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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声中一岁除，新桃总把旧符换。过了年，蔡东藩又来到上海，走进汤寿铭的办公室，把一百二十回《民国通俗演义》书稿递到了汤寿铭手中。
汤寿铭喜出望外，拉着蔡东藩的手说：“这下可好了！你再不来，读者都快要闹到书局来了。哎，也怪我自己，上次那事没有处理好。”原来，民国演义前两卷付印后，许多读者都等着往下看。等得时间长了，就往书局写信催促。
“哦，今天我做东，算是对蔡先生的赔礼，也感谢蔡先生为书局送来及时雨。弃疾，你也一起去。”汤寿铭说道。
蔡东藩这才瞥见边上还坐着一个人。此人身穿长袍，身材瘦长，三十来岁左右。那人站了起来，向蔡东藩拱了拱手道：“敢问，先生莫非就是蔡东藩？”
“正是鄙人。你是……”蔡东藩也拱手道。
“在下许廑父。说来，我们还算得上同乡。”
“哦，你就是人称‘许一万’的许先生，失敬失敬。”蔡东藩欠腰道。
许廑父，名与澄，字弃疾，萧山浦沿人。他游历甚广，先是奔走军政界，谋升斗之食。1920年，得亲戚帮助，南下广东，任粤都莫荣新秘书，后因陈炯明倒戈，莫荣新被迫下野，他又回到上海靠写作为生。其作品多以言情为主，文笔快捷，据说一夜可得万字，以致在小说界搏了个“许一万”的名声。
同是写书人，席间蔡东藩就和许廑父谈论起小说来：“许先生，我不敢苟同你们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主张。”
“请蔡先生指教。”许廑父谦逊地说。
蔡东藩也毫不客气，说道：“你们的作品不是才子佳人式的言情小说，就是铁马金戈式的武侠小说，或者是揭秘猎奇式的社会小说，内容不可谓不庸俗，这于社会又有何益呢？”
“蔡先生，我很敬佩你。你的历史演义小说以史为本，并敷演其大义，可起到以史为鉴、教育民众的目的。但是，蔡先生，我也不得不说，其实小说的功能应该是多方面的，除了教育功能，尚有娱乐、消闲功能，不过各人的看法不一而已。更何况我们的小说也在劝民众弃恶扬善啊。”
“这倒也是。”蔡东藩沉默了。
可许廑父却有些不依不饶，又说道：“蔡先生，演史也少不了虚构。你的历史小说是不是也该放放足，多敷演些情节，或许更能取得使人目骇神夺、如痴似醉的效果？”
“呯”的一声，蔡东藩拍案而起，愤然言道：“正史尚直笔，小说尚曲笔，体裁原是不同！当今世人之所以厌烦阅读正史，正是因为曲笔的小说太多的缘故。可徐懋功未作军师，李药师何来仙术？敷演些子虚乌有的情节，增人知识则不足，乱人心术却有余！演义者，正史之佐翼也。与其文胜而失其实，毋宁质胜以存其真。”
“百花宝卷初放开，诸佛悠悠家中来。两位，走，我们听宣卷去。”汤寿铭见两人争论不休，便拉起俩人的手，去了另外的茶楼。
宣卷，是“宣讲宝卷”的简称，原为宗教的“俗讲”形式，后转为说唱世俗故事为主的娱乐性文艺形式，清末流行于绍兴及其周边农村。蔡东藩只听说过这一文艺形式，却未曾身临其境，倒也十分有兴致。更让他诧异的是主宣人竟然是天乐乡人。
汤寿铭介绍说，我们这位同乡，名叫王宝庆，是天乐乡墅上王村人，幼年丧父，随继母靠耍技艺进入上海“十里洋场”。不久，继母病故，幸为街头艺人罗禹卿收留，学习宣卷，才有了生计。
听罢王宝庆的身世，蔡东藩回想自己的当年，不由地唏嘘长叹。
却说三人进了茶楼，只见楼内顾客寥寥。三人挑了个座位坐下，刚点好了茶水，乐队已奏响了乐曲。奏毕，“啪”的一声醒木脆响，王宝庆开始说唱宣卷了。
蔡东藩三人一边品茗，一边听说唱，已是把那场争论置于脑后了。两个多小时后，王宝庆已唱到了“今且宝卷暂停歇，再把弥陀念几声，愿以此功德，普及与一切，消灾增祝寿，念佛保延生。”
蔡东藩本想与王宝庆叙一叙乡谊，却见台上已忙着收拾行当了。汤寿铭告诉蔡东藩，这是要转场了。
蔡东藩听了，心中暗叹道：“再多把弥陀念几声，又怎能增人福寿呢？唉，即便儒者也以治生为第一义啊。”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王宝庆后来成了苏州文书的创始人，其作品被多家电台看好，灌制了许多唱片。
无丝竹之乱耳，有案牍之劳形。蔡东藩一回到临浦，顾不上疲累，就开始构思起了宋史演义。
一日，蔡东藩正写完宋史演义的“总帽”，孔孝赓、何丙藻又捷足先登来看“演义”了。
“蔡大才子，宋史开笔了吗？”何丙藻问道。
蔡东藩微微一笑，说：“得国由小儿，失国由小儿。正揭了衣领，提了纲呢。”
“宋朝的故事可多了，狸猫换太子多精彩啊。”孔孝赓端起茶杯，抿了口茶。
谁料孔孝赓此言一出，引得蔡东藩哈哈大笑。蔡东藩笑罢，摇头说道：“谬谈！何来狸猫换太子？又关包拯什么事？”
孔孝赓不解地问道：“蔡兄，为何这般说？”
“仁宗认母，史书确有所载。可刘后并没有用狸猫换太子，所作所为也可圈可点，只是割断仁宗母子之情实属不近人情。仁宗认母时，包拯还只是一介布衣。捕风捉影，岂能尽信？”
何丙藻点了点头，而孔孝赓却有些不甘心，说道：“多好的一则故事，被你否了。那水泊梁山的故事呢？”
蔡东藩把茶杯轻轻一放，说：“宋江确有其人，可并不似《水浒传》中有那么大势力、大经营。且据宋史载，张叔夜降宋江于海州，而《水浒传》中却通篇没有‘海州’二字，这岂非咄咄怪事？山阴俞万春之《结水浒全传》又写宋江被张叔夜擒拿正法，杭城又确有张顺祠、武松墓，既已被灭，又怎来杭州？”说到这，蔡东藩自己也陷入了思考。
“瞧瞧，照蔡兄这么一说，《水浒传》又打折扣了。那你的‘宋史演义’中不记了？”孔孝赓偏着头抽起了烟。
蔡东藩听了，微笑着说：“水浒、红楼，无非假托，明眼人取而阅之，钩深索隐，煞费苦心，还不能洞烛靡遗，何况一孔之士？我写‘演义’，虽言通俗，却力求确凿。宋江之事我必然要写的。”“好。再过些日子，来看你蔡兄的‘水浒传’。”孔孝赓拉着何丙藻的手告辞而去。
望着孔孝赓怏怏不乐离去的模样，蔡东藩若有所思。一会儿，他捉笔写道：
若夫宋代小说，亦不一而足，大约荒唐者多，确凿者少。龙虎争雄，并无其事，狸猫换主，尤属子虚；狄青本面涅之徒，貌何足羡？庞籍非怀奸之相，毁出不经；岳氏后人，不闻朝中选帅，金邦太子，曷尝胯下丧身？种种谬谈，不胜枚举。而后世则以讹传讹，将无作有，劝善不足，导欺有余。为问先民之辑诸书者，亦何苦为此凭虚捏造，以诬古而欺今乎？此则鄙人之所大惑不解者也。夫以官书之辞烦义奥，不暇阅，亦不易阅，乃托为小说演成俚词，以供普通社会之览观，不可谓非通俗教育之助；顾俚言之则可，而妄言之亦奚其可乎？
流光逝水，转瞬经旬。孔孝赓果然偕同何丙藻来看蔡氏的“水浒传”了。蔡东藩把正写着的十来张纸递给了孔孝赓。
孔孝赓接过纸，掂了掂，哂言道：“这就是蔡兄的‘水浒传’？”
蔡东藩点了点头。孔孝赓正待说话，何丙藻已拿过了纸，看了起来：
且说宋江系郓城县人，表字公明，曾充当县中押司，平时性情慷慨，喜交江湖朋友，绰号遂叫作及时雨。嗣因私放盗犯，酿成命案，为了种种罪证，致遭捕系。当有一班江湖好友，救他性命，迫入梁山泊上，做个公道大王。梁山泊，在郓城、寿张两县间，山形突兀，路转峰回，周围约二十五里。冈上恰有一方旷地，足容千人居住。冈下有泊，可汲水取饮，虽旱不干。古时本名良山，因汉梁孝王出猎于此，乃改名梁山。宋季朝政不明，吏治废弛，贪官污吏，布满各路，盗贼乘时蜂起，所有淮南、京东一带，无赖亡命之徒，落草为寇，便借这梁山为逋逃薮，只因幺幺小丑，随聚随散，所以不甚著名。至宋江入居此山，由群盗推为首领，立起什么水浒寨，造起什么忠义堂，托词替天行道，哄动居民，于是梁山泊三大字，遂表现出来。看官试想，这宋公明既没有偌大家私，山上又没有历年积蓄，教他如何替着天，行着道？他无非四出劫掠夺些金银财宝，作为生计，不过他所往劫的，多是富而不仁的土豪，及多行不义的民贼，因此京东一带还说宋江是个好人。
随后，蔡东藩在演义中只写了张叔夜招降宋江及宋江攻打杭州的事。何丙藻看完，默默地把书稿递给了孔孝赓。
孔孝赓看也不看，就把书稿搁在桌上，说：“薄薄几张纸，屈死施耐庵了。”
蔡东藩一听，便正色道：“施耐庵所书多系哄托，并非件件是真，不过笔墨甚佳，更兼金圣叹叹‘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之右者’，所以流传至今，脍炙人口。可我写历史演义，是愿附史家之羽翼。余邵鱼不就声称‘非敢献奇搜异，盖欲使浅夫鄙民尽知当世之事迹也’吗？”
孔孝赓正要反驳，何丙藻已扯开了话题，说：“清明快到了，我们一起去杭州祭扫岳王，如何？”
蔡东藩沉吟了片刻，说：“我就不去了，一来要赶写‘演义’，二来也要去看看晚霞她们。”
三人又聊了一会儿，何丙藻、孔孝赓便告辞了。蔡东藩又为宋江起事写下了评述，他认为：
方腊、宋江，虽皆亡命之徒，而非贪官污吏之有以激之，则必不能为叛逆之举。就令潜图不轨，而附和无人，亦宁能孑身起事？盖自来盗贼蜂起，未有不从官吏所致，苛征横敛，民不聊生，则往往铤而走险，啸聚成群，大则揭竿，小则越货，方腊、宋江其已事也。
过去，大家在评论蔡东藩时，众口一词说他对农民起义的评价大有问题。今天对这个“结论”恐怕要进行具体分析，不能因为挂上农民起义的招牌，就予以全盘肯定。不是吗？李若水曾有诗云：“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
不过，蔡东藩对宋朝的评价倒是蛮高的。他认为宋朝的善政有五种：第一种，是整肃宫闱，没有女祸；第二种，是抑制宦官，没有阉祸；第三种，是睦好懿亲，没有宗室祸；第四种，是防闲戚里，没有外戚祸；第五种，是罢典禁兵，没有强藩祸。不但汉、唐未能相比，就是夏、商、周三代，恐怕还逊他一筹。只不过北宋抑兵太过，外乏良将；南宋任贤不专，内乏良相，才弄得举国授虏，寸土全无。
有道是路远无轻担。长期伏案写作，加上营养不良，已逾不惑的蔡东藩，写完《宋史通俗演义》时，已酷似一副晾衣架子，形销骨立，神情憔悴，看上去就像一个六十多岁的小老头。
就是这么一位“小老头”，还曾挺身而出，阻止过新文化运动骨干敲菩萨、毁宗祠之举。
1922年，距陈独秀等人倡导“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已经整整五年。在宣中华、傅彬然、孔雪雄等人的大力呼吁下，萧山也掀起了新文化运动。
孔雪雄是临浦自由孔人，出生于一个普通的泥水匠家庭，1920年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孔雪雄曾一度加入早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后来又在沈定一创办的衙前农村小学任教。该年，他带领一班志同道合者，敲菩萨、毁宗祠、兴学校，在当地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一日，蔡东藩正蜗居在书斋中。孔孝赓匆匆赶来，一把拉住蔡东藩就往自由孔跑。路上，蔡东藩才知道孔雪雄正带着几个人在砸自由孔的孔氏宗祠——文在堂。
蔡东藩、孔孝赓一路小跑，赶到了文在堂。文在堂前已拥满了人群，人声鼎沸，不少村民聚集在祠堂门前，意图阻拦孔雪雄等人。
此时的孔雪雄正一脚踏在已被砸为两段的“源远”石碑上，情绪激昂地与村民们理论着。
蔡东藩挤进人群，把孔雪雄拉到石桥边，问他为什么要砸文在堂。
孔雪雄一副怒火攸炽的模样，振声道：“蔡先生，我们国家为什么会落后？就是被儒家思想给禁锢了。不打倒孔家店，怎么能树起民主、科学这两面旗帜？”
蔡东藩听了，反问道：“雪雄，你以为砸了文在堂，村民们的思想就解放了？”
“这，这……”孔雪雄被问住了，看着蔡东藩，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
“雪雄，来，我们坐下说。”蔡东藩拉着孔雪雄坐下，又说道：“倡导民主、科学，这本身没有错。可怎样来倡导？关键还在于开民智啊。民智不开，即使你们再多砸几个宗祠，也无济于事啊！你说是吗？”
孔雪雄微微颔首。蔡东藩见状，便循循善诱道：“况且，这是建于明代的古迹，砸了就难以复原了。兴学校，开民智，才是你们的正道啊！”
孔雪雄站了起来，默默地看了蔡东藩几眼，就招呼着人走了。
后来，孔雪雄办起了自由孔农村小学。可惜的是，这文在堂后来还是毁于“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