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为史家之羽翼，不当子虚乌有先生

却说袁世凯为了实现皇帝梦，指使杨度纠集一批人成立了“筹安会”，公开策划复辟活动。更为甚者，在袁世凯的指挥下，各省选出国民代表进行国体投票，结果全部拥护君主制。

猜度袁世凯即将称帝的蔡东藩皱着眉头，坐在书桌前，久久地凝望着窗外。窗外，如霉斑似的浮云，盖住了过往的阳光。忽地，他感到额头一凉，雨滴正倏倏地向窗内飘入。

“诗既亡，春秋作。书生报国无物，唯有手中笔如刀。”蔡东藩自言自语道。突然，他从笔筒里抽出一支笔来，愤然道：“我有笔如刀，怎甘老死牖下！自当援笔为枪，磨墨作弹，以昭帝王专制之炯戒！”

写些什么呢？蔡东藩想来想去，似乎有了一个好主意，但仔细一琢磨，又觉得那个主意朦朦胧胧，难以明确。他烦躁地点上一杆烟，猛抽起来。抽了几口，蔡东藩不经意地磕了磕烟灰，烟灰散落在一本书上。他叫声“糟”，正想拂去烟灰。突然他盯住烟灰不动了，津津有味地端详起来。

蔡东藩在端详什么呢？原来烟灰飘洒在了《清代史论》上。这本书启开了他的灵感，点透了他刚才捉摸着的那个似乎感觉到了，又难以明晰的主意。这个主意现在明朗了，那就是借说部体裁，演历史故事！

我国是一个史学发达的国家，也是一个史体发达的国家，形成了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三大史体。可这三大史体又都有其局限性，编年体将史事和时间紧密结合，但对历史人物的生平和历史事件的原意难以详尽；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便于记载历史人物的活动，但难以照顾时间顺序和事件的相互联系；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主，便于完整地记载历史事件，但事与事之间没有联系，难以描绘出整个历史发展的线索。更何况这些正史“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知识浅的人连句读都难以分辨，早都望而生畏了。所以，吴趼人在《痛史》叙中说：

秦、汉以来，史册繁重，庋架盈壁，浩如烟海。遑论士子购求匪易；即藏书之家，未必卒业。坐令前贤往行，徒饱蠹腹；古代精华，视等覆瓿。良可哀也！窃求其故，厥有六端：绪端复杂，艰于记忆，一也。文字深邃，不有笺注，苟非通才，遽难句读，二也。卷帙浩繁，望而生畏，三也。精神有限，岁月几何，穷年龁龁，卒业无期，四也。童蒙受学，仅授大略，采其粗范，遗其趣味，使自幼视之，已同嚼蜡，五也。人至通才，所已逾冠，虽欲补习，苦无时晷，六也。有些六端，吾将此册籍之徒存而已也。

那么，如何让这些高文典册飞入寻常百姓家，破解吴趼人所说之“六端”呢？早在1898年，比蔡东藩大四岁的梁启超就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指出：“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1902年，梁启超更是提出了“小说界革命”，宣称：“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蔡东藩对梁启超的说法非常认同，他认为：

稗官小说，亦史之支流余裔，得与述古者并列；而吾国社会，又多欢迎稗乘。取其易知易解，一目了然，无艰僻渊深之虑。书籍中得一良小说，功殆不在良史下。

主意虽然定了，可摆在他面前的依然还有两条道。第一条是走结合民间戏剧、话本，创作文学艺术价值较高的小说，这一类的代表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三国演义》；另一条是抛开或者说弱化文学要素，尊重历史原貌，不假华饰，不事虚伪，创作通俗化的史书，这一类的代表是“实则概从其实，虚者明著寓言”的《东周列国志》。

其实，从历史演义小说的初兴期开始，就基本形成了据史演义、真实可信的核心规范。如余邵鱼说他作《列国志传》是“编年取法《麟经》，记事一据实录”，“其视徒凿为空言以炫人听闻者，信天渊相隔矣”。熊大木说他作《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以“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至于蔡元放在对冯梦龙之《新列国志》进行增删润色、订正错讹时，更提出了“实事实学”说。

此次，蔡东藩决定创作历史演义小说，是为了传播史实以牖启“闾巷颛蒙”，是为了翊扬教化以劝善惩恶，自然要在“传播史实”的思想指导下，走第二条“按鉴演义”之路了。

蔡东藩确立了创作思路，便决定先从清史下笔，原因是刚写过《清代史论》，手中积攒着不少的资料，尤其是《东华录》。

《东华录》为编年体清代史料长编，有“蒋录”“王录”两种。乾隆三十年（1765年），重开国史馆，蒋良骐（字千之，广西全州人，乾隆辛未，即1751年进士）任纂修，就《清实录》及其他官书文献摘录清初六朝五帝史料，成书三十二卷，以国史馆在东华门内，故题为《东华录》，通称《蒋氏东华录》。

1875~1908年，王先谦（字益吾，湖南长沙人，同治乙丑，即1865年进士）仿蒋氏抄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史料，辑为《东华录续编》，并对“蒋录”重新加以详编和补充，于光绪十年成书，称《九朝东华录》。后王先谦增补潘颐福辑的咸丰朝《东华录》，自辑同治朝《东华录》，合称为《十一朝东华录》，俗称《王氏东华录》，为研究清史的重要史籍。

有了这些史料，蔡东藩就若庄若谐地“开场”了：

“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这联语是前清时代的官民，每年写上红笺，当作新春的门联。小子从小到大，已记得烂熟了。曾记小子生日，正是前清光绪初年间。当时清朝虽渐渐衰落，然全国二十余行省，还都是服从清室，不敢抗命。士读于庐，农耕于野，工居于肆，商贩于市，各安生业，共乐承平，仿佛是汪洋帝德，浩荡皇恩。到小子五六岁时，尝听父兄说道：“我国是清国，我辈便是清朝的百姓。”因此小子脑筋中，便印有“清朝”二字模样。嗣后父兄令小子入塾，读了赵钱孙李，念了天地元黄，渐渐把“清朝”二字，也都认识。

一番寓有深意的“调侃”后，蔡东藩便转笔写起了爱新觉罗氏的家世。

转眼间，“细叙源流”这一回写成了。黄晚霞成了第一个读者。她拿起书稿读了起来，开头还抿着嘴偷偷地笑着，可不一会儿就皱起了眉头。

蔡东藩见状，以为是文字出现了纰漏，连忙问道：“晚霞，哪里写错了？”

“东藩，开头写得还有趣。可一读到家世部分，就乏味了。”黄晚霞轻轻答道。

黄晚霞的声音虽轻，却似一把大锤重重打在蔡东藩的心上，只见他的身子猛然一颤，跌坐在藤椅上，双眼直怔怔地看着桌上的书稿。

黄晚霞着实被吓了一跳，赶紧过来给蔡东藩捶背。突然，蔡东藩一把拉住她的手，说道：“为什么会觉得乏味？你说，你说！”

“我只是随便说说，你可别生气。我只是觉得还是书架上的《三国演义》更吸引我。”黄晚霞嗫嗫嚅嚅地说道。

“《三国演义》。演义？演义者，敷陈义理而加以引申也。”恰似一语惊醒梦中人，蔡东藩猛地站了起来，突然亲了黄晚霞一下。

黄晚霞越发被弄得满头雾水，嗔怪道：“你这书呆子，一惊一乍的！”

蔡东藩却躬下身来，作揖道：“多谢娘子指点，我找到演义的秘诀了！”

未等黄晚霞反应过来，他就把已写好的书稿推在一边，重新拿过纸，“演义”了起来。这次，他在第一回中加入了“佛库伦吞果”“布库里雍顺结婚”等故事。写毕，蔡东藩又把书稿递给了黄晚霞。

这一回，黄晚霞变得小心翼翼了。可读着读着，她就爱不释手了。读完后，黄晚霞笑着说：“孺子可教也！”

话音刚落，门外就传来了“谁是孺子啊？”的声音，却是蔡东藩的好友何丙藻来了。何丙藻（1872~1950年），字赋唐，临浦人，1906年中举人，曾任绍兴教育会副会长、上海光华大学教授、萧属临浦镇闾长等职。

黄晚霞见何丙藻来了，就笑着指了指蔡东藩，顾自倒茶去了。“我们的蔡大秀才怎么变成孺子了？”何丙藻有些不解。

蔡东藩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何丙藻，戏言道：“孔圣人也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小可不才，岂不是变成孺子了？”

何丙藻笑了起来：“好个红袖添香！快，让我也看看。”

蔡东藩把书稿递给了何丙藻。何丙藻读完，沉默了片刻，言道：“我也来当一下蔡大秀才的先生。东藩，这情节是有了，只是白描得平淡了些，还得再‘演义’一番啊。那《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借东风、唱空城计，多脍炙人口啊。”

黄晚霞多少有些担忧地看了蔡东藩一眼。蔡东藩却胸有成竹地说：“司马懿何曾中过诸葛亮的空城计？诸葛亮又怎么借得了这东风？这都是罗贯中凭空杜撰之辞！增人知识不足，乱人心术则有余。”

何丙藻也不服输，反驳说：“可佛库伦吞果生子之说呢？”

这一问，确实难倒了蔡东藩。他沉思了许久，有些底气不足地说：“这的确是一桩奇事。可这一说法在《满洲源流考》中是有记载的。《史记》中也曾载有‘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而吞之，因孕生契’之事，我不得已而为之。赋唐，我写演义，愿为史家之羽翼，空穴来风之杜撰不敢为，也不想当子虚乌有先生啊。”

“说得也是。可……”何丙藻见黄晚霞在向他递眼色，就刹住了话。

以后，蔡东藩确实在演义中引用了不少轶闻，如在《清史通俗演义》第十五回中，记述了孀姝刘三季与豫亲王多铎奇遇的故事。这一故事来源于《过墟志感》和《孀姝殊遇》。总之，蔡东藩是个严谨的人，即使是轶闻，他也力求做到无一字无来历。 KHcTEPIVuZ5FxUJhGHezTlU6YyGrlDlLjNsIZcCqIObqDhW9Z4hmRRd8EAqQTqZ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