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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上海，他立即去见邵伯棠，寒暄过后，也没跟他谈起琴石岗之事，就直截了当地跟邵伯棠说：“我续编邵兄的书，可以续你的文章体例，但不能续你的内容观点，请邵兄不要讥笑小弟。”
“行，行。”邵伯棠见蔡东藩来了，高兴都来不及，哪里还有二话？他紧紧地握住蔡东藩的手，又说道：“不过，蔡老弟，你先别忙着写。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我的病有了好转，我们先去领略一下，如何？”
“这……”蔡东藩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于是，两人兴致勃勃地赶往海宁。
这一天下午二时许，大潮如约而至，只见远处水天之间，一条白色的素练似合似散地横江而来，煞是壮观。就在蔡东藩惊叹未已时，潮头已挟着雷鸣般的声响铺天盖地来到眼前，翻滚着，呼啸着，撞击着江堤滚滚而去。
“天排云阵千雷震，地卷银山万马奔。蔡老弟，此等壮观怎能没有文字？”邵伯棠说。
蔡东藩沉吟了一会，说：“惊涛来似雪，一座凛生寒。前人已说尽了这壮观。我只是想了几句话。”
“愿闻其详。”
“其始也，如一线之飞来；其继也，如千弩之疾发；其终也，如万马之奔腾。”
“好句！”邵伯棠赞道。
“人占特别之地势，必收特别之效果。可……”
“可什么？”邵伯棠追问道。
蔡东藩见邵伯棠追问，便说道：“如此地势，缘何少出掀天动地的弄潮儿，与钱江潮同为天下之奇观呢？”
“不必叹息。这浩荡之气已露端倪了。”邵伯棠伸手拍了拍蔡东藩的肩膀。
正当钱塘江八月大潮汹涌澎湃，奔腾咆哮，扑向两岸堤坝的时候，武昌城头响彻了枪炮声。10月13日的《民立报》以显著的位置登载了武昌起义的消息。上海民众群情振奋，《民立报》卖到了每份银圆一元，仍奇货可居。报馆林立的望平街头，整天挤满了探询最新消息的人群。每当义军捷报传来，便万众欢呼；每闻失利消息，民众或嗒然若丧，或愤懑不平。
整个上海都处于躁动之中。11月2日午后，上海闸北首先响起了枪声。4日，上海宣告光复。得知这一消息，蔡东藩兴高采烈地来到邵伯棠的住所。他心头的那盏希望之灯又被点亮了。
病越来越重的邵伯棠正躺在床上，一见蔡东藩喜形于色的样子，已知来意，笑道：“蔡老弟，满面春风，想来是告诉上海光复的好消息吧？”
“了得，了得！伯棠兄，足不出户就知天下事。”蔡东藩竖起拇指夸道。
邵伯棠让蔡东藩坐在病床上，笑道：“我不是隆中诸葛，有这呢！”说罢，从床的一头拿出报纸扬了扬，随即又说道：“蔡老弟，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蔡东藩沉思片刻，答道：“一贯三者为王。现如今天命不归，百姓不拥戴，时局不太平，人意难回天意去，民权已现帝权终。这真是天佑我中华啊！”
“人意难回天意去，民权已现帝权终。一语中的！可你的脑后……”邵伯棠指了指蔡东藩的脑袋。
蔡东藩被弄得莫名其妙，用手摸了摸脑袋，愣住了。
邵伯棠见状，不禁笑道：“这胡尾也该剪去了吧？”
蔡东藩这才恍然大悟，瞧瞧邵伯棠的脑后，早已不见了辫子。他理了理自己的发辫，微笑道：“留了这么多年了，剪去也蛮可惜的。”
“我去拿把剪刀来。”邵伯棠坐起身来，欲下床。
蔡东藩连忙拦住：“不必劳驾，我回去自己动手。”
邵伯棠这才作罢。俩人又聊了一会，蔡东藩便起身告辞，顺手拿走了报纸。邵伯棠知道蔡东藩有摘报的爱好，也不说什么。
蔡东藩回到寓所，从报上抄下了《上海军政分府示》，又读起了《兴汉军歌》。歌曰：
地发杀机，中原大陆蛟龙起，好男儿濯手整乾坤，拔剑斫断胡天云。复我华夏，完我自由，家国两尊荣。乐利蒸蒸，世界大和平，中外禔福乐无垠。好男儿！撑起双肩肩此任！
“好男儿，撑起双肩肩此任！我该为这新生的中华民国做些什么呢？唯有用笔呼与吁了。”想到这，蔡东藩伏案写道：
某白：谨以拳拳之诚为我可敬可爱的热血诸君告。吾国民苦专制久矣，赖诸君之力，奋勇直前，得易专制而为立宪。此固吾国历史上未有之快举也。某不武，恨未能荷枪执殳随诸君后，但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某不敢以英雄自期，而不敢不以英雄期诸君。
一天，蔡东藩刚到办公室坐下，只见李编辑双手抱头，沮丧着脸匆匆走了进来，一副抱头鼠窜的样子。蔡东藩忙上前招呼。在李编辑哭笑不得的讲述中，他才知道李编辑的辫子被士兵强行剪去了。原来，上海宣布光复后，军政府就贴出“剪辫”的布告。可男人脑后拖一根长辫的风气，两百多年来已根深蒂固，要一下子让人普遍接受这一变革，并非易事。于是，“剪辫”的告示贴出后，就有士兵在街上拖住行人，硬将行人垂于脑后的辫子剪下。更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窜上街头巷尾，看到拖辫者，就上前“咔嚓”一声，剪辫而去。
蔡东藩听了李编辑的讲述，叹了口气，说：“蓄辫，剪辫，国人被这辫子折腾了近三百年，可叹啊。”
“是呀，如今是你也集会，我也结社，各自命为政党，分门别户，互相诋诽，真乃纷乱不堪啊。”王编辑说道。
对王编辑的观点，蔡东藩不敢苟同。他说：“王先生，此言差矣。虽然表面上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实际上总是为公。倘若大众竞争，辩出些妥当的政策，实心实意地去做，岂不是愈竞愈进吗？”
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着实让蔡东藩兴奋不已。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见当时“风俗之颓靡，人民之愚弱，财政之窘迫，交涉之艰危，农工商各实业之窳劣，种种困难，大费踌躇”，就想着应该建言新政府，以尽国人之责。他静静地思考良久之后，执笔写下了《擬上新政府书》一文：
惟有先为根本之解决，而后再研究种种之问题。根本上之解决如何？曰首在公，次在信，又次在廉明，又次在严肃。各省军队栉比林立，不筹统一，则汗漫分离，且有瓦裂之患。然急欲集权于中央，举各处幕府而尽撤之，则又恐拥兵自固者，倔强不服，适召纷争。故为今日计，唯有开诚心，布公道，周而不比，和而不流，杯酒可以释权，单骑且能盟虏，盖诚置赤心于人腹中，天下断未有皆好乱者，故曰：首在公。
今当政体改良，人民易望，宜先持大信为全国倡，一切措置非信不行。信，国之宝也。故曰：次在信。
必先矢贞操，洞奸伪，绝一切情弊，而政乃简，刑乃清矣，故曰：次在廉明。
吾国非无法之为患，而有法不守之为患，矧自军兴以后，秩序紊然，而法尤要。业已自举立法、司法、行政各机关，组织完备，则人民得以监督政府，而政府亦以之监督人民。法律上不少纵，法律外不少侵，庶上下以法律为维系，而国事可以一新，故曰：又次在严肃。
夫能举此四大纲而实力行之，则正风俗，牖人民，理财政，办交涉，兴农工商诸实业，自可次第措行矣。
过了几天，文范撰成。蔡东藩望着厚厚的一沓稿纸，思量着新的国家体制将成，人民自此可安享太平，文思涌动，捉笔为《中等新论说文范》写下了序言：
窃谓为新国民，当革奴隶性；为新国文，亦不可不革奴隶性。前此老师宿儒，终日伊唔案下，专摹唐、宋诸大家文调，每下笔，摭拾古文一二语，即自命为韩、柳，为苏、王，而于文字之有何关系，绝非所问，是谓之优孟学也可。今此后生小子，入塾六七年，自谓能作三五百字文，实则举报纸拉杂之词，及道听途说之语，掇拾成篇，毫无心得，是谓之盲瞽学也可。之二者，于文字中，皆含有奴隶性者也。夫我伸我见，我为我文，不必不学古人，亦不必强学古人；不必不从今人，亦不必盲从今人。但能理正词纯，明白晓畅，以发挥新道德、新政治、新社会之精神，为新国民之先导足矣。
中等新论说文范
写完后，蔡东藩便拿着一摞书稿来到邵伯棠的病榻前。邵伯棠强打精神从床上爬了起来，坐在书桌前，细细阅读文稿，不时加上一些眉批和圈点。读毕，对蔡东藩说道：“蔡老弟文才真是了得啊！我当为之作序。”
蔡东藩见邵伯棠脸色苍白，神情憔悴，急忙说：“邵兄，保重身体要紧，这序等你康复后再作也来得及。”
邵伯棠苦笑了一下，不再言语了。蔡东藩安慰了一阵，也就告辞了。
几天后，书局经理汤寿铭差人来请蔡东藩。汤寿铭（1873~1926年），字笛先，更字涤先，号涤厂居士，晚号琴石山人，清附贡生，候选太常寺博士，著有《新式标点四书白话注解》《详注时令尺牍》等书，是汤寿潜的幼弟。
汤寿铭把一叠文稿交给蔡东藩，说：“蔡先生这本书编著得不错，你再校对一次，就可以出版了。”
蔡东藩接过文稿，见邵伯棠已作好了序言：
吾同学友蔡君东藩，究心教育有年矣。本岁春，宦游闽中，甫逾月即归，危崖勒马，智士也。夏初与晤申浦，纵谈当世事，蔡君以教育急进为第一义，余深韪之。适余拟续著《中等论说文范》，苦促无暇晷，与之商，未果。入秋余又病，招蔡君至，申前议。蔡君语余曰：“吾续子文，续体例，不续辞意，予无诮我也。”余曰：“唯唯。”书成后，嘱余平阅。余学识未出蔡君右，安敢评论蔡君文。但蔡君不自赞，余当赞之。蔡君平日谓教授中学以下学生，编选国文宁今毋古。然读其文，往往有古致。且其文胎息深厚，气骨轩骞，发挥民国之精神，以为道德上、政治上、社会上之警觉者。视吾所著之文，殆过之无不及焉。
读到这，蔡东藩知道邵伯棠是拖着病体为书作序，且附以总评、缀以眉批的，不禁流下了热泪。
汤寿铭也知蔡东藩与邵伯棠关系笃厚，上前拍了拍蔡东藩的肩，说：“伯棠刚过不惑之年，却染重病，委实可惜了。幸好书局又有了蔡先生。伯棠前番编著的《高等小学论说文范》有些内容于时事有所未合，需要修改，就请蔡先生润笔了。”
蔡东藩默默接过文稿和《高等小学论说文范》，黯然离去。
该年冬，《中等新论说文范》出版，由于这部书反映时代特点很强烈，文笔又很锋利，深受青年学子的喜爱，比之当时流行的梁启超的《常识文苑》有过之无不及。其中的一篇《释蠹》还被施蛰存、柳亚子选入《初中当代国文》一书。后来，蔡东藩在《中等新国文范本·著述大意》中说：
民国纪元之辰，曾著中等论说一书，承海内人士不加指摘，反甚欢迎，出版以来，垂三载矣，购阅者源源而至，无间远近，且以篇幅太少为憾，屡请赓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