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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亡原系匹夫身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开始时,民国政府宣布中立。开战三年后,段祺瑞政府正式对德国宣战。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其后在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种特权,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

可中国的合理要求,却遭到列强的拒绝,而且还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国人群情激愤,久积在中国人民胸中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

这一日,蔡东藩又像往常一样,又来到萧山直街上的庆盛南北货店里。原来,店里的头柜先生俞天顺是个关心时事的人,自己订有一份《申报》。蔡东藩嗜报如命,却囊中羞涩,于是他每天到店里来看报。俞天顺敬佩蔡东藩的学识,自然是欢迎了,甚至有时还把一些过了时的报纸送给蔡东藩。

俞天顺见蔡东藩来了,便说:“蔡先生,来了。今天的报纸可登有大事呢。”

“哦。”蔡东藩的眼睛已在柜台上搜索起了报纸,却怎么也找不到。

此时,俞天顺也在问了:“伙计,搁在台上的报纸呢?”

伙计是新来的,见头柜先生问起,就吞吞吐吐地说:“刚刚有人来买东西,我让他给包东西了。”

“你呀,你呀。”俞天顺用手指戳了戳伙计的额头,问道,“那人走了多长时间?”

“刚走。”伙计一边说一边朝外面张望着。不一会儿,他用手指着对面说:“喏,就在对面店门口。”

伙计的话刚说完,蔡东藩已是走了过去。他扯了扯了那人的衣袖。那人回过头来,见是陌生人,便疑惑地问:“你有什么事?”

蔡东藩指了指那人手里拎着的东西,说:“这报纸……”

“这报纸怎么啦?是店里人让包的。”

蔡东藩一时也解释不清楚。这时,俞天顺走了过来,才把事情说清楚,并换下了报纸,递给了蔡东藩。

蔡东藩一拿到报纸,马上就往南北货店走,那人好奇地盯着蔡东藩的背影。

蔡东藩顾自走进了内间,摊开报纸,见有一篇题目为《山东亡矣》的短文,便仔细读了起来:

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梁任公电乃证实。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益,交由五国交还我国。不知如何形势遽变,更闻日本力争之理无他,但执1915年之“二十一条约”及1918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条约”出于胁迫,胶济换文以续约确定为前提,不得迳为应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仅属草约,正式合同并未成立,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这一番读下来,蔡东藩的心中早就愤恚不已了,他忍不住拍案道:“山东亡,是中国亡矣。岂容倭寇欺凌我,奴隶我,牛马我?”

外间的俞天顺听得里面“啪”的一声响,知道蔡东藩是为了山东的事而生气了,急忙跑进来说:“蔡先生,何必生气呢?”

蔡东藩指着这篇文章,说:“俞老板,你看看,你看看,这倭寇欺人太甚了。”

俞天顺瞧了一眼,叹息道:“弱国无外交,你我有什么办法?”便又去忙生意了。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蔡东藩更是天天到这南北货店看报,了解事态的发展。当他看到为保全主权,北京学生举行游街示威时,便一一摘记了下来,并赋诗道:

甘将领土赠东邻,

卖国奸徒太不仁。

莫怪青年多越俎,

兴亡原系匹夫身。

蔡东藩没有想到,这场运动却让其好友邵伯棠的著作再一次被查禁。不过,此次是被当时的香港政府查禁的。

国内五四运动爆发后,香港民众也纷纷行动起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激情,却遭到了奉行亲日政策的港英政府的压制。对于香港民众的爱国运动,日本政府十分恐惧,派出三艘战舰驶泊在鲤鱼门外,以示威胁恫吓。日本驻香港领事馆还发出照会,要求港英政府取缔有反日言论的报刊书籍。香港教育司指令汉文视学官检查全港各私立中文学校,如有采用邵伯棠所著的《初等论说文范》作为课本的,立即禁止。因为该书有提倡国货、抑制日货的内容。警察司还派出警探到书市搜查,看有无该书积存,如有发现,立即予以没收。

6月28日为巴黎和会签字日。慑于群众斗争的威力,北洋政府不得不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中国代表团遂发表声明:“山东不保留,和约不签字”。听了这一消息,蔡东藩方才长舒了一口气,写下随笔道:

青岛问题,纯为弱肉强食之见端,各界奋起,求还青岛,虽未能执殳前驱,与东邻争一胜负,然有此人心,犹足为一发千钧之系。假令有良政府起,教之养之,使其配义与道,至大至刚,则他日干城之选,胥在于是。越王勾践之所以卒能沼吴者,由是道也。乃北京各校倡于前,上海各界踵于后,留学生复同时响应,为国家力争领土,而麻木不仁之政府与夫行尸走肉之官吏,不能因势利导,曲为养成,反且漠视之,摧抑之,坐致有用之材,被人凌辱,窃恐志士灰心,英雄短气,大好河山,将随之而俱去也。

在这则随笔里,蔡东藩贬北洋政府为“麻木不仁之政府”,官吏为“行尸走肉之官吏”,褒青年学子为“志士”“英雄”,足见其爱憎分明之立场!中国近代史专家俞旦初认为“爱国主义是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思潮的主旋律”。蔡东藩的通俗史书也充分展现了这一点。

政局乱象环生,却也有人想趁机捞钱的。一天,蔡东藩正搁下笔,取出水烟,边抽边思考时,一位街上的布商找上门来了。

这位布商落了坐,开门见山地说:“蔡先生,想不想赚点钱?”

蔡东藩朝他笑了笑,没有作声。那布商又说道:“有枪便是王。如今世道乱,各处都在拉军队。我想做一批军布生意,要是能借蔡先生通过汤家攀上一位军界人物,那就可以赚上一笔。”

蔡东藩笑了,说:“你的头脑倒真灵,如今做军布生意确实是一条生财之路。可惜……”

蔡东藩的话还没说完,那布商连忙插话:“蔡先生,我不要你本钱,只要你肯出面,赚了钱我给你三成。”

这时,蔡东藩脸色一变,怒声道:“我蔡某不会拿自己的清白去换钱。你走吧!”说完,就再也不理这位布商,低头看起书来了。 XT+IE11D5ZDUS4/SwND9zQLGthzNhBfJahN2E35ccotkK+a7Cm4+Ut9pqTLz56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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