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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中最热闹的是小说革命。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公开亮出小说能“改造国民”“改造社会”的观点。吴趼人更是“发大誓愿，编撰历史小说”。而完成这一“誓愿”的却是一位蜗居在小镇上的平民知识分子，他就是蔡东藩。
他把历史当作了一面镜子，以便透过它来观照当下的生活。所以，坚守着“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逸闻为纬，不尚虚诬”的求实原则，经十年的含辛茹苦，先后出版了十一部历史演义，总其名曰《历朝通俗演义》，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浩瀚而通俗的中华通史。百年时间里，这部通俗演义一版再版，销量远超千万册，可谓是前不见古人，后未见来者了。或许，他没有盛大的“立德”、“立功”之举，即便是这部“立言”之作，虽以史实为骨架，却是以“浅近之词”来演述故乘；虽借“说部体裁”演说故事，却没有以虚构来丰满血肉，因此史学史、文学史鲜见其踪迹，《辞海》也查不到其为何许人。他位卑而名不显，最终沉寂在民间，终老于乡野。但我们无法忘却在那动荡的年月里，他一介柔弱的书生，一介贫困的书生，以一支秃笔践履着“即古证今，惩恶劝善”以助通俗教育、国家思想的拳拳赤子之心。
他写尽了中国历史，自己的历史却成了谜。因其“普通”，因其“民间”，尽管他的历朝通俗演义遍布大大小小的图书馆，他的生平事迹却还是那么模糊，他自己的“史料”还是难以搜寻，哪怕是一张照片，一份简历，更谈不上系统的有深度有广度的研究了。
历史常会湮没一些本不该湮没的人物，蔡东藩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幸甚的是，在走过历史的风风雨雨之后，如今的家乡人并没有忘记他，东藩亭，东藩路，东藩小区，东藩小学……“他”戴着一副眼镜，端坐在文化广场上，默默地注视着一个小镇的美丽蝶变。“他”拿着一卷书，站立在校园里，沐浴在琅琅的读书声中。学术研讨会举办了，临江书舍修缮了，东藩文学奖设立了，他已经融入家乡人的文化生活之中。我想，历史总是公允的。
同乡后辈，孤陋寡闻，初知蔡东藩已逾而立。惭愧而起，徜徉于逼仄的弄堂，瞻仰着临江书舍；走访于前辈乡贤，聆听蔡东藩的故事；搜求于书店、档案馆，查寻着蔡东藩的史料。近三年的时间，编成拙作，不揣谫陋，不及深究，希翼能弥补没有一部关于蔡东藩生平事迹传记的这一缺憾。文后所附大事年表，本诸考证，摒弃逸闻，求实存疑，与前文不能一一相勘，请读者谅之。
邵燕祥先生说，自古以文章鸣世的人，可以分为文以人传与人以文传两种。前者最终难免云烟过眼的命运，后者虽时空远隔，仍有如晤对。蔡东藩是属于人以文传的。
二月河先生说，判断任何一部书的社会价值只有两个量化的标准，一是它拥有不拥有读者，二是它拥有不拥有时间。蔡东藩的通俗演义做到了“两个拥有”，它还将“拥有”下去。
小说可以“益世道人心，为治化之助”，小说更应表达对人生的解释。希翼明天，能更广、更准地追溯到属于蔡东藩自己的历史，“丰满”他的人生，让后人陶熔其中，获取更多的人生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