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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蔡东藩心无旁骛地编撰着《国文新范》时，书局又起风云了。一日，葛陛纶悄悄地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刘主任以办事多掣肘为由，向汤寿铭提出了辞职。
蔡东藩得知这消息，喟然道：“项庄舞剑，目注沛公，我知道自己的过错了。可对于冤害诬告，我也不能不辩解。”
于是，蔡东藩一面向汤寿铭提出辞职，一面请刘编辑到茶馆品茗叙谈。俩人甫一坐定，堂倌就过来冲茶。那堂偿右手执大铜壶一把，在离桌面三尺左右的高处对准茶盅倾注沸水，只见壶嘴猛一向下，再向上一翘，茶盅之水刚好九成满，不多也不少，恰到好处。
神情多少有些尴尬的刘编辑，主动搭讪道：“难怪上海人喜欢‘孵茶馆’，看这冲茶技艺，就是一种享受啊。”
蔡东藩微微一笑，就直奔主题：“刘主任，我生性耿直，如果在书局中有得罪之处，请多多包涵。”
“哪里，哪里。”刘编辑慢慢地端起茶盅，打起了哈哈。
蔡东藩也品了口茶，继续说道：“我连知县都不愿做，又怎会留恋主任一职呢？”接着，他向刘编辑讲述了福建宦游与邵伯棠临死前推荐的事。最后，他感慨地说道：“要不是邵兄厚爱，我断然不会接任主任一职的。我只想多编些教科书，以广开民智罢了。”
这番侃侃直陈，不啻是掬肺腑以相示了。刘编辑也为蔡东藩的真诚所打动，急忙起身，向蔡东藩谢过。
第二天一早，刘编辑就走进了汤寿铭的办公室，陈述蔡东藩的功与劳。汤寿铭以为刘编辑这是反语正说，以显示自己在办事过程中受到蔡东藩的掣肘。于是，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说：“你放心，这是蔡东藩的辞职信。你看看吧。”
刘编辑连忙取过信，急切地读了起来。读罢，他把信搁在桌上，言道：“蔡先生留下，我也留下。蔡先生辞职，我也辞职！”
汤寿铭懵然了，不解其故，拿眼看了刘编辑好长时间，见他不似诳语，就说：“真搞不懂你俩。好，俩人都留下。”刘编辑这才高高兴兴地走了。
刘编辑走后，汤寿铭马上派人去叫蔡东藩。蔡东藩一走进办公室，汤寿铭就问：“蔡先生，你和刘主任是怎么回事？先是俩人亲密无间，后又貌合神离，现又惺惺相惜。我都被你们搞得莫名其妙了。”
于是，蔡东藩把茶馆里的事告诉了汤寿铭。汤寿铭这才恍然大悟，也把刚才的事告诉了蔡东藩。
蔡东藩听了，叹道：“刘主任也是个真人君子啊！”
汤寿铭要把辞职信退给蔡东藩。蔡东藩起先不接受，后在汤寿铭的再三劝说下，才取回了辞职信。
蔡东藩拿了信，正要离开，却被汤寿铭叫住了。汤寿铭递给他一封家信。
这封家信仿佛是一个晴天霹雳击中了蔡东藩，他的脸色霎时变得苍白，双手不住地颤抖着。
汤寿铭见了，大吃一惊，急忙扶着蔡东藩坐下，问他何故如此。蔡东藩双唇蠕动，声音有些缥缈不定：“小儿子病重，我得请假。”
“行。你快回家去，不行的话，带他到上海……”汤寿铭的话还未说完，蔡东藩就脚步虚浮地离开了。
等到蔡东藩赶回家里，次子震康已病入膏肓了，不幸于1913年夏天夭折。
蔡东藩悲痛不已，心中的哀痛如同火焰般燃烧着。他噙着泪珠，把这心碎的声音倾诉于笔下：
七载提携，顾失母娇儿能无下泪，
一朝怛化，教伤心阿父何以为情。
这极度的悲伤猝然袭来，更让王氏难以忍受。她呼天抢地，哭得死去活来。虽巫峡哀猿，也无此凄切也。
蔡东藩抱着王氏，伸出颤抖的手擦拭着妻子的眼泪，安慰她说：“康儿不孝，顾自去了。我们还有濆儿，得好好抚养他长大成人。”
“濆儿，濆儿！”王氏一把拉过震濆，紧紧地抱住，唯恐他也忽然消失似的。
中年丧子，让王氏的心灵遭受重创，大病了一场，原来一直不好的身体更加羸弱了。蔡东藩强忍悲痛，边编辑《国文新范》，边照顾妻儿，实在压抑不了，就找一个无人的地方痛哭一场。
这一天，蔡东藩刚熬了中药，让震濆守在药罐前，等稍凉一点后，端给他娘喝，自己又躲进书房写起《为官当清慎勤论》来：
结绶者以放浊为通，弹冠者以苟得为贵，非清谓清，非慎谓慎，非勤谓勤。果有真清、真慎、真勤者，或且为时势所不容，大半困抑下僚，不获大用……吾慨晋代吏治之衰，而复为今之居官者告：清由于廉，慎基于敬，勤本于忠，清慎勤三字为居官之本，失其一即不可以为官。
刚写下这几行，外面就传来了震濆的哭声。原来是震濆不小心打翻药罐，烫着了自己。蔡东藩急忙用冷水给震濆敷伤，一边也忍不住骂起儿子来。
此时，王氏拖着病体出来了，她心痛地看着受伤的儿子和憔悴的丈夫，伤心地哭了出来：“呜，都是我不好，是我拖累了这个家！”
王氏的话让蔡东藩心酸得不能自持，看着眼泪汪汪的妻儿，他也潸然泪下，颤声道：“都是我无用，不能让你母子俩过上好日子。”
三个人抱在一起，痛哭起来。
哭声惊动了住在边上的堂嫂，她来到蔡东藩家，先把王氏扶进卧室，然后把震濆搂进怀里，对蔡东藩说：“东藩啊，你一个书生怎能料理得了家务？我看，我儿子家楼上还空着一间房，你就到那里安心地写书去，家里的事就交给我了。”
蔡东藩感激地看着堂嫂，确实也只能这样了。
蔡东藩侄子家住在官弄十九号。这是一个小墙门，天井两边各有厢房，分别住着蔡东藩的两个堂侄子蔡逸斋和蔡俨斋。蔡逸斋住东间，中间堂屋为他的中医诊所。
蔡东藩就在蔡逸斋家写书。由于环境的改善，这让他文思泉涌，笔墨生辉，写出不少好的政论文，至今读来犹能借鉴。如他在《论吏治之大要》中写道：
夫治民之官谓之吏，自国务卿以下至县知事皆吏也。然合千数百县以成一国，国之基础自县始，治国之基础亦自县知事始。县知事与民最亲，关系甚重。一不得人，所误多矣。窃谓今日之吏治，首在治心，次在治事。治心之大要，有四：一曰尚清廉，二曰耐烦劳，三曰去壅蔽，四曰戒虚浮。
写书之余，他有时会与蔡逸斋探讨一些医术问题，取些《黄帝内经》之类的医书读；有时与蔡俨斋一起研究山水画的技法。蔡俨斋后来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善画山水、人物、花鸟。
冰雪破春研，转眼到了1914年的初春。这一天，蔡东藩忽然收到书局来信，催促他赶赴上海。
原来，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发布了《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在课程设置上废止了“读经讲经”科，提出设“国文”科，各书坊争相编辑国文教科书，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相继出版了《中华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等书，颇受市场欢迎。会文堂书局自然也想从中分得一杯羹，鉴于蔡东藩与邵伯棠曾著述过初学、中等、高等论说文范，便来信要求蔡东藩回书局著述新国文范本。信中也提到，自《中等新论说文范》出版三年来，购阅者源源而至，可都以篇幅太少为憾，屡请书局赓续。
接到书局的来信，蔡东藩踌躇了：启迪后学，弘扬国粹，是自己的夙愿。文以载道，道变则文也变，文范也确实应该修正了。只是妻病子幼，又怎能放得下心呢？
左右权衡之下，蔡东藩以妻病为由，回信婉拒。可没过多久，会文书局竟下了最后通牒，谓逾期不归，书局从此将不再出版蔡东藩所编著的书了。
蔡东藩提笔为浆，主要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当然也为稻粱谋。接到这一纸通牒，顿时让他局促不安，眉头蹙了起来。虽然他在妻儿面前强作笑颜，可仍然让王氏觉察了。
在王氏的再三追问下，蔡东藩只得如实说出。听完事情的原委，王氏没有再说什么，只是靠在床，长出了口气，眼睛却闭了起来。
第二天，王氏早早起了床，告诉蔡东藩躺的时间久了，想到外面活活筋骨。蔡东藩也稍微懂得些医道，便嘱咐一声，就由着王氏去了。到了晚上，蔡东藩的堂兄来了。
堂兄坐下后，就开口道：“东藩啊，你的事你媳妇都给我说了。你还是赶快去上海吧，挣几个钱也可以补贴家用。家里的事，有我和你嫂子照看着，你放心吧。”
原来，王氏一早出门是去找蔡东藩的堂兄了。蔡东藩了解王氏的性格，知道她定下了主意，轻易不会再变了。蔡东藩便向堂兄深深一揖，说：“那就劳烦大哥和嫂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