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在一片蛙鸣声里，蔡东藩又琢磨起了演义：“清朝是满族人建立起的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主的政权，就是元朝了。对，就写《元朝通俗演义》罢！”
主意既定，蔡东藩就马上行动了起来。他先是找来了《元史》，细读之后，感觉记载的史事多疏略，且流于草率。的确，在我国的正史中，《元史》的品质较为低劣。清代学者钱大昕曾说：“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绍兴师爷”中最为有名的汪辉祖在其所撰的《元史本证》中竟指出《元史》的诸多歧误共有三千七百余条。
为了考证这朝史事，蔡东藩好不容易收集了《皇元圣武亲征记》《元秘史》《丙子平宋录》《庚申外史》等书籍。可一一读罢，他多多少少有些失望了。他觉得前面的两本书“语乃鄙俚，脱略亦多”，而后面的两本却只是些“一斑之窥，无补全史”。于是，他只得在正史与稗史之间做起了审慎的参证工作。
一日晚饭之际，韩氏把蔡东藩从书室里叫了出来。蔡东藩拿起筷子夹了口菜，嘴里却念念有词着：“谔楞，乌格楞，诃额仑，乌格楞，诃额仑……”
韩氏不知他在说些什么，便问道：“叽里咕噜的，说什么呢？”
蔡东藩先是一愣，后才明白过来，说道：“吃饭，吃饭。”
原来他嘴里念叨的“诃额仑”是成吉思汗的母亲，由于来自蒙古语，各书中的译名就产生了不一致。不仅人名如此，地名、官职名也是如此，甚至成吉思汗的生卒年份也不一致，显得十分紊乱。
这让蔡东藩着实推敲了好一阵子。为了让读者不至于产生歧义，他在书中花了不少注释的笔墨。如第三回写帖木真时，下注道：“亦作铁木真，《元史》作特种津。”
总算搞清楚了这些译名，他才动起笔来。但写到蒙古西征时，他又停下了笔。在历史上，蒙古军曾三次西征，属于世界性的重大历史事件。第一次西征是成吉思汗率四个儿子亲征，前后用了八年时间，占领了今日的中亚细亚、里海与黑海北岸，并占领了乌拉河、伏尔加河流域，建立了钦察、伊利、察合台、窝阔台四个汗国。
可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中文史上却没有详尽记载。蔡东藩是个严肃的写书人，不愿生编乱造，就只得掇笔了。
“难道就这样流产了？”蔡东藩犹如热锅蚂蚁，焦躁不安。韩氏劝他到外面去散散心。
听了韩氏的劝，他来到了杭州，走了不下十家书店，都没有找到元史资料，蔡东藩有些心灰意冷了，打算到复兴门外抄些布告就回临浦。
皇天不负有心人。在复兴门处的一家书店里，总算让他找着了一本《元史译文证补》。
《元史译文证补》的成书过程也颇有一番周折。话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有好事者曾赋诗云：“千万雄兵何处去，救驾全凭一女娃。莫笑金花颜太厚，军人大可赛过她。”此女就是赛金花，而《元史译文证补》即为赛金花的丈夫洪钧所撰。洪钧在出使德、俄、奥、荷四国时，发现了大量的蒙元资料，可随行之人却无人能译，他只能去询问各国驻俄的使臣，“习其声音，听其议论”，才译成中文。洪钧归国后继续修订整理，不幸未及全部定稿而病卒。临终前，他将已定稿的清本托付给陆润庠，而将稿本交其子保管。不久，其子亦病故，稿本散失。陆润庠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将清本刊行，目录上分三十卷，其中十卷有目无书。
《元史译文证补》采拉施哀丁的《史集》、多桑的《蒙古史》等资料，复据汉文史料考释而成，开创了利用域外史料与汉文史料互补互证的方法。陆润庠曾在序言中说：“有元西域武功之盛，卓越前古，观于此书亦可知正史之遗漏。”
因此，当蔡东藩见了此书，如同看到了一缕闪亮，便心急火燎地买下了书，心满意足地回到了临浦。
事实上，这本书确实帮了蔡东藩的大忙。因为书中不仅详细记录了蒙古西征之事，还记有四汗分封及存亡的始末。于是，他在杉木书桌上摊开了一大摞资料，又如流水般写了起来。后来，他自己也说：
本年春，以橐笔之暇，偶阅东西洋史籍译本，于蒙古西征之时，较中史为详，且于四汗分封，及其存亡始末，亦足补中史之阙，倘所谓礼失求野者非耶？不揣谫陋，窃欲融合中西史籍，编成元代野乘以资参考。
只是他写书，常常被生活所打断。这不，原来就是病秧子的韩氏又病了，家里的经济马上又入不敷出了。
无奈之下，蔡东藩只得又停下了笔，谋起生计来了。虽然临浦商贸发达，可他书生脾气，又没有经济头脑，只能看着人家赚钱。思来想去，他想到了老本行，招收几名学生，边教书，边写演义。
蔡东藩把这一想法告诉了韩氏。韩氏也无法可想，便对蔡东藩说：“本来你就瘦弱，这样一来，你吃得消吗？要不，我就不吃药了？”
蔡东藩知道妻子担心自己，就安慰说：“没关系，轻车熟路了。不过，你的病这样长期下去也不行。我看，不如我们一起去采草药，你也可趁这个机会认识几种草药。以后，你也可以自己去采，自己熬来喝，这对你的病有好处，我也可安下心来教书、写书。”
韩氏还是担心蔡东藩的身体，就去亲戚家借了些钱，让蔡东藩不用招学生，安心写书。
蔡东藩写书也越来越节省了。为了节约纸张，他把字写得很小，每张白色元书纸约写二三千字。所用的笔墨相当简陋，一支小绿颍笔，笔尖大都被墨裹住，只剩下一截笔尖了，他也舍不得换；一块砚台，中间被磨成了一个凹坑，还继续使用。
写书之余，他还带着韩氏去采草药。一来二去，韩氏就会自己去采草药了，也慢慢学会了调理自己，病竟逐日好转了。
妻子的病好些后，蔡东藩方觉放怀，笔尖也更快了。到了12月份，一部六十回，三十六万字的《元史通俗演义》完成了。他对元朝的总结是：
开疆容易守疆难，
文治无闻运已残。
八十九年元社稷，
徒留战史付人看！
蔡东藩把书稿寄给了会文堂书局。书局来信说，元史中的人名、地名等难校对，叫蔡东藩赴上海一趟。
年底，蔡东藩到了上海，校对一遍后，《元史通俗演义》于1920年1月出版。蔡东藩自谦地说：
事皆有本，不敢臆造，语则从俗，不欲求深。而于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外域异闻，凡正史之所已载者，酌量援引，或详或略，正史之所未载者，则旁征博采，多半演入，茶余酒后，取而阅之，非特足供消遣，抑亦籍广见闻，海内大雅，其毋笑我芜杂乎？
然而，自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后人再要读元史，非读他的这一部不可。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吴泽教授曾在《蔡东藩〈元史演义〉的史料学研究》一文中说：
一本历史演义书，能如此地重视史料与史料学，可见其史学修养有素，自非一般小说演义作家所能出此手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