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诤友之不复，怅国事之多艰

蔡东藩回到居所，马上翻阅起《高等小学论说文范》来。读完，他走到窗前，只见夜幕低垂，风声萧萧。他想起了躺在病榻上的邵伯棠。

“伯棠文才横溢，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唉，只可惜时日无多了。”想到这，他嘘了一口长气：“天妒英才啊！”

这一天，蔡东藩又去探望邵伯棠。俩人自然谈起了《高等小学论说文范》。

邵伯棠喘了口气，说道：“蔡老弟知我，诚是为了给学子学习国文提供一本适宜的教本罢了。”

“邵兄，不必自谦。邵兄行文磊落，更假借文字，发爱国之思想，播良善之种子，功在国家也。”蔡东藩扶着邵伯棠，轻轻地拍打着他的后背。

“蔡老弟，真知我者也，只恐我将撒手而去了。可惜，不能目睹一统共和……”话未说完，邵伯棠又是一阵猛咳。

蔡东藩望着邵伯棠气喘吁吁的样子，眼眶早已红了。

过了好一阵子，邵伯棠方才开口说话：“蔡老弟，听说你丹青不错，给为兄画一幅吧？”

蔡东藩强压住泪水，点了点头，拿起了画笔。

这一年的冬天特别漫长，整个冬天都洋溢着冰冷的刀子一样割人的气息，这股气息浓而重，逼得人呼吸不畅，近乎窒息，那是寒风和冰冻酝酿合成的生命寒流。在这个鲜见阳光的冬季里，邵伯棠与世长辞了。诤友的离世，让蔡东藩悲痛万分。他用颤抖的手拿起笔来，写下了挽联：

音容笑貌宛在，痛矣，于今阴阳分两界；

文采诗情俱留，哀哉，以往命运共一生。

蔡东藩亲自扶着邵伯棠的灵柩返回天乐，送上归山后，回家休息数日，重又返回上海编著文范。

船行钱塘江，望江面水草漂泊，叹好友离别，蔡东藩心中感伤油然而生。他低吟道：

飘泊孤纵一叶舟，

不堪心事问东流。

悬帆半幅分吴越，

欹枕三更数斗牛。

风雨鏊山增别绪，

江天胥水咽离愁。

浮萍来去皆无定，

强向人间说自由。

邵伯棠的去世，着实让蔡东藩悲伤了许多时日。一日，蔡东藩到街上去散心，却见街上的革命形势依然显得如火如荼，这里拢着一群人，那里聚着一堆人，各自情绪激昂地宣扬着救国的良策，然而却又彼此诋诽着，攻击着。所过街市，只见墙壁上有写“兴汉”的，有写“光复”的，有写“毋忘国耻”的，七七八八，不一而足。

瞧着这等“热闹”的景象，蔡东藩不由地想到议员们学着刘四骂人的手段，今日吵，明日闹，把笔墨砚瓦当作兵械，此抛彼掷的议院乱象；想到了南方也是党派纷争，口舌不足，则继以武力的乱局，暗自冷笑道：“没一个不知道国耻的，却没一个愿意负责任的。国耻，又怎能昭雪呢？”

痛诤友之不复，怅国事之多艰。蔡东藩早没了散心的心情，回到居室，他铺展纸张，以邵伯棠原文中的《国耻论》为题，叹息着写道：

吾国之可耻者，亦多矣，割地也，偿金也，以至外交之失败，内政之溃烂，何一非可耻者也，而卒无一雪耻之方。革命以后，耳目一新，若可与谋雪耻矣，乃二三雄杰士，偶一得志，或且营宫室，拥妻妾，但顾行乐，不务雪耻。乡曲小民仍贸贸无知，但曰：此国事也，肉食者谋之，吾侪小人，朝不及夕。夫岂热血之尽冷也，由未识国民之责也。嗟乎！寇深矣，可若何而环顾吾国，仍无一誓雪国耻者。夫无一誓雪国耻之人，是终于无耻者也。我不敢谓此终于无耻者其国即亡；我亦不敢谓此终于无耻者其国不即亡也。惟外族方张，鉴吾国民之不复知耻，将奴我辱我，我国民乃真万劫不得矣。

接连几天，蔡东藩蛰居在办公室里，写下不少针砭时弊的文章。此时，他对革命的前景已不像撰写《中等新论说文范》时那样乐观了，一连串的政治变故使他的热血冷却了下来。“静观之，渐得清醒之识”。他对政党及党人之纷争极为不满，专门写了一篇《说党争》，文中写道：

或曰今之所谓政党者，大都皆朋党耳。彼以鼠窃狗偷为党者，无论矣。其所谓数大政党亦不明党德，不辨党纲，以权利为竞争，置义务于不问，甲攻乙，乙攻甲，有丙丁者起，而又攻甲乙，各是其是，即各私其私。未几，而甲乙丙丁各党，又以个人之私见而自相为攻。于是，名为同党，其间亦隐有纷争之势。以此而为政党，吾不敢知也。夫以我民国创造艰难，蠲基未固，合群策群力以图之，尚恐不逮。乃复自相水火，自柄鱼肉，内讧既起，外侮乘之，瓜分之惨，悬诸眉睫矣。噬乎，吾向以为政党者必以国利民富为前提，今若此，可奈何？

党争不断，外患却如飓风骇浪不易撑持。蔡东藩为此忧心忡忡，他写道：

民国成立未及期年，内阁之迭起迭仆者已再见矣。彼攻此击，相位未安，政乌乎理？参议员争权争利，开会集议徒事喧呶，法乌乎立？中央主集权，地方主分权，北蒙、西藏适未有定，国乌乎安？以其大可患者一也。

财政棼乱，元气凋敝，将何以救之？实业未兴，饥民满目，将何以生之？教育幼稚，首先堕落，将何以挽之？将骄卒骄，听之不可，去之未能，将何以处之？此其大可患者二也。

内忧外患，一些所谓的“志士”却只是空言爱国。对此，蔡东藩愤然写道：

今之号称志士者，皆汲汲忧国矣。虽然，吾谓忧亦无益也。何也？我徒忧，而于国之一切重大事业无以振新之，发皇之，则仍杞人之见也。如只曰仰天唏嘘，时时作无聊之想，不平之鸣，非不见志士之悲感也，然究于国事是何补哉？

辛亥革命后的种种怪现状，让蔡东藩十分苦闷。在反感只顾行乐的“雄杰”、空争忧国虚名的“志士”的同时，他渴望着真正英雄志士的出现。因此，当他从报上得知我国近代航空事业的开拓者冯如在飞机表演中，不意用力过猛，机堕身亡的消息时，禁不住痛哭流涕，执笔为冯如写下传记。传记的最后，他写道：

吾国之晓飞行术者，未之前闻，仅得冯君为先河之导，天遽夺之以去。设非后起者勉为赓续，则冯君救国之志，将何日偿耶？君卒三十，热诚报国，死于非命，亦可哀已。受业于君者不一人，朱子甘泉最著名，师承之职殆于是乎在。 ehOXeXasTZ+sPxwOwK5W7TUWNxB1l5ZSga4vHs0SIfQqpU9csNdusEp6GbyzGy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