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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蔡东藩去福建走马上任时，迎着一片花木灿烂，生气勃勃的景象，充满了热烈的希望。如今，徒耗千金，却一事无成。
站在船头，他感到一阵透心透骨般的寒冷、苍凉：“彭泽归来，松菊犹存，尚有啸傲烟霞之乐。如今，我将何以自处？”
途经上海时，蔡东藩耳边回响起邵伯棠在逸园抨击清王朝的一番言语，不由生出愧疚之心。于是，他决定再去拜访邵伯棠。
邵伯棠见蔡东藩自福建归来，满心欢喜，便扯着蔡东藩来到一家酒楼，为其洗尘。席间，邵伯棠问起蔡东藩福建之行。
蔡东藩长叹一声，就把福建之行的经过叙说了一遍，叹道：“世道日衰，人心不古，魑魅魍魉之属横行白日下，自好者流反跼蹐无容身地。回忆前非，愧疚不已啊。”
邵伯棠竟哈哈大笑，拿起酒杯，说：“恭喜蔡老弟。蔡老弟危崖勒马，智士也。”
“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蔡东藩也拿起了酒杯，一饮而尽。
两人是酒逢知己，话语投机，自是敞开心扉，无话不说了。邵伯棠啜了一口酒，问道：“当今国家外患内忧，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蔡老弟以为欲救国家，何事最急？”
蔡东藩略作沉思，说：“严复先生曾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确，才智之民多则强国，才智之士少则弱国。可现在我国四万万人，读书识字的还不到一万万，大半痴愚无知，所以教育一事，万不可缓。民智日进，国力自然日大了。”
邵伯棠闻言，击节赞赏道：“蔡老弟之言甚是。欲任天下事，开强国之新路，莫亟于教育。当浮一大白。”
两人又碰上一杯。蔡东藩放下杯子，问道：“伯棠兄，《高等小学论说文范》可曾出版？”
“已于四月出版，销售颇旺，数月已售万余。”
蔡东藩为邵伯棠的成功高兴，刚想举杯以贺，邵伯棠按住了他的手，又站了起来，拱手说道：“蔡老弟，我有一事相求，不知你是否能答应？”
蔡东藩见邵伯棠很是郑重其事，忙道：“邵兄，有事尽管吩咐。”
“时下，编著教科书很是吃香，也有益于学子。我已完成了初等、高等两本论说文范，尚思再编著一本中等论说文范，苦于杂事繁多，一直没能动笔。蔡老弟，此番宦游归来，不妨留在上海，编著此卷？”
原来，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并先后设立京师大学堂编书处和学部编译图书局负责教科书的编写出版，但因官方机构效率低下，满足不了一时之需，于是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其间，“官编教科书未出版之间，应准各学堂自编讲义，果能合法，即准为暂时通行之本”，“其私家编纂之课本，呈由学务大臣鉴定，如确合教科程度者，亦可采用”。商务印书馆抓住时机，在张元济主持下成功推出了《最新教科书》。此书一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里是挤满了争购的人群。面对教科书出版的巨大商机，会文堂书局也不甘落后，请邵伯棠、杜瀚生等编写了几本文范，从中获利不少，也赢得了不少声誉。张道藩回忆说：“直到宣统元年一位私塾老师教我读了两本虚字会通法和一本短篇论说（记得是邵伯棠著的），我才渐渐地懂得什么叫做文章。”
听了邵伯棠的话，蔡东藩心中暗想：“自己离家已有时日，妻儿必定担着心。何况自己也从未编著过书，怎敢续这貂尾？”他抱肘思索了一会儿，就推辞道：“蔡某不文，学识又谫陋，伯棠兄珠玉在前，恐贻笑于大方。且我已离家多日，妻病子弱，自当回家照看。请伯棠兄恕罪。”
邵伯棠知道蔡东藩的家事，也就不再勉强了。
蔡东藩告别邵伯棠，回到了家里。王氏见蔡东藩脸上没有多少沮丧的神色，也就心安了。
其实，蔡东藩的内心却是五味杂陈，愤慨、苦涩、彷徨……吃罢饭，他躲进书房，点着烟，想着福建之行的遭遇，不由地拿起笔，愤而书曰：
今之所谓官者，我知之矣。苞苴也，竿牍也，钻营而奔竞也。一得援引，而不问其事之胜任与否，人之称职与否，概命之为官。是故，豪猾可官也，奸侩可官也，走卒厮养皆可官也，优伶盗贼亦可官也。官如此，仕途能澄清乎？吏治能整肃乎？我知其必不可能也。
夜深了，夜幕重重地压在蔡东藩的心头，不知该作何想念。“梦醒惊觉皆虚幻，谁人知晓吾归处？”他长叹道。
是啊，清官救国之梦已然破灭，今后的路又在何方呢？蔡东藩在失望中渴求着新的希望出现，在阴霾中盼望着飘起绚丽的彩虹。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闻天乐琴石岗一带有革命党人在活动，想想闲着无事，不妨去听听新论。这样一想，他便走了五里多路来到琴石岗。
琴石岗有着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越王勾践被吴国放回国后，为雪“会稽之耻”，到各地巡视。一日，来到傅家墩村旁的黄泥岗下，因走得疲惫，便在一块岩石上打起瞌睡来。在睡梦中，越王突然听到一曲美妙琴声，在耳边悠悠奏起。直到醒来，乐声仍“叮叮”不绝于耳。越王四处寻找琴声，只见石缝里的泉水正顺着树根往下滴进一个坑里。越王见此情景，脱口说道：“此乃天然音乐之地也。”后来，这一带乡民为了纪念越王，把他坐过的那块岩石取名为“琴石”。“天乐”之名也出于此。
蔡东藩来到琴石岗，只见琴石四周聚集着一群人，一位青年学生模样的人正站在琴石上，慷慨激昂地发表着演说：“中国的安危存亡，要靠民众的觉醒来拯救。我们要救中国，唯有实行三民主义。所谓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简单地说，就是民有、民治、民享……”
蔡东藩开始觉得很新鲜，后来越听越觉得如果能实行这三民主义，那孔圣人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就能真正实现了。于是，他接连几天都赶到琴石岗听演说。
这一天，旧里河那边的一位朋友请他代写书信。刚写完书信，王氏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进来，脸色煞白：“东藩，不……不好了……快跑……躲起来……”
蔡东藩连忙扶着王氏坐下，等她稍微喘了口气，便问：“什么事这么慌张？为什么要我躲起来？”
王氏心有余悸，颤声道：“军警到家里来抓你，幸亏你不在。”原来绍兴县军警听说琴石岗一带有革命党人在活动，就出动了。在琴石岗扑了个空后，听说蔡东藩也参加了宣传，就赶到牛场头闯进蔡东藩家里。王氏一见如凶神恶煞般的军警冲进屋内，一时发了蒙，总算弄清了原委，她才镇定了下来，对军警说：“我丈夫是一介书生，还是个古板先生，怎么会去参加这样激进的活动呢？他现在人还在上海呢，你们一定弄错了。”旁边的邻居们也纷纷附和王氏的话。军警们见蔡东藩本人不在，只得无奈地走了。
看来，家里是一时回不去了。落到这批人手里，白的也会变成黑的了。蔡东藩不由地着急了起来。
那朋友见状，就说：“东藩，我看你还是避一避这风头，到外面去躲几天。”
“到哪里去呢？”蔡东藩自言自语着。
还是王氏反应快，对他说：“邵伯棠不是来信让你去上海吗？”那是在初秋时节，邵伯棠给蔡东藩寄来过一封信。信中说，会文堂书局的老板汤寿铭再次催促邵伯棠写作《中等论说文范》，可邵伯棠恰恰又生了病，所以来信恳请蔡东藩赴上海编撰该书。
“对了，就去上海！”蔡东藩马上又高兴了起来，但当他看到王氏苍白的脸，又发起了愁：“只是，你母子……”
王氏知道丈夫担心她们，就劝道：“你就去上海吧，等避过这风头再回来。我的病也好了，家里的事你就放心吧。再说，伯棠帮过我们许多事，你若再不答应，也过意不去了。”
一旁的朋友也劝说着，蔡东藩只得把妻儿托付给朋友照应，第二天一大早，就乘船去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