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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三年，蔡东藩废寝忘食，编撰、修订了四本书，取得了重大成功，被书局倚为柱石。谁料，却引起了书局中其他编辑的忌妒，各种诋毁之言纷至沓来。蔡东藩本来就是看在亡友邵伯棠的面上，才答应出任主任一职的。他见书局流言蜚语不断，一些编辑非要排挤他而后快，就主动找到了汤寿铭，请求另选他人当主任，如不然自己宁可辞职不干。
汤寿铭见蔡东藩铁定了心，也不便勉强，就让刘编辑当主任，恳请蔡东藩为副手，以助刘编辑。
却说刘编辑任主任后，开始也很尊重蔡东藩，遇事必定向他咨询。蔡东藩为了不辜负邵伯棠所托，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然而正直不免会招来非议，直言容易让别人难看。蔡东藩与刘编辑之间，始则两好无猜，继则微言起衅。蔡东藩生性戆直，不会委婉迎人。刘编辑已心生芥蒂，而他却认为自己问心无愧，依然坦率直言。于是，书局中蜚语声又起。
蔡东藩难以排解心中的郁闷，决定外出散心，去崇福县（今桐乡市）拜祭明末名士吕留良。
吕留良（1629~1683年），字诲，号晚村，为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于朱子学复兴尤多用力。明亡，曾散家财结客，图谋复明。卒后，受湖南“曾静案”牵连，遭戮尸枭首示之惩罚，后裔被流放。清末民初，革命党人为推翻清朝政府，奉吕留良为反满先驱。民国元年（1912年），章太炎任东三省筹边使，亲至齐齐哈尔祭奠吕留良。民国三年（1914年），浙江都督汤寿潜改西湖彭公祠为三贤祠，供奉张煌言、黄宗羲和吕留良三人。
“文字原为祸患媒，不情惨酷尽堪哀”。途中，蔡东藩对雍正之所以大兴文字狱进行了思考。他认为这是雍正惧人心之犹思明、惧骨月之相为诽谤、惧臣子之不复畏法的缘故。后来，他还专门写了篇题为《文字狱之迭兴》的文章，评论道：
夫专制之毒，莫甚于赢秦，焚诗书，坑儒生，偶语者弃市。当时全国士民皆屏息帖伏而不敢动。始皇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计，而讵料沙丘病殁，陇上耕夫即有负锄发难者。世宗之酷，不亚祖龙。夫岂不知秦之为厉，而苛刻若此？防患之心深，则不期苛而自苛，不期刻而自刻。
这一天，天气晴好，蔡东藩兴步来到长板桥凭吊。可吕留良之墓却被荒草湮没其中，难以辨认，村里也没有纪念他的建筑。
蔡东藩心中一阵酸楚，不由嗟叹道：“民族昔沦亡，惨受严刑碎白骨。河山今恢复，洗除奇辱见青天。青天已现，沉冤得雪，为何他乡人尚请褒恤，故乡人却让荒草埋没了先烈啊？”
正感伤之间，忽听身后传来一句：“先生所叹极是！”
蔡东藩回头一看，见一位老者正站在身后，连忙行了礼，说道：“适才胡言乱语，请勿见怪。”
老者还了礼，问道：“请问，先生是——”
“古越蔡郕。”
“哦，原来是编写文范的蔡先生。”老者把蔡东藩请回了家，并告诉蔡东藩，县知事与地方人士正打算为晚村先生立祠，只苦于钱还没筹足。
蔡东藩点头道：“公等打算，当慰晚村先生。当此民穷财尽之秋，捐资虽非易事，但作为义举，相信乡人也不会袖手旁观的。”
老者颔首称是，说道：“正该如此。敢劳先生生花妙笔，给写个启事？”
蔡东藩沉吟一会儿，就答应了。老者马上拿来了笔砚，铺开了纸。蔡东藩凝神默想片刻，即俯下身，下笔如飞了：
盖闻宇宙有独留之正气，古今无不雪之沉冤，直道犹在人心，潜德终隆食报，在昔于公授命，身后旌功，苍水成仁，湖中立石。溯有明之遗老，亦多崇祀于瞽宗，稽革命之英魂，复入崇勋之礼馆。独于先贤吕晚村先生仅蒙昭雪，未立专祠，恐尚不足妥遗灵而扬先烈也。晚村先生者，籍隶石门，名高浙水，夙究心于典籍，并致力于经书。志在圣贤，以多能为鄙事。道宗洛闽，以实学为依归。持身则狷洁可风，一介不苟。临事则疑难立决，百冗无忧。具远大之襟期，惜遭逢夫世变。明清鼎革，遁迹家园，痛祖国之沦亡，悼蒸黎之失职，长歌当笑，篇什多哀思之音。大义不磨，论撰本谨严之旨。一衿可弃，吾道独肩。二妙有亭，浊尘不染。何来轩冕？当急起而凿垣，改服僧伽，愿逃名而谢世。耐可本无所可，不昧者吾心，无求自号何求，不淆者吾志，慕首阳食蕨之节，怀箕子黍离麦秀之悲，以视钱牧斋之晚节不终，曹节躬之虚荣自累，相去殆霄壤矣。当时之慕先生行者，固群仰其清德。嫉先生名者，或已病其矫激。生前绝俗，蜚语蚤来。死后盖棺，兽机猝发。鞭尸劚墓，伍相国何其忍心。取子毁巢，周公旦长存隐痛。魂化千年之血，冤飞六月之霜，大狱构成，淫刑以逞，家属凡六十口，悉徙穷荒。历祀将二百年，久留遗恨。临渝关外，嗣续仅存。长板桥头，冤魂犹泣，非其罪也，宁不悲欤！且夫学本程朱，见道精切，是其明也。志在夷齐，持节严苦，是其诚也。秉忠孝之硕德，严彝夏之大防，是其正也。汝阳百里，惟公一人。赖民国之肇兴，得冤狱之平反，他乡羁客，尚请褒恤遗孤，故土齐民，宁独忘先烈？用是广招同志，倡设乡祠。当民穷财尽之秋，措资固非易事，为旌死励生之举，袖手终觉未安。造端不必过宏，但期稍具宫墙，已堪慕德。好善谁不如我，果使各分杯水，亦可成渠，敢竭鄙诚，仰呼将伯。吾知望古遥集者，当不以鄙人为好事也。谨启。
顷刻之间，一篇《募建吕晚村先生专祠启》已写就。老者读完，拍案叫绝，复又感叹地说：“唉，现在真是奇怪了，明明是中国人，却不知道尊重本国的文字了。”
“老先生何以有如此感叹？”
“像这样的启事，现在哪个学子还会写？蔡先生，你编写文范，是做了件大好事啊。”
“是啊，一国文化之精义在国文。国文教育如何，往往构成这个国家精神、道德方面的高度和深度。轻视国文，不正是轻视自己的国家吗？轻视本国，不正是轻视自己吗？”蔡东藩也感慨地说道。
“是啊，是啊。”老者附和着。
蔡东藩又坐了一会儿，就告辞回到了上海。回到上海后，他又写了则《擬崇祀先贤吕留良详文》寄给老者。第二年，吕公祠建成了。
这一日，蔡东藩正翻看着书，葛陛纶走了进来。葛陛纶，字需生，与蔡东藩同年，天乐乡山头埠人，两人交谊甚厚。他二十岁时补廪生，应省试不中后，授徒邻邑，后受会文堂书局聘任。汤寿潜改麻溪坝为桥时，禀详、论记等大多出自葛陛纶之笔。因而，汤寿潜称赞他为后超之翘楚，乡人也竭力推荐他参加省议员补选。可葛陛纶不屑与贿票者为伍，仍操笔墨生涯。“一·二八”事变前夕，毅然返里，于1940年怀着金瓯破碎之欷撒手人寰。
葛陛纶递给蔡东藩几页纸，说道：“蔡兄，你瞧瞧，这就是现在学子的国文水平！”
蔡东藩略微一看，也摇头叹道：“哎，这些学子的国文是每况愈下了。”
两人感叹了一番，葛陛纶走后，蔡东藩陷入了深思。随后，他取过一张纸，落笔道：
学子于国文一科每下愈况，阅其文非浮夸即庸俗，求其明白晓畅者，十不得一二。夫处今之世，必欲据汉魏六朝及唐宋八家之文摹仿，固属不必。即学焉，亦属无益。但以空疏之腹，作无谓之文；剿袭成篇，毫无心得，循此不变，愈沿愈弊，吾国文字将绝响矣。为国粹，焉可忽诸？
蔡东藩正若有所思着，汤寿铭派人来请。蔡东藩走进汤寿铭办公室，见葛遵礼、葛陛纶等已在座了。他招呼一声就坐在了葛陛纶旁边。
汤寿铭见人已到齐，便开口道：“政府已颁发文官考试法，科目有论策、文牍、法政各门。现学子坐而论道者多，恐难应试。我想请诸位编写几本范本，以供学子揣摩。诸位意下如何？”
“考试法试有历史一科。我国史籍甚繁，我就编本《国史概论》吧，列各朝史事、历代文化和吏政，供学子自修之用。”葛陛纶首先开口道。
蔡东藩点点头，说：“需生所言极是。我正感慨学子国文水平日下，且学校也开设了国文科，我就编本《国文新范》吧。”
“好，好。希望诸位抓紧些时间，也为书局谋些利。”汤寿铭高兴地说。
民国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以孙中山先生“五权分立”的政治理念为基础的。孙中山为切实有效地改变官吏质量低劣的现状，于1912年2月即令法制局编纂文官试验草案。孙中山离职后，文官考试制度的推行暂时搁置。1913年，北京政府公布了《文官考试法草案》，但直到1916年6月才举行第一次文官高等考试。次年4月，举行第一次文官普遍考试。后因政局动荡，军阀纷争，文官考试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