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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蔡东藩沉浸在《留青别集》出版的喜悦中时，灾难又一次降临，女儿净芬染上了不治之症。虽然蔡东藩也懂些医术，又请来了岳父黄镐京，却终是药石惘然，女儿不幸夭殇了。
痛失女儿的黄晚霞扑倒在地上，直哭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此后就卧病不起了。
蔡东藩又开始钻研起医书了。为了缓解妻子心中的纡郁，他还给妻子读起了《聊斋志异》。孰料这一读，却给他读出了灵感：
说部多矣，而短篇小说久传人口，莫如蒲留仙《聊斋志异》一书。蒲之作此书，每篇之中各有寓意，非劝即惩，不便明言则假诸狐鬼以为词。后之阅者或疑其好诞，或病其导淫，岂知作书之旨哉？夫小说之作，劝善儆恶，所以补圣经贤传之未逮。读圣经贤传往往未终编而即倦，读小说则虽一知半解之徒，亦且醰醰乎有味也。故圣传之功于世也大，而小说之有功于世也尤大。假厕令以荒唐之语，秽亵之谈，供一时之悦目且犹不足，坏万人之心术则已有余。社会方沉溺于禽息兽态中而不知返，安堪令伤伦渎化之书再行于世。世无祖龙，吾恨其不尽付一炬也。
于是，蔡东藩把自己目睹耳闻之事说给黄晚霞听，如苗喜凤、韦十一娘、大刀王五等。一来二去，他整理出了五十一篇小说。1918年2月，会文堂以《客中消遣录》为书名予以出版发行。
秦汉以降，专制日甚，文网繁密，下有清议，偶触忌讳，即罹刑辟。世有明哲，亦何苦自拼生命，与浊世争论是非乎？故非经一代易姓，从未有董狐直笔，得是是非非之真相。即愤时者忍无可忍，或托诸歌咏，或演成稗乘，美人香草，聊写忧思，水浒、红楼，无非假托。
蔡东藩认为，《聊斋志异》虽记述了许多奇异的故事，也是借谈狐说鬼的手法，以抨击当时社会的腐败和黑暗。如今，他编撰的《客中消遣录》在故事后面都附以“阅者曰”，希望读者能从中探盈虚之理，达祸福之源。
客中消遣录
世人皆知蔡东藩的历史演义，却少知他曾著过一部短篇小说集。鄙人搜罗许久，才购得此书。为此，特摘录一篇《红儿》，以飨读者。
洪杨之役，骁将陈玉成为太平天国后起英俊，封英王，以两目下有疤痕，号为“四眼狗”，清兵甚惮之。旋为苗沛霖所赚，执付清营，置之于法，死时年仅二十六耳。陈妇美艳，初归胜保，得专房宠。胜被逮，复为德楞额所截留。人尽可夫，论者丑之，不谓身可辱志不可降。为英王身后吐气者，偏有其嬖妾红儿一事。
红儿佚其姓，湖南舟人女，殊色也。陈玉成转战江上，常雇其舟以运军需，见红儿艳之，遂纳焉。既而陷安徽省城，分兵固守，为金陵声援。自率锐卒窥上游，往来无虚日。其家属留安庆，独挈红儿于军中。红儿敏且慧，颇知机要。玉成有所疑，得红儿剖断，疑立决。脂粉队里突出英雄，玉成倚为左右手。名为床头，人实不啻一参议员矣。
一夕，玉成宿帐中，沉沉睡去。有刺客潜入帐下，闻鼾声，喜甚，以为可乘此下手也。刃甫出鞘，帐门忽启，有一红妆女子自帐中出，突然语曰：“止，止。何物小丑，敢来行刺耶？”刺客睨之，短裳窄袖，结束谨严，凛凛若天人之不可犯，不禁目眙心迷，仓皇失措。玉成已自梦中惊醒，一跃而起，追逐刺客。刺客不及遁，竟被获。是役也，非红儿玉成已授首矣，以是玉成益爱宠红儿。
清祚未终，洪氏中蹶。玉成虽勇，不能敌湘楚之师。挂车河一战，玉成锐卒多死，全军崩溃，以百战经营之安庆，坐为湘军所陷，没妻奴仆媪数十口，俱累累为俘虏。警耗传来，令人心碎，玉成痛不欲生，拔佩刀欲自刎。忽后车载红儿至，飘然径入，见玉成情状，亟语之曰：“胜负常事耳。善败者不亡，将军何轻生若此？”玉成曰：“汝不闻吾家之已歼乎？偷生何为？”红儿曰：“嘻，误矣。保家事小，保国事大。大王当为国死，毋徒为家殉也。”玉成闻红儿言，不觉弃刀，起抚红儿肩曰：“卿在，吾何必死？吾知过矣。”
玉成经此大创，威声顿挫，散卒之复归者，十不得五。而清军屡克名城，乘势薄金陵。玉成进退维谷，不得已东走淮，投苗沛霖。沛霖故安徽团总也，曾受太平天国封。至是见洪氏已衰，潜通款清军，玉成犹未觉也。身入苗营，堕沛霖计，阳示欢迎，阴设陷阱，座上笑谈未竟，帐外之剑戟已鸣，落魄孤王一鼓就缚，红颜薄命亦受羁囚。玉成屡返顾红儿，见红儿呼曰：“王勿忧妾，必有以报王也。”沛霖以玉成献胜保营。时湘军献捷，玉成妇亦入胜保手，已占为簉室矣。沛霖涎红儿色，与胜保所见略同，留充下陈，作鸾凤交。红儿意有所属，屈身受辱，沛霖遂宠之如英王。
玉成枭首之耗来，而沛霖叛清之帜又举。沛霖既归清，胡复叛清？则以红儿之日夜劝迫，谋为洪氏兴复地也。沛霖率众渡淮，北向中原，方拟乘势捣入，而满兵遏其前，楚军又袭其后，腹背受敌，战辄不利。于是叛清之焰衰，而降清之议又起。红儿举汉高败事以为劝，沛霖曰：“此非尔女子所可知也。吾若长此抗清，恐将蹈四眼狗覆辙矣。”红儿涕泣终日。沛霖不忍睹，姑慰之曰：“容徐图之。”第其首鼠两端之状态，已入红儿心目中。红儿自悔失身，而复仇之心遂起。
有高天海者，玉成麾下之健将也。玉成被俘，乃降沛霖，顾尝念故主恩，辄流涕不止。红儿知之，常对沛霖陈其勇。沛霖嬖红儿，遂并宠天海，有所犒赐，必优于常人。一日，沛霖出巡，红儿密召天海入室，问之曰：“将军会忆故主否？”
曰：“忆之。”
又问之曰：“既已忆之，会亦知故主之志否？”
曰：“故主之志无非忠于天国而已。”
红儿垂泪，徐语曰：“故主忠于天国，功未就而身歼。妾之所以屈体事仇者，非甘心背故主也，将欲藉若力以覆满清，先雪公愤，后报私仇，庶心迹可明，有以对故主于地下。今已矣，若已阴怀异心矣，公愤不能雪，私仇不得不报。妾一妇人不足当此任，将军豪士也，复仇之责所赖惟君。”
天海沉吟久之，曰：“吾非不欲刃此獠，但尚无可乘之隙耳。”
红儿曰：“今苗贼出巡，惟将军留寨，故敢以心腹之言告将军。私属尚有千人，乘此纠合图一苗贼，何难之有？况苗贼性好疑猜，未尝不忌将军。将军之得有今日，由妾为之斡旋也。现若已心变，劝之不从，履霜坚冰其象已兆，妾将不能为将军力矣。他日卖将军以博清欢，不可不防。将军不先下手，后悔何追？”
天海瞿然起立，谢曰：“唯唯。谨受教。”遂趋而出。
翌日，沛霖未归，天海又入。红儿曰：“将军已有定议否？”
曰：“已与旧部约，待苗贼返寨，即夕发难。”
红儿又曰：“事宜秘密，不可先令苗贼知。若一漏泄，贻误非浅。”
天海曰：“然。旧部皆怀故主德，决不使风声漏泄也。”
红儿曰：“事若成，九原之下亦当唏感，宁独妾。”
天海睨视红儿髻云高拥，鬟凤低垂，秋水芙蓉未足渠其清丽，不觉心为之醉，嗫嚅而言曰：“我为故主复仇，义非不当，但吾固安然无恙者也。今冒死而为此事，成后何以报我？”
红儿愕然曰：“将军欲索报耶？敢问将军之意何属？”
天海曰：“吾意固自有在也。但目前恰未敢明言语。”语毕，作狞笑状，目眈眈注红儿，面不少瞬。
此时，红儿一缕柔肠，顿惹起万种枨触，颦蹙者有间，竟昂然曰：“子之意，吾知之矣。吾许君，吾许君。”
天海大喜，掉臂而去。是夕，沛霖返寨，甫至门，天海出迎，乘其不意，刺沛霖于马下，割其首以徇于众曰：“苗贼反复，倏事清，倏叛清乎，以吾辈性命供其玩弄，吾是以戕之。今为诸兄弟告，苗贼已死，戏弄无人，嗣是厥后，吾侪将事清乎，抑叛清乎？”
众不答。天海再申前语。方有数队长趋天海前，曰：“今清军势锐，洪氏将灭，计吾全部不过数千，若欲与清军敌，是犹当车之螳斧也。识时务者为俊杰，还请将军三思。”
天海曰：“然则将事清乎？吾从众，后毋吾訾也。”
众曰：“诺。”
于是天海函沛霖首，令人齑献清营。清帅验讫，遣使还，命天海暂统所部，俟奏闻后候旨定夺。天海益慰。
天海既奉清帅命，统领全军，料知军心已定，莫余敢侮，乃入见红儿，曰：“苗贼早授首矣，夫人谅必闻之。息壤有盟，请如约。”
红儿曰：“苗贼已诛，诚善。然汝何为降清？”
天海曰：“清军已捣金陵，将灭洪氏矣。予亦安能挈孤军以与清抗哉。况众志已尽向清朝，即予不欲降清，亦势成孤立，徒自速其毙耳。请夫人恕之。”
红儿不答。天海曰：“予受清命为本部统领，将以诰封属夫人。今日嫁我，明日即为命妇矣。为夫人计，未始非得志也。”
红儿曰：“予不愿受胡虏封。”
天海曰：“夫人误矣。天犹不欲清之亡，而令其再振，岂夫人独能违天乎？人生行乐耳，何必拘执若是。予自问亦小有才，得貌如夫人者以为偶，是正所谓两难并耳。鹊桥待渡，幸毋我负也。”语至此，馋涎欲滴，张手而前，竟思掖红儿去。
红儿竖柳眉，睁凤目，起而言曰：“咄，尔以我为何如人乎？尔欲遵前约，亦须告神明，速宾客，鼓乐张筵以彩舆迓我，向众行大礼，我方汝从。否则宁死。”
天海不意红儿之勇决也，观其状，舌挢不能下。良久，乃曰：“愿如夫人命。”
牲醴杂陈，高朋满座，管弦之音不绝于耳，有众仪从导彩舆来，至淮上军辕，声灵赫濯者，即清降将高天海娶红儿之夕也。彩舆既入门，新娘既降舆出，珠光玉影，炫人心目。座中客皆啧啧称赏，叹为天人。忽见新娘高扬翠袖，举其柔荑之手，指天海曰：“英王死，汝受恩深，宜有以报知遇，乃必得一妇人始复仇，何面目见天下士，况更屈膝事胡虏乎？已矣，吾为英王生，不为汝生。”言已，猛跃而起，高数尺许，喷鲜血直达天海面，遂仆地。视之血影模糊，奄然毙矣，盖红儿上舆之前，已服鸩毒，只欲当众鸣天海罪，故即降舆以斥之。毒发乃死，红儿至此始得死所也。
十场好事化作春梦，座客皆纷纷散，而天海之心苦矣。天海平日尝以材武自负，不屑居人下。迨遭红儿当面诮，让魂丧魄驰，嗒然若失。是夕卧而起，起而又卧，忽大声曰：“吾负英王，吾并贪红儿，死已晚矣！”击床奋起，投缳死。
阅者曰：伟哉，红儿。其亦一巾帼英雄耶。国为重，身为轻。英王死而独不死，献此身以饵沛霖，知有国不知有身也。沛霖死而彼可死矣，犹不遽死，必待声天海之罪而后死，词达而迹乃明，国亡而身殉也。后世之第知有身不知有国者，闻红儿轶事亦为之汗颜否？
后有人评论蔡东藩的演义，谓其文学性差。读罢此文，相信读者对他的文笔会有个判断，何况他的骈文、联对更是一流之作。
那么，蔡东藩的演义为何少有小说般的情节、高潮、铺垫呢？不是他不能为之，而是他秉持向大众通俗地讲史，以期凭借历史隐喻时政、警诫世人、匡救时弊的主旨，才“词惟从俗”，而着意于史事的“几经搜讨，几经考证，巨政固期核实，琐录亦必求真”。当他把演义视为传播史实之工具时，其对小说艺术性之讲究，势必会让位于对小说内容信实性之强调与追求。而且，作品反映的不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是叱咤风云、改朝换代的社会巨变；不是卿卿我我、悱恻缠绵的儿女情态，而是群雄竞起、风云际会的时代壮举，这样的作品更需要“鲸鱼碧海”式的大手笔，而非“翡翠兰苕”式的雕虫小技。更何况，当时的读者多数是将演义当作通俗化的历史书来读的。
再则，历史浩瀚，时间跨度长，人物繁多，每个人在书中所占绝对篇幅自然甚少，因此很难对人物进行精雕细刻，对典型环境进行绘形绘色的描写。所以，今人也不能去过分地苛求蔡东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