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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读出灵感,演绎《客中消遣录》

正当蔡东藩沉浸在《留青别集》出版的喜悦中时,灾难又一次降临,女儿净芬染上了不治之症。虽然蔡东藩也懂些医术,又请来了岳父黄镐京,却终是药石惘然,女儿不幸夭殇了。

痛失女儿的黄晚霞扑倒在地上,直哭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此后就卧病不起了。

蔡东藩又开始钻研起医书了。为了缓解妻子心中的纡郁,他还给妻子读起了《聊斋志异》。孰料这一读,却给他读出了灵感:

说部多矣,而短篇小说久传人口,莫如蒲留仙《聊斋志异》一书。蒲之作此书,每篇之中各有寓意,非劝即惩,不便明言则假诸狐鬼以为词。后之阅者或疑其好诞,或病其导淫,岂知作书之旨哉?夫小说之作,劝善儆恶,所以补圣经贤传之未逮。读圣经贤传往往未终编而即倦,读小说则虽一知半解之徒,亦且醰醰乎有味也。故圣传之功于世也大,而小说之有功于世也尤大。假厕令以荒唐之语,秽亵之谈,供一时之悦目且犹不足,坏万人之心术则已有余。社会方沉溺于禽息兽态中而不知返,安堪令伤伦渎化之书再行于世。世无祖龙,吾恨其不尽付一炬也。

于是,蔡东藩把自己目睹耳闻之事说给黄晚霞听,如苗喜凤、韦十一娘、大刀王五等。一来二去,他整理出了五十一篇小说。1918年2月,会文堂以《客中消遣录》为书名予以出版发行。

秦汉以降,专制日甚,文网繁密,下有清议,偶触忌讳,即罹刑辟。世有明哲,亦何苦自拼生命,与浊世争论是非乎?故非经一代易姓,从未有董狐直笔,得是是非非之真相。即愤时者忍无可忍,或托诸歌咏,或演成稗乘,美人香草,聊写忧思,水浒、红楼,无非假托。

蔡东藩认为,《聊斋志异》虽记述了许多奇异的故事,也是借谈狐说鬼的手法,以抨击当时社会的腐败和黑暗。如今,他编撰的《客中消遣录》在故事后面都附以“阅者曰”,希望读者能从中探盈虚之理,达祸福之源。

客中消遣录

世人皆知蔡东藩的历史演义,却少知他曾著过一部短篇小说集。鄙人搜罗许久,才购得此书。为此,特摘录一篇《红儿》,以飨读者。

洪杨之役,骁将陈玉成为太平天国后起英俊,封英王,以两目下有疤痕,号为“四眼狗”,清兵甚惮之。旋为苗沛霖所赚,执付清营,置之于法,死时年仅二十六耳。陈妇美艳,初归胜保,得专房宠。胜被逮,复为德楞额所截留。人尽可夫,论者丑之,不谓身可辱志不可降。为英王身后吐气者,偏有其嬖妾红儿一事。

红儿佚其姓,湖南舟人女,殊色也。陈玉成转战江上,常雇其舟以运军需,见红儿艳之,遂纳焉。既而陷安徽省城,分兵固守,为金陵声援。自率锐卒窥上游,往来无虚日。其家属留安庆,独挈红儿于军中。红儿敏且慧,颇知机要。玉成有所疑,得红儿剖断,疑立决。脂粉队里突出英雄,玉成倚为左右手。名为床头,人实不啻一参议员矣。

一夕,玉成宿帐中,沉沉睡去。有刺客潜入帐下,闻鼾声,喜甚,以为可乘此下手也。刃甫出鞘,帐门忽启,有一红妆女子自帐中出,突然语曰:“止,止。何物小丑,敢来行刺耶?”刺客睨之,短裳窄袖,结束谨严,凛凛若天人之不可犯,不禁目眙心迷,仓皇失措。玉成已自梦中惊醒,一跃而起,追逐刺客。刺客不及遁,竟被获。是役也,非红儿玉成已授首矣,以是玉成益爱宠红儿。

清祚未终,洪氏中蹶。玉成虽勇,不能敌湘楚之师。挂车河一战,玉成锐卒多死,全军崩溃,以百战经营之安庆,坐为湘军所陷,没妻奴仆媪数十口,俱累累为俘虏。警耗传来,令人心碎,玉成痛不欲生,拔佩刀欲自刎。忽后车载红儿至,飘然径入,见玉成情状,亟语之曰:“胜负常事耳。善败者不亡,将军何轻生若此?”玉成曰:“汝不闻吾家之已歼乎?偷生何为?”红儿曰:“嘻,误矣。保家事小,保国事大。大王当为国死,毋徒为家殉也。”玉成闻红儿言,不觉弃刀,起抚红儿肩曰:“卿在,吾何必死?吾知过矣。”

玉成经此大创,威声顿挫,散卒之复归者,十不得五。而清军屡克名城,乘势薄金陵。玉成进退维谷,不得已东走淮,投苗沛霖。沛霖故安徽团总也,曾受太平天国封。至是见洪氏已衰,潜通款清军,玉成犹未觉也。身入苗营,堕沛霖计,阳示欢迎,阴设陷阱,座上笑谈未竟,帐外之剑戟已鸣,落魄孤王一鼓就缚,红颜薄命亦受羁囚。玉成屡返顾红儿,见红儿呼曰:“王勿忧妾,必有以报王也。”沛霖以玉成献胜保营。时湘军献捷,玉成妇亦入胜保手,已占为簉室矣。沛霖涎红儿色,与胜保所见略同,留充下陈,作鸾凤交。红儿意有所属,屈身受辱,沛霖遂宠之如英王。

玉成枭首之耗来,而沛霖叛清之帜又举。沛霖既归清,胡复叛清?则以红儿之日夜劝迫,谋为洪氏兴复地也。沛霖率众渡淮,北向中原,方拟乘势捣入,而满兵遏其前,楚军又袭其后,腹背受敌,战辄不利。于是叛清之焰衰,而降清之议又起。红儿举汉高败事以为劝,沛霖曰:“此非尔女子所可知也。吾若长此抗清,恐将蹈四眼狗覆辙矣。”红儿涕泣终日。沛霖不忍睹,姑慰之曰:“容徐图之。”第其首鼠两端之状态,已入红儿心目中。红儿自悔失身,而复仇之心遂起。

有高天海者,玉成麾下之健将也。玉成被俘,乃降沛霖,顾尝念故主恩,辄流涕不止。红儿知之,常对沛霖陈其勇。沛霖嬖红儿,遂并宠天海,有所犒赐,必优于常人。一日,沛霖出巡,红儿密召天海入室,问之曰:“将军会忆故主否?”

曰:“忆之。”

又问之曰:“既已忆之,会亦知故主之志否?”

曰:“故主之志无非忠于天国而已。”

红儿垂泪,徐语曰:“故主忠于天国,功未就而身歼。妾之所以屈体事仇者,非甘心背故主也,将欲藉若力以覆满清,先雪公愤,后报私仇,庶心迹可明,有以对故主于地下。今已矣,若已阴怀异心矣,公愤不能雪,私仇不得不报。妾一妇人不足当此任,将军豪士也,复仇之责所赖惟君。”

天海沉吟久之,曰:“吾非不欲刃此獠,但尚无可乘之隙耳。”

红儿曰:“今苗贼出巡,惟将军留寨,故敢以心腹之言告将军。私属尚有千人,乘此纠合图一苗贼,何难之有?况苗贼性好疑猜,未尝不忌将军。将军之得有今日,由妾为之斡旋也。现若已心变,劝之不从,履霜坚冰其象已兆,妾将不能为将军力矣。他日卖将军以博清欢,不可不防。将军不先下手,后悔何追?”

天海瞿然起立,谢曰:“唯唯。谨受教。”遂趋而出。

翌日,沛霖未归,天海又入。红儿曰:“将军已有定议否?”

曰:“已与旧部约,待苗贼返寨,即夕发难。”

红儿又曰:“事宜秘密,不可先令苗贼知。若一漏泄,贻误非浅。”

天海曰:“然。旧部皆怀故主德,决不使风声漏泄也。”

红儿曰:“事若成,九原之下亦当唏感,宁独妾。”

天海睨视红儿髻云高拥,鬟凤低垂,秋水芙蓉未足渠其清丽,不觉心为之醉,嗫嚅而言曰:“我为故主复仇,义非不当,但吾固安然无恙者也。今冒死而为此事,成后何以报我?”

红儿愕然曰:“将军欲索报耶?敢问将军之意何属?”

天海曰:“吾意固自有在也。但目前恰未敢明言语。”语毕,作狞笑状,目眈眈注红儿,面不少瞬。

此时,红儿一缕柔肠,顿惹起万种枨触,颦蹙者有间,竟昂然曰:“子之意,吾知之矣。吾许君,吾许君。”

天海大喜,掉臂而去。是夕,沛霖返寨,甫至门,天海出迎,乘其不意,刺沛霖于马下,割其首以徇于众曰:“苗贼反复,倏事清,倏叛清乎,以吾辈性命供其玩弄,吾是以戕之。今为诸兄弟告,苗贼已死,戏弄无人,嗣是厥后,吾侪将事清乎,抑叛清乎?”

众不答。天海再申前语。方有数队长趋天海前,曰:“今清军势锐,洪氏将灭,计吾全部不过数千,若欲与清军敌,是犹当车之螳斧也。识时务者为俊杰,还请将军三思。”

天海曰:“然则将事清乎?吾从众,后毋吾訾也。”

众曰:“诺。”

于是天海函沛霖首,令人齑献清营。清帅验讫,遣使还,命天海暂统所部,俟奏闻后候旨定夺。天海益慰。

天海既奉清帅命,统领全军,料知军心已定,莫余敢侮,乃入见红儿,曰:“苗贼早授首矣,夫人谅必闻之。息壤有盟,请如约。”

红儿曰:“苗贼已诛,诚善。然汝何为降清?”

天海曰:“清军已捣金陵,将灭洪氏矣。予亦安能挈孤军以与清抗哉。况众志已尽向清朝,即予不欲降清,亦势成孤立,徒自速其毙耳。请夫人恕之。”

红儿不答。天海曰:“予受清命为本部统领,将以诰封属夫人。今日嫁我,明日即为命妇矣。为夫人计,未始非得志也。”

红儿曰:“予不愿受胡虏封。”

天海曰:“夫人误矣。天犹不欲清之亡,而令其再振,岂夫人独能违天乎?人生行乐耳,何必拘执若是。予自问亦小有才,得貌如夫人者以为偶,是正所谓两难并耳。鹊桥待渡,幸毋我负也。”语至此,馋涎欲滴,张手而前,竟思掖红儿去。

红儿竖柳眉,睁凤目,起而言曰:“咄,尔以我为何如人乎?尔欲遵前约,亦须告神明,速宾客,鼓乐张筵以彩舆迓我,向众行大礼,我方汝从。否则宁死。”

天海不意红儿之勇决也,观其状,舌挢不能下。良久,乃曰:“愿如夫人命。”

牲醴杂陈,高朋满座,管弦之音不绝于耳,有众仪从导彩舆来,至淮上军辕,声灵赫濯者,即清降将高天海娶红儿之夕也。彩舆既入门,新娘既降舆出,珠光玉影,炫人心目。座中客皆啧啧称赏,叹为天人。忽见新娘高扬翠袖,举其柔荑之手,指天海曰:“英王死,汝受恩深,宜有以报知遇,乃必得一妇人始复仇,何面目见天下士,况更屈膝事胡虏乎?已矣,吾为英王生,不为汝生。”言已,猛跃而起,高数尺许,喷鲜血直达天海面,遂仆地。视之血影模糊,奄然毙矣,盖红儿上舆之前,已服鸩毒,只欲当众鸣天海罪,故即降舆以斥之。毒发乃死,红儿至此始得死所也。

十场好事化作春梦,座客皆纷纷散,而天海之心苦矣。天海平日尝以材武自负,不屑居人下。迨遭红儿当面诮,让魂丧魄驰,嗒然若失。是夕卧而起,起而又卧,忽大声曰:“吾负英王,吾并贪红儿,死已晚矣!”击床奋起,投缳死。

阅者曰:伟哉,红儿。其亦一巾帼英雄耶。国为重,身为轻。英王死而独不死,献此身以饵沛霖,知有国不知有身也。沛霖死而彼可死矣,犹不遽死,必待声天海之罪而后死,词达而迹乃明,国亡而身殉也。后世之第知有身不知有国者,闻红儿轶事亦为之汗颜否?

后有人评论蔡东藩的演义,谓其文学性差。读罢此文,相信读者对他的文笔会有个判断,何况他的骈文、联对更是一流之作。

那么,蔡东藩的演义为何少有小说般的情节、高潮、铺垫呢?不是他不能为之,而是他秉持向大众通俗地讲史,以期凭借历史隐喻时政、警诫世人、匡救时弊的主旨,才“词惟从俗”,而着意于史事的“几经搜讨,几经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当他把演义视为传播史实之工具时,其对小说艺术性之讲究,势必会让位于对小说内容信实性之强调与追求。而且,作品反映的不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是叱咤风云、改朝换代的社会巨变;不是卿卿我我、悱恻缠绵的儿女情态,而是群雄竞起、风云际会的时代壮举,这样的作品更需要“鲸鱼碧海”式的大手笔,而非“翡翠兰苕”式的雕虫小技。更何况,当时的读者多数是将演义当作通俗化的历史书来读的。

再则,历史浩瀚,时间跨度长,人物繁多,每个人在书中所占绝对篇幅自然甚少,因此很难对人物进行精雕细刻,对典型环境进行绘形绘色的描写。所以,今人也不能去过分地苛求蔡东藩。 Zn4hJUczye5TXB16iXyvXgE6HeEgOlmlHuHGn8Nbi0W473wVOT3T9uGg+TLN9J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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