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亡原系匹夫身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开始时，民国政府宣布中立。开战三年后，段祺瑞政府正式对德国宣战。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其后在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种特权，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

可中国的合理要求，却遭到列强的拒绝，而且还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国人群情激愤，久积在中国人民胸中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

这一日，蔡东藩又像往常一样，又来到萧山直街上的庆盛南北货店里。原来，店里的头柜先生俞天顺是个关心时事的人，自己订有一份《申报》。蔡东藩嗜报如命，却囊中羞涩，于是他每天到店里来看报。俞天顺敬佩蔡东藩的学识，自然是欢迎了，甚至有时还把一些过了时的报纸送给蔡东藩。

俞天顺见蔡东藩来了，便说：“蔡先生，来了。今天的报纸可登有大事呢。”

“哦。”蔡东藩的眼睛已在柜台上搜索起了报纸，却怎么也找不到。

此时，俞天顺也在问了：“伙计，搁在台上的报纸呢？”

伙计是新来的，见头柜先生问起，就吞吞吐吐地说：“刚刚有人来买东西，我让他给包东西了。”

“你呀，你呀。”俞天顺用手指戳了戳伙计的额头，问道，“那人走了多长时间？”

“刚走。”伙计一边说一边朝外面张望着。不一会儿，他用手指着对面说：“喏，就在对面店门口。”

伙计的话刚说完，蔡东藩已是走了过去。他扯了扯了那人的衣袖。那人回过头来，见是陌生人，便疑惑地问：“你有什么事？”

蔡东藩指了指那人手里拎着的东西，说：“这报纸……”

“这报纸怎么啦？是店里人让包的。”

蔡东藩一时也解释不清楚。这时，俞天顺走了过来，才把事情说清楚，并换下了报纸，递给了蔡东藩。

蔡东藩一拿到报纸，马上就往南北货店走，那人好奇地盯着蔡东藩的背影。

蔡东藩顾自走进了内间，摊开报纸，见有一篇题目为《山东亡矣》的短文，便仔细读了起来：

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乃证实。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益，交由五国交还我国。不知如何形势遽变，更闻日本力争之理无他，但执1915年之“二十一条约”及1918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条约”出于胁迫，胶济换文以续约确定为前提，不得迳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仅属草约，正式合同并未成立，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这一番读下来，蔡东藩的心中早就愤恚不已了，他忍不住拍案道：“山东亡，是中国亡矣。岂容倭寇欺凌我，奴隶我，牛马我？”

外间的俞天顺听得里面“啪”的一声响，知道蔡东藩是为了山东的事而生气了，急忙跑进来说：“蔡先生，何必生气呢？”

蔡东藩指着这篇文章，说：“俞老板，你看看，你看看，这倭寇欺人太甚了。”

俞天顺瞧了一眼，叹息道：“弱国无外交，你我有什么办法？”便又去忙生意了。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蔡东藩更是天天到这南北货店看报，了解事态的发展。当他看到为保全主权，北京学生举行游街示威时，便一一摘记了下来，并赋诗道：

甘将领土赠东邻，

卖国奸徒太不仁。

莫怪青年多越俎，

兴亡原系匹夫身。

蔡东藩没有想到，这场运动却让其好友邵伯棠的著作再一次被查禁。不过，此次是被当时的香港政府查禁的。

国内五四运动爆发后，香港民众也纷纷行动起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激情，却遭到了奉行亲日政策的港英政府的压制。对于香港民众的爱国运动，日本政府十分恐惧，派出三艘战舰驶泊在鲤鱼门外，以示威胁恫吓。日本驻香港领事馆还发出照会，要求港英政府取缔有反日言论的报刊书籍。香港教育司指令汉文视学官检查全港各私立中文学校，如有采用邵伯棠所著的《初等论说文范》作为课本的，立即禁止。因为该书有提倡国货、抑制日货的内容。警察司还派出警探到书市搜查，看有无该书积存，如有发现，立即予以没收。

6月28日为巴黎和会签字日。慑于群众斗争的威力，北洋政府不得不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中国代表团遂发表声明：“山东不保留，和约不签字”。听了这一消息，蔡东藩方才长舒了一口气，写下随笔道：

青岛问题，纯为弱肉强食之见端，各界奋起，求还青岛，虽未能执殳前驱，与东邻争一胜负，然有此人心，犹足为一发千钧之系。假令有良政府起，教之养之，使其配义与道，至大至刚，则他日干城之选，胥在于是。越王勾践之所以卒能沼吴者，由是道也。乃北京各校倡于前，上海各界踵于后，留学生复同时响应，为国家力争领土，而麻木不仁之政府与夫行尸走肉之官吏，不能因势利导，曲为养成，反且漠视之，摧抑之，坐致有用之材，被人凌辱，窃恐志士灰心，英雄短气，大好河山，将随之而俱去也。

在这则随笔里，蔡东藩贬北洋政府为“麻木不仁之政府”，官吏为“行尸走肉之官吏”，褒青年学子为“志士”“英雄”，足见其爱憎分明之立场！中国近代史专家俞旦初认为“爱国主义是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思潮的主旋律”。蔡东藩的通俗史书也充分展现了这一点。

政局乱象环生，却也有人想趁机捞钱的。一天，蔡东藩正搁下笔，取出水烟，边抽边思考时，一位街上的布商找上门来了。

这位布商落了坐，开门见山地说：“蔡先生，想不想赚点钱？”

蔡东藩朝他笑了笑，没有作声。那布商又说道：“有枪便是王。如今世道乱，各处都在拉军队。我想做一批军布生意，要是能借蔡先生通过汤家攀上一位军界人物，那就可以赚上一笔。”

蔡东藩笑了，说：“你的头脑倒真灵，如今做军布生意确实是一条生财之路。可惜……”

蔡东藩的话还没说完，那布商连忙插话：“蔡先生，我不要你本钱，只要你肯出面，赚了钱我给你三成。”

这时，蔡东藩脸色一变，怒声道：“我蔡某不会拿自己的清白去换钱。你走吧！”说完，就再也不理这位布商，低头看起书来了。 qtQuqBxJ9TEAhld3YUNsle9AxRJHnZBFnG8W5zXp1Z3YrRRp1cxndrLS22Hewu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