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东方的天空刚露出鱼肚白，小镇就开始喧闹起来了。西江塘上，一个一米六多，面庞清癯，皮肤黝黑，两眼间架着一副旧的细边腰圆眼镜的人，拎着藤编的手提箱，向着码头走去。此人就是蔡东藩。

这次，他是带着明史演义书稿前往上海。船到杭州，蔡东藩并不急着换乘，提着箱子进了城，从临浦出发到上海先要到杭州，在杭州换乘车船时，蔡东藩一路上看告示和报纸，晚上休息时就进行整理。这一次，他又生发“思古”之幽情，专程到苏州游玩了虎丘。

入虎丘后，蔡东藩沿曲折回环的山路而上。在云岩寺塔稍息片刻，就来到剑池。剑池广约六十步，清澈见底。相传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在吴越之战中负伤后死去，其子夫差把他葬于此。

他站在池边，油然生出追古抚昔之肃然：多少帝王将相、英雄豪杰龙争虎斗，威震一时，如今早已魂飞烟灭，空留遗存让今人凭吊。一代春秋霸主也只落得个葬于池下，以剑为殉。其子夫差更是不堪，被美色所迷惑，最终国破人亡。兴亡衰废，皆是自作孽！

想到夫差，蔡东藩很自然地就想到了西施，脑中也浮现出临浦的十几处西施遗存来。“若论破吴功第一，黄金只合铸西施。”真的吗？看来空暇时得去考证一番，以备写周朝演义之用。

他一边想着，一边就下了虎丘，乘船赴上海。

来到会文堂书局，汤寿铭接待了他。蔡东藩把明史演义书稿取了出来，汤寿铭自是吩咐编辑去办了。

汤寿铭问了些家乡的情况后，见蔡东藩手头有一大摞资料，便问道：“蔡先生，你手头是什么书稿？”

蔡东藩答道：“这是我搜集的一些民国的资料。”

“莫非蔡先生打算写‘民国演义’了？”

蔡东藩点了点头，说：“总道是民国震烁古今，百姓好安享太平。谁料军阀之此兼彼并，好似一部《列国志》；政客之排挤倾轧，好似一部《三国志》；将卒之掳掠奸淫，恰似一部《水浒传》；人心之阴险谲诈，恰似一部《西游记》。如此好材料，岂能不写？哈。”

“好，好。蔡先生，上海是政治活动中心，资料来源多，搜集也容易。我看你住下来，你写一卷，我们就出一卷。你看好吗？”

蔡东藩想想也是，当即就答应了。他刚欲出门，又被汤寿铭叫住了。

汤寿铭从抽屉里取出一本灰蓝色封面的书，递给蔡东藩。蔡东藩接过一看，封面上题着“新华春梦记”这几个字样。他随手翻看了几页，已是喜出望外。

蔡东藩谢过了汤寿铭，一回到居所，就急不可耐地打开了《新华春梦记》。

这是一部描写袁世凯复辟称帝始末的历史小说，多以史为据，以辛辣、诙谐的手法揭露了袁世凯强奸民意、卖国求荣的行径，作者为全椒杨尘因。杨尘因在武昌起义后，受《申报》报馆经理史量才之聘，担任该报副刊编辑，因而结识了在沪做寓公的原北洋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唐有壬向他提供了有关袁世凯称帝活动的电文及新华宫内的一些内幕。杨尘因便用章回体小说写成了《新华春梦记》，于1916年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当时正值南北对峙，袁世凯之子袁克定为了避免袁氏丑闻外泄，遂派人到上海向各书店收购此书。由于该书被袁克定大量收买，因之社会上只有少量流行。

“三月新华徒自扰，一场春梦了无痕。”读完这部“真刀真枪”式的实录，满腹牢骚，便从蔡东藩的笔底下写出：

鄂军起义，各省响应，号召无数兵民，造成一个中华民国。什么叫作民国呢？民国二字，与帝国二字相对待。从前的中国，是皇帝主政，所有神州大陆，但教属诸一皇以下，简直与自己的家私一般，好一代两代承袭下去。自从夏禹以降，传到满清，中间虽几经革命，几经易姓，究不脱一个皇帝范围。小子生长清朝，犹记得十年以前，无论中外，统称我国为大清帝国。到了革命以后，变更国体，于是将帝字废去，换了一个民字。帝字是一人的尊号，民字是百姓的统称。一人当国，人莫敢违，如或贤明公允，所行政令，都惬人心，那时国泰民安，自然至治。怎奈创业的皇帝，或有几个贤明，几个公允，传到子子孙孙，多半昏愦糊涂，暴虐百姓，百姓受苦不堪，遂铤而走险，相聚为乱，所以历代相传，总有兴亡。天下无不散的筵席，从古无不灭的帝家。近百年来，中外人士，究心政治，统说皇帝制度，实是不良，欲要一劳永逸，除非推翻帝制，改为民主不可。依理而论，原说得不错。皇帝专制，流弊甚多，若改为民主，虽未尝无总统，无政府，但总统由民选出，政府由民组成，当然不把那昏愦糊涂的人物，公举起来。况且民选的总统，民组的政府，统归人民监督；一国中的立法权，又属诸人民，总统与政府，只有一部分的行政权，不能违法自行，倘或违法，便是叛民，民得弹劾质问，并可将他捽去。这种新制度，既叫作民主国体，又叫作共和国体，真所谓大道为公，最好没有的了。原是无上的政策，可惜是纸上空谈，不见实行。

怀着这种深深的失望，蔡东藩的写作速度很快。不到一个月，《民国通俗演义》的前两卷就付印了。书稿发行后，人们争相购买，销路空前，一时竟洛阳纸贵。书局再版，可还是供不应求，会文堂书局也因此而生意兴旺，蔡东藩则名声大振。

这天，蔡东藩正在书斋里埋头写书。汤寿铭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对他说：“蔡先生，事情好像有些不太对劲！”

“汤老板何出此言，莫非是我的书写得越来越差了？”蔡东藩问道。

“不是的，不是的。”汤寿铭摆了摆手。接着，就向蔡东藩说起上午发生的事来。

这天上午，书局里来了一个军人模样的人，扬着手里的一卷《民国通俗演义》，粗声粗气地问书局里人：“写这书的人是不是你们这里的编辑？”

书局里人见他气势汹汹的，赶忙说：“这本书的作者不是书局里的人。”

那人拉过一张凳子，径直坐下，跷着二郎腿，又问道：“那写书人的地址在哪儿呀？”

“这是在门口收到的稿子，不知作者住在哪。”书局里人忙推说道。

那人猛地站了起来，把书狠狠地摔在地上，气冲冲地说：“这家伙，妈的，再胡编乱造，揭人之短，就叫他吃‘红丸子’！”说完，就扔下一封信，愤愤而去。

汤寿铭一五一十地讲完，就战战兢兢地递过来一个信封。

蔡东藩扶了扶了架在鼻梁上的近视眼镜，接过了信封，刚一拆开，里面竟滚出黄澄澄的两颗子弹。

汤寿铭见是子弹，吓得两腿直抖索，站都快站不住了。

蔡东藩把他扶到了椅子上坐下，捋了捋山羊胡子，理直气壮地说：“民国演义是否胡编乱造，读者自有公论。子弹无理才怕笔杆子，笔杆子有理又何惧子弹呢？”

蔡东藩刚气十足，可汤寿铭有家业在上海，哪敢惹上这麻烦事。于是，他说道：“蔡先生，虽然你说得有理，可这次是秀才遇上兵了。我看，你的书里还是多隐恶扬善吧？”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写的都有根据，要我捏造，我干不来！”蔡东藩气愤地说。

汤寿铭又劝道：“蔡先生，你消消气。这民国演义涉及的人，有的还活着，有的甚至还是当权者，咱们就少惹些麻烦，免得闯祸。”

蔡东藩一听，知道了汤寿铭的用意，就说：“这权宜之计，蔡某自有主意。我决计不会连累于您的。”

第二天，汤寿铭再次来找蔡东藩时，书斋里已人去楼空，只有桌子上镇纸下压着一张纸，上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八个字。

“好个董狐笔！”汤寿铭的心中不由地对蔡东藩生出了几分敬意。

汤寿铭为何发出了赞叹声呢？这里涉及两则古代史官的故事：

“在齐太史简”说的是，齐国的大臣崔抒弑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抒弑其君。”崔抒就杀了齐太史。“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

“董狐笔”的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的晋国，晋灵公是个昏君，而晋国正卿赵盾是个正直的大臣，经常劝谏晋灵公。晋灵公嫌赵盾碍手碍脚，派刺客去暗杀赵盾。赵盾只得出走，不过在尚未逃出境外时，赵盾的族人赵穿举兵杀了晋灵公。晋太史董狐便在史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并“示之于朝”。

现在，蔡东藩借用文天祥的这两句诗，其实是在表明自己不畏权势、坚持直书实录的态度。难怪汤寿铭会由衷地赞叹。

却说蔡东藩留下字条，背着未完成的书稿和资料离开了上海。一路上，他仍然见报集报，见告示抄告示，丝毫不受那两颗子弹的影响。

回到临浦，蔡东藩又重新铺开了书稿。

这一天，蔡东藩穿着棉袄、棉裤，再套一件深灰色的长衫，拎着一只小篮，肩挂一只书包，内装一砚一笔一叠纸，到街上买菜。他买好青菜，又来到豆腐摊前，想想可能与会文堂书局断线了，手头肯定会越来越紧，就买了些豆腐渣。

那摊主不解，就问道：“蔡先生，你这样的文人还买豆腐渣？”

蔡东藩笑了笑，说：“书香之家，不吃豆腐之渣，我本非书香后裔，出生于贫苦之家，吃吃豆腐渣，又有何不可？”

说完，就来到常贴告示的地方。见有新的告示，他就从篮里取出笔墨来抄。这告示贴得高，上面的大字标题还看得清，标题下面稍小的字就看不清了。蔡东藩推推眼镜，走到几乎贴墙了，却依然字迹难辨。

他转过头朝四处张望一下，发现周边没人，就紧了紧衣衫，双脚往上一跳，这才给他看清了几个字：法律具在，断不能为之曲宥也。此令。

“哎，贴得这么高，还让人看吗？”蔡东藩摇摇头，心犹不甘地拎起了篮子。走了十来步，他一推眼镜，折进一条小巷。不一会儿，只见他拿着一张凳子又来到公告处，人站在凳子上，工工整整地抄了起来。

这番抄下来，腿也酸了，清水鼻涕也流了出来。蔡东藩揉了揉腿，把凳子还了，又到庆盛南北货店里看报纸。读上半晌，这才回了家。下午，他就点上水烟，写起了《民国通俗演义》。

临近年关，《民国通俗演义》已写到了第一百二十回“废旧约收回俄租界，拼余生惊逝李督军”，也就是说，书已写到了1920年11月。历史将如何发展，蔡东藩不能先知先觉，只能且听下回分解了。

于是，他用其如橼之笔，为《民国通俗演义》写下了序言：

今日之中华民国，一新旧交替之时代也，旧者未必尽非，而新者也非必尽是。自经元以迄于兹，朝三暮四，变幻靡常，忽焉以为是，忽焉以为非，又忽焉而非者又是，是者又非，胶胶扰扰，莫可究诘，绳以是非之正轨，恐南其辕而北其辙，始终未能达到也。回忆辛亥革命，全国人心，方以为推翻清室，永除专制，此后得享共和之幸福，而不意狐埋狐搰，迄未有成。袁氏以牢笼全国之材智，而德不足以济之，醉心帝制，终归失败，且反酿成军阀干政之渐，贻祸国是。黎、冯相继，迭被是祸，以次下野。东海承之，处积重难返之秋，当南北分争之际，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豆萁相煎，迄无宁岁，是岂不可以已乎？

史家应有风骨，于此序言可见，亦无怪乎军阀武夫为之惧，而出以威胁之劣行了！当时的社会上未见有民国史的书籍（1922年8月，上海中央图书公司才印行了湘乡陆津西编的《中华民国史演义》共四十回，记载了自中华民国建国到1922年间的重大事变），而蔡东藩却敢于撰写，由此可见他的胆识和才能。 hwFxO3bw42sPiCXtwM3dTen5NC0mnm+mVS1bcHETsj029UavbcDqR9CW9NSTeN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