感兴趣之后，能与他人合作之后，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想以一个孩子为例。因为这个孩子觉得家里所有的人都会跟他作对，所以他觉得学校里的所有人也会跟他作对。他在学校的表现很差，父母知道之后，回家惩罚了这个孩子。情况一般是这样的：孩子成绩不好，先在学校被训一顿，之后他把成绩单拿回家，又被父母惩罚一次。被训一顿已经很惨了，又被惩罚一次简直是恐怖。因此，这样的孩子在学校一直落后，一直捣乱，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后来，孩子遇见了一位了解来龙去脉的老师。这位老师会先向其他孩子解释这个孩子觉得大家都针对他的原因。接着，老师回要求其他孩子帮助这个男孩，和这个男孩做朋友，之后，这个男孩的行为和学习都有了很大提高，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有的时候，人们会不禁怀疑孩子是否真的能学会如何理解他人，进而帮助他人，但从我的经验来看，孩子比成人更善解人意。有一次，一个母亲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来找我，这两个孩子分别是两岁的女孩和三岁的男孩。小女孩爬上了桌子，她妈妈被这一举动吓呆了，一动不动，但她一直在喊：“赶紧下来！快下来！”可小女孩并没有理妈妈。可那个三岁的小男孩却说：“待着别动！”而那个小女孩很快就下来了。由此可见，男孩比妈妈更了解自己的妹妹，也知道该怎么做。

为了提高班级的凝聚力和合作意识，让孩子们自我管理班级是通用的方法。但我认为，使用这种方法必须慎重，孩子的自我管理一定要在老师的指导之下，并保证孩子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否则，我们便会发现，孩子们并不会重视自我管理，会把它当成一种游戏。结果，孩子会比老师更严格苛刻。他们也可能会在班会上为自己争取利益，与别人吵架，吓唬别人，或争夺权位。因此，应用这种方法时，老师应该先观察并给予建议。

如果我们想衡量某个孩子当前的心智发展、性格及社会行为等各方面的水平，那就必须要借助各种测试。实际上，有时候，智商测试真的可以拯救一个孩子。有个孩子成绩很差，老师会建议他留级，但智商测试结果却表明他已经可以跳级了。我们要记住的观点是：孩子的未来发展情况不可预测。智商测试是为了让我们了解孩子遇到的障碍，帮助他克服困难。但据我目前的经验来说，只要智商测试表明孩子并非低能，那我们就应该努力寻找正确的方法，帮助他们改变。我发现如果让孩子过多接触智商测试，他们就会熟悉其内容，了解其中的奥妙，进而在智商测试中获得较高的分数。因此，智商并非是由命运或遗传决定的，不应该作为对孩子未来发展的限制。

此外，孩子自己以及孩子的父母都不应该知道孩子的智商。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智商测试的目的，会把它当作对孩子的最终判断。教育最大的难题并非来自儿童自身的限制，而是他在想象中加诸自己身上的限制。如果儿童知道自己的智商很低，那他可能会失去希望，认为自己一辈子都不可能成功。因此，教育要做的就是增加孩子的勇气，激发孩子的兴趣，若是孩子对生活的解释让他对自己的能力设置了种种限制，我们也要帮他冲破束缚。

学校的成绩单也应如此处理。老师给孩子不好的评语，是为了刺激他奋发向上，可如果家长对孩子极其严厉，那孩子就不敢把评语拿回家。于是，孩子可能会不敢回家或涂改成绩单，极端情况下，孩子甚至会自杀。因此，老师必须考虑到之后可能会发生的后果。虽然老师确实不必为孩子的家庭生活及家庭生活的影响负责，但他必须将这纳入考虑范围。如果家长望子成龙，那孩子带着不好的成绩单回家，就会受到严厉的责罚。如果老师可以温和一些，宽容一些，那孩子可能就会受到鼓励，勇往直前，获得成功。如果孩子的成绩单不够漂亮，其他同学也觉得他是班上的差生，那他自己也会破罐子破摔，认为自己没救了。然而，最差的学生依然可以进步，我们手上已有诸多名人的例子，足可以说明，在学校表现不好的孩子，也可以重拾勇气，重建信心，取得伟大的成就。

有种现象非常有趣：就算孩子们不知道成绩单上的数字，也会对彼此的能力有非常准确的判断。他们知道谁在数学、拼写、绘画、体育等学科中表现最好，也能准确定位自己。孩子们最常犯的错误就是觉得自己再也无法进步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别人领先于自己，却认为自己难以望其项背。如果孩子坚信这一点，就会把这种感觉带到之后的生活环境中。即使是成年之后，他也会计算自己与他人的差距，觉得自己只能止步不前。在整个学生生涯中，绝大多数孩子的排名通常不会有太大波动，不是排在前列，就是居于中间或落于人后。我们不应当认为这是孩子天资高低的原因——这其实是孩子为自己设定的限制，他的乐观程度和活动范围都由自己决定。大家肯定都知道，成绩垫底的孩子也能逐渐改变，取得惊人的进步。孩子们应该明白，自我限制会让人犯下的错误，因此老师和孩子们都应该摒弃“遗传决定正常孩子的进步”这种迷信。

教育过程中的各种错误里，认为遗传可以限制发展是最糟糕的一种：这是老师和家长对学生和孩子管教无方的托辞。这样一来，老师和家长就不必为自己施加给孩子的影响负责任了。任何逃避责任的做法都不应该。如果教育者真的把性格和智力的全面发展归因于遗传，那我实在不认为这个人能完成自己分内的责任。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教育者能意识到自己的态度和措施会对孩子带来何种影响，那他就不会以遗传为假辞逃避责任了。

我说的不是身体上的遗传，器官缺陷的遗传并不在探讨范围之内。我认为，只有个体心理学才真正了解遗传而来的器官缺陷对心理发展的影响。孩子会在心里体验自身器官的作用，并根据自己对自身能力的判断限制自身发展。缺陷本身不会影响心灵的发展，但孩子对身体缺陷的态度和他之后接受的训练却对心灵有很大影响。因此，如果一个孩子有器官缺陷，那他尤其应该认识到没必要觉得自己的智力和性格也会受到限制。上一章中，我们已经说过，同样的器官缺陷可能会成为成功的催化剂，也可能会成为发展的绊脚石。

开始我得出这个结论时，很多人都批评我，说我的结论没有科学性，说我的主张与事实相悖，完全是把个人想法强加于他人。然而，我的结论都是从经验中提炼的，且支持此结论的证据正在不断积累。现在，越来越多的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认为性格中有遗传成分的想法只能被称为迷信——这种迷信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人们想逃避责任，想用宿命论解释人类行为时，性格来自遗传的理论便应运而生了。简而言之，这种理论认为，人之初，善恶已定。如此来看，这种说法显然站不住脚，只有强烈想逃避责任的人才会坚持这种理论。“善”与“恶”和其他各种性格表现一样，只有在社会情境中才有意义。这是社会环境中，与其他人共处时逐渐得到的结果，他们暗示了一种判断：“顾全他人的利益”或“损害他人的利益”。孩子出生前，他并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社会环境；孩子出生后，他有向任何方向发展的潜力。孩子最终选择的道路以以下两点为基础：一是他从周围环境及自己身体中接收到的印象和感觉；二是他对这些印象和感觉的解释。此外，对孩子影响最大的则是他受到的教育。

其他心理功能的遗传也是如此，不过证据可能并不太明显。心理功能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兴趣，我们之前已经探讨过，妨碍兴趣发展的，并不是遗传因素，而是气馁挫折和对失败的恐惧。显然，某种程度上说，大脑的结构有遗传的因素，但大脑并非心灵的指挥官，而是心灵的执行官。如果以目前我们所掌握的知识看，缺陷并非不可修复，那我们就可以训练大脑，弥补这种缺陷。每一种惊人才能背后隐藏的不是天赋异禀的遗传，而是长期的兴趣和训练。

有的家庭里人才辈出，每一代人中都有天资聪颖的人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我们依然不能觉得这是遗传的结果。反而是以下这种假设更有可能：家庭中某个成员的成功会刺激其他成员积极努力，家庭传统会让孩子们受到熏陶，并让他们通过练习和实践不断进步。举例来说，如果我们知道世界上最伟大的化学家李比希是药房老板的儿子时，那我们自然不会觉得他的能力是遗传而来。只要我们明白，环境足以让李比希发展自己的兴趣就可以了。其他孩子还不知道化学为何物的年纪，李比希就已经对这一学科有足够了解了。莫扎特的父母都对音乐很感兴趣，但莫扎特的才能也不是遗传的结果。他的父母希望莫扎特对音乐感兴趣，于是就抓住一切机会鼓励他。于是，自童年起，莫扎特周围的环境都与音乐有关。以下事实很常见：杰出人物都是“先飞的鸟儿”。有的从四岁就开始学钢琴，有的小时候就能给家中其他人写故事。他们的兴趣持续存在，其接受的训练也很广泛，且都是耳濡目染的。这些优秀的人一直勇往直前，不会逡巡，也不会退缩。

如果老师也深信发展的过程中确实有限制，那么他就不能打破孩子对自身发展设定的诸多束缚。老师告诉学生：“你没什么数学天赋”，其实是为了让自己更轻松，对孩子的发展根本没有一丝好处，只会让孩子更沮丧。我自己就有类似的经验。我还是学生时，一直都学不好数学，于是我坚信自己在数学方面没有天赋。幸运的是，有一天我竟然解决了一个老师都不会的题目，我自己也很震惊。这件事改变了我对数学的态度。之前，我对这一门学科完全没兴趣，这件事之后，我就开始喜欢数学了，并抓住每个机会提高自己的数学水平。结果，我成了整个学校数学最好的人之一。这次经历对我很有帮助，让我明白了，天赋异禀或才能天定不过是谬论而已。

跳级对孩子来说不一定都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孩子会身负自己无法达成的期望。如果孩子比班上其他学生大，或如果孩子确实比同学进步快，考虑让孩子跳级也并非不可。然而，如果班级的情况正如我们期望的那样是团结的整体，那么一个同学的巨大进步也会带动其他同学，由此可见，剥夺其他学生的动力也非明智之举。我认为，更值得推荐的做法是，若孩子在正常课程方面进步很快，表现优秀，那可以让他参加更多其他活动，拓展其兴趣，如绘画等。他在课余活动中的成功，也会扩展其他孩子的兴趣，鼓励其他孩子更上一层楼。

让孩子们留级更会带来负面的影响。所有老师都知道，大多数留级的学生在学校或家里的表现都很让人头疼。当然，有一小部分留级生不会到处惹是生非，可绝大部分留级生通常还会落后于他人，到处惹麻烦。同学对这样的孩子没有好印象，而孩子自身也对自己的能力抱有悲观的态度。在现行的学校体制内，让孩子留级是很大的问题，必须慎之又慎。有些老师会在假期给落后的孩子补课，矫正孩子错误的生活方式，让孩子避免留级的情况。孩子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后，从下一学期开始就能顺利完成自己的学业了。实际上，唯一能帮助落后学生的方法就是让孩子认识到，自己之前对自身能力估计错误。此后，我们也就能让他通过自身努力进一步发展了。

我曾见过有的学校按照学生的程度，把学生安排到不同的年级。我在这种做法中发现了一个显著的事实——这主要是通过我在欧洲的经验总结的，不知道在美国是否也如此。在程度较差的班级中，大多数都是低能儿童和出身贫寒的儿童；在程度较好的班级中，大多是富裕家庭出身的孩子。这种现象实在是不合理。贫穷家庭的孩子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可能孩子的父母本身就面临了很多难题，所以没有时间或没有能力教育孩子。然而，我并不认同，没有准备好上学的孩子就应该被安排到程度较差的班级。训练有素的老师应该知道如何帮助准备不足的孩子，让孩子们互助合作大有益处。孩子本身准备不足，还把他安排到程度较差的班级，那只会让他加强对自身的这种印象。此外，程度较好的孩子也能领悟到这一点，因此也会看不起程度较差的孩子。按照孩子的程度分班简直就是打击他人，努力寻求个人优越感的沃土。

原则上说，男女同校非常值得支持。男女同校可以让男孩和女孩相互了解，学会与异性相处之道。然而，若是认为男女同校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也是大错特错。男女同校也有其问题，除非我们认识到这种问题，处理好这种问题，否则两种性别之间的距离会在男女同校的情境下越拉越大。举例来看，男女同校要面对的问题之一就是女生在十六岁之前比男生发育得更快。如果男孩子不了解这一点，他们的自尊就会受到打击。他们会眼睁睁地看着女孩子们超越自己，从而变得灰心丧气。成年之后，由于之前的失败给男孩子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他们就会害怕和异性竞争。支持男女同校且知道其问题所在的老师，可以运用这种体系完成大量工作；但如果是不支持男女同校或对此不感兴趣的老师，注定会一无所获。男女同校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孩子们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或没有人适当监督，那么就会产生性方面的问题。学校中的性教育非常复杂。教室并不适合进行性教育。如果老师在班上跟所有同学一起探讨这些内容，那他根本不知道每个孩子的理解是否正确。因此，老师可能会在不知道孩子是否准备好，以及不知道孩子们是否能将性纳入自己的生活方式框架的情况下，激发了孩子们的兴趣。当然，如果孩子想要了解更多内容，他自己也会私下问老师。这时，老师应该正面且真实地回答学生的问题。只有这样，老师才有机会真正了解学生的需求，才能在学生出现错误时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如果总在课堂上讨论性方面的内容也是不妥的行为。有的孩子会因此而误以为与性相关的问题无关紧要，但这种轻视不一定是件好事。

在如何理解孩子方面接受过训练的人，都能轻易区分孩子的类型及其生活方式。孩子的合作程度体现在各个方面：他的姿势，他观察及倾听的方式，他与其他孩子的距离，他是否善于交友以及他的专注力等。如果孩子忘了写作业或丢了书，我们就可以推测，他的兴趣大概不在学业上。于是，我们必须找到孩子不喜欢学校的原因。如果孩子不想和其他同学一起做游戏，我们就可以推测他应该是有孤独感，且只对自己感兴趣；如果孩子希望别人帮他完成作业，我们就可以推测他缺乏独立性，总想让别人支持自己。

有的孩子只有在受到表扬或欣赏时才愿意学习。有很多被宠坏的孩子，只有在老师特别关注时，才能取得优异的成绩。如果被宠坏的孩子没能得到老师的特殊关怀，那麻烦就开始了。这些孩子需要观众，需要市场，否则便无法进步。如果没有人时刻看着，那他们就不会再继续努力。对于这种孩子来说，数学是他们的一大难题和挑战。如果只是让他们背公式的话，一切都没有问题，可一旦让他们自己做题，他们就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了。这个问题看上去似乎不太严重，但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巨大风险的就是这种随时需要支持和关注的孩子。如果孩子的这种态度一直没有改变，那他成年之后，也会需要别人的支持。只要出现问题，他的反应就是强迫他人帮助自己解决。这种人，一生都不会为其他人的幸福做贡献，反而会一直成为别人的负累。

另一种孩子决心成为众人注意的焦点。如果所处的境遇不符合他的心意，那他就会通过进行恶作剧、扰乱课堂、影响他人、被人讨厌等多种形式获得别人的注意。责备和惩罚不仅不能让他改变，反而给了他舞台。比起被人忽视，这样的孩子更喜欢被人责打——于他而言，他错误行为带来的痛苦只是获得快乐的代价。很多孩子都会把惩罚当作一种挑战，看看自己能否继续坚持之前的生活方式。惩罚就是一场比赛或游戏，看谁的耐力比较强——而最终胜利的通常都是孩子们，因为他们掌握着主动权。所以，有些很喜欢和家长或老师作对的孩子反而会训练自己，在受到惩罚时不能哭闹，而要大笑不止。

如果一个孩子很懒，那么有两种可能：要么是用懒惰直接攻击自己的父母或老师，要么就是雄心勃勃却又害怕失败。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各不相同，而有时孩子们认为的失败常常会让人惊讶不已。很多人都觉得，如果自己没能超过别人就是失败。哪怕他们很成功，但只要有别人比自己做得更好，他们依然也会觉得自己是失败者。懒惰的孩子从没有真正体验过失败的感觉，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面临过真正的考验。这样的孩子总会尽量逃避眼前的问题，拖延着不想决定自己是否要和其他人竞争，得过且过。其他人总会认为，这个人要不是因为懒惰，肯定可以战胜困难。所以这个人也只是在完美的理想国寻求庇护。“只要我愿意做，我肯定能成功。”每次失败，他都会对自己说：“我就是懒，不是没能力。”他就用这种方式圆场，保住自己的自尊。

有时候，老师也会对懒惰的学生说：“如果你肯努力，那你肯定会成为班上最好的学生。”可仔细想想，如果学生什么都不做就能让老师有如此评价，那他还冒着会被别人轻视的风险努力干什么？也许，这样的学生变得勤奋之后，这种被人当作“璞玉”的时代就结束了。别人会通过他的成就下判断，而不再关注他可能会取得的成就。懒惰的孩子还有另一种优势：哪怕他只做了一点小事，别人就会使劲夸奖他。仿佛大家都在他做的这一点小事里看到了他回头是岸的痕迹，于是便想刺激他洗心革面。可如果是勤奋的孩子做了同一件事，别人就会忽略这一点。于是，懒惰的孩子宁可生活在别人对自己的期待中。他自己也是被宠坏的孩子，自婴儿时期起就训练自己要不劳而获。

还有一类孩子很常见，特征明显，容易辨认。这些孩子就是孩子王。人类的确需要领袖，但只有能顾全大家利益的才能成为领袖，可这样的人并不多见。大多数孩子王都只对自己能统治、掌控的环境感兴趣，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会和同伴一起活动。因此，这一类儿童未来的发展不一定能一帆风顺。他们之后的人生中肯定会出现某种困难，若是两个这样的孩子王在一起成家、立业或一起出现在社交场合中，这些困难不是会变成悲剧，就是会成为大家的笑柄。每个孩子王都在寻找机会统治对方，确立自己的优越地位。有时，家中长辈会认为被宠坏的孩子趾高气扬，指使他人的样子值得人骄傲，他们会大笑，还会刺激他继续。然而，老师很快就会发现，这种孩子并不能养成有利于社会生活的性格。

孩子可以被分为很多不同的类型，我们的目标也绝非把他们塑造成某种固定的类型，也不想让他们都变成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样子。我们的目的是让尽量帮他们远离失败或困苦的人生道路，而朝错误方向发展的迹象在童年时最容易纠正、预防。如果这些迹象未被纠正，那么在成年生活中的社交方面，他就要面对严重的后果。童年时期的错误和成年之后的失败息息相关。没有学会与他人合作的儿童通常会变成神经病病患、酗酒者、罪犯，有的还会选择自杀。焦虑型神经病病患会非常害怕黑暗、陌生人和新环境；忧郁症患者小时候通常是爱哭的宝宝。最需要建议的父母通常也是最不想接受建议的父母。在当今社会，我们无法寄希望于接近每一位父母，帮他们避免错误。但我们可以接近老师，通过老师接触所有学生，帮助学生改正已有错误，培养学生成为独立、勇敢、乐于合作的人。在我看来，人类未来幸福最强有力的保障即来源于此。

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我大约于十五年前就开始提倡个体心理学中的顾问会议。顾问会议在维也纳和欧洲许多其他城市实行后，已证明这种方法非常有价值。理想远大、抱负不凡自然是件好事，但如果没找到正确的方法，空谈理想毫无用处。这十五年的经验告诉我，顾问会议已经获得了巨大成功，在解决童年问题、教育孩子负责任方面，是首屈一指的工具。当然，我相信，顾问会议如果以个体心理学为源泉会获得巨大成功，但我也觉得它也能与其他心理学学派合作。所以，我一直主张顾问会议与不同的心理学派建立合作后，再比较各自的合作成果。

顾问会议中，应有一位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这位心理学家要在家长、父母和孩子面临的困难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可以和学校老师一起讨论工作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如果这位心理学家到学校后，某位老师向他描述了一个孩子的情况和这个孩子惹出的种种麻烦，例如懒惰、好斗、逃学、偷窃或学业落后，那这位心理学家就要凭借自身经验与老师共同讨论如下内容：孩子的家庭生活、孩子的性格及发展情况，以及上述问题首次发生时的情况等。之后，老师可以和心理学家一起研究可能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以及问题处理方式等。既然老师和心理学家都经验丰富，那他们很快便能得到一致的结论。

心理学家到学校的那天，孩子的母亲和孩子也应该一起到学校。老师和心理学家共同确定与母亲谈话的最佳方式，决定自己如何影响母亲，如何告诉她孩子出现种种问题的原因后，就可以把母亲请进来了。母亲会透露更多信息，心理学家和母亲也可以互相讨论，决定如何能帮助孩子。通常来说，母亲非常喜欢这样的咨询机会，而且会愿意合作。如果母亲比较抗拒，那么心理学家或老师可以借助相似的例子，并从这些例子中提炼出能帮助这个孩子的方法。

与母亲谈过后，应该把孩子叫进房间，由心理学家和孩子谈话。这次谈话并不是要讨论孩子犯下的错误，而是他即将面临的各种问题。心理学家要了解的是妨碍孩子健康成长的种种想法和论断，以及孩子不重视但其他人认为很重要的观点等。心理学家不能责备孩子，而是要与孩子友好对话，给孩子提供另一种观点。如果心理学家想提到孩子真正犯下的错误，可以把这件事放在假设的情境中，再征求孩子的意见。若是心理学家对这种工作没有经验，那么看到孩子迅速进入状况，态度彻底改变时，他一定会惊讶万分。

我曾经在此方面培训过一些老师，他们对这一方法都很感兴趣，无论如何都不肯放弃。顾问会议的方法让老师的教育工作变得更有意思，也增加了他们成功的机会。这些老师都没有把这种方法视作额外的负担，因为顾问会议通常能在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解决困扰老师多年的问题。整所学校的合作精神都得到了提振，一段很短的时间后，这所学校里不会再出现严重的问题，只有小问题需要解决。老师自身也都成了心理学家，因为他们学会了理解人格及其外在表现的一致性。一旦日常课程中出现问题，老师也都能独立解决。实际上，这也是我们一直期待的事。如果老师都接受了良好的训练，那么心理学家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如此，不妨举例来说。如果班上有个孩子非常懒惰，老师就可以为所有孩子开个班会，讨论关于懒惰的问题。他可以在讨论开始时提出这样的问题：“懒惰从何而来？”“人为什么会懒惰？”“懒惰的孩子为什么无法改变？”“为什么一定要改掉懒惰的毛病？”之后，孩子们就会讨论并得出结论。这种情况下，懒惰的孩子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是这次班会的原因，但这就是他身上出现的问题，他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并从讨论中受益良多。如果这个孩子只是被批评责备，那他肯定不会改进，但如果他虚心聆听，就会考虑别人的观点，或许还会进而改变自己的看法。

和孩子们生活起居都在一起的老师才是最了解孩子心灵的人。这样的老师接触过不同类型的孩子，如果他有足够的能力，就能与每个孩子搭建起桥梁。孩子在家庭生活中犯下的错误是会继续还是会被纠正过来完全取决于老师。这样的老师就像母亲一样，是人类未来的守护天使。他的贡献无法估量。 X1Z/XbT2g/BnVt4nMT2eyEEbk7iUAYxi/WtxFgknNtOtX3vY4amT/ztVZI0S9yW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