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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梦中觉醒

蔡东藩金榜题名,荣归故里,整个临浦镇轰动了,贺喜之人络绎不绝。

总算消停了下来,蔡东藩邀了几个好友,到逸园喝茶看戏。

临浦的茶馆大大小小有四十多家,较为有名的如逸园、鸿园、菊花楼、青莲阁等。大茶馆设有戏台,可以演的笃班。中档的茶店里有一块高出地面的木板,上置一桌一椅,供说大书。小茶馆开在小街小弄,一般以店主人姓名作店名。

上了三楼,女招待上了茶水。蔡东藩站起身来,言道:“多蒙各位好友出资相助,鄙人方能上京应考,得中金榜。只是家徒四壁,这钱恐得拖延时日了。”说毕,拱手道谢不止。

在座的数邵勉卿最为年长,他一听蔡东藩如此说来,唯恐蔡东藩为此事老惦念于心。于是,哈哈一笑,戏言道:“君不闻‘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区区小钱何必挂齿。”

孰料语音刚落,蔡东藩腾地站起身来,径直走到了窗前,顾自看起浦阳江来。

大家知是伤着了蔡东藩,彼此面面相觑着。孔孝赓见状,忙说道:“邵兄,此言差矣!咱东藩兄岂是蝇营狗苟之辈?他走上仕途,是为了安民立邦啊!”说罢,眼睛向邵勉卿瞧去。

邵勉卿心领神会,走到窗前,作揖道:“小的胡言乱语,冲撞了蔡大人,请大人宽宥则个。”

蔡东藩也知邵勉卿适才的言语是玩笑,只是一时听了忍受不了而已。此刻,他见邵勉卿如此装腔作势,便笑着回了席,眉毛又生动了起来:“蔡某将食俸禄,责重泰山,誓当如邵兄筑江塘、修道路,视百姓为天,爱民、泽民、利民。虽有跌扑逆折,也不背圣言而坠青云之志!”原来邵勉卿因家境贫寒,只读了六七年村塾,靠设馆授徒为生,却十分关心公益,曾醵款监工修筑浦阳江江塘和天乐乡下邵村至临浦的道路。

蔡东藩此言一出,邵勉卿等早已鼓起掌来。却不料席间一人,“嘿嘿”冷笑不已。

孔孝赓见是邵伯棠,拱手道:“伯棠兄特意从上海赶来贺喜,难得,难得!”

“我不是来贺喜的,而是来泼冷水的。”大家听了邵伯棠的话,顿时面面相觑,眼中满是惊讶。“学而优则仕”,这是多少寒窗苦读人梦寐以求的夙愿啊!如今,蔡东藩总算有了功名,邵伯棠却要泼什么冷水,真不知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众人都睁着眼望着邵伯棠。

邵伯棠站起身来,说道:“当今朝纲废弛,表面上士读于庐,农耕于野,工居于肆,商贩于市,各安生业,共乐承平,仿佛是汪洋帝德,浩荡皇恩。事实上,早已危机四伏了。《绍兴公报》曾报道萧山县令余竹舫收取呈规费的事。他为了捞取老百姓的钱财,凡到他手中的案件不论奸抢匪盗,哪管你十万火急,先给你积压半月一月,迫使诉讼者贿送银钱,称之为呈费。如此贪官当道,内乱又怎能止?外患更是频频,所以清王朝已是奄奄一息了。圣人有言‘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卷而怀之’。蔡老弟却便要去蹚这浑水,诚为不智也。”

邵伯棠的话像一盆冷水,让蔡东藩激昂的情绪,顿时凉了半截。他目视邵伯棠,竟如木雕泥塑一般。

邵勉卿连忙去拉邵伯棠。邵伯棠不理会,依然滔滔不绝地言道:“蔡老弟,只是一介书生,不是当官的料。为官者,一定工于谐媚,善于揣摩,见上司如狗马,对百姓如虎狼。蔡老弟,你是个榆木脑袋,手也不会伸得很长,怎么能做官?不如写些文章,营生罢了。”

邵伯棠的话音刚落,蔡东藩便顾自拂袖离去了。好端端的茶宴竟弄得个不欢而散!

最是一年春好处。1911年初春的一天,碧空如洗。就在这一片明丽中,蔡东藩辞别了妻儿,踏上了福建赴任之路。路过钱塘江,已是夕阳西下,江水被染得一片金黄,后浪推着前浪,激起碎金万点。千帆万桨,往来穿梭,仿佛一派大兴大盛的景象。他被眼前的情景所感染,深深陶醉了,对前程更是充满了信心。

船到上海,蔡东藩专程到河南中路三百二十五号会文堂书局拜访邵伯棠,为那日不礼貌的举止道个歉。此时的蔡东藩没有想到,后来他竟与会文堂书局结下了不少的缘分。

会文堂书局创办于1903年,由沈玉林、汤寿潜等筹办。汤寿潜(1856~1917年),字蛰先(一作蛰仙),山阴天乐乡人(今萧山区进化镇),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著有《危言》一书,主张变法。1905年,美国商人企图攫取浙赣铁路的修筑权,汤寿潜联络旅沪浙江同乡,筹集民股,自办全浙铁路,为清末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实业家。当时,汤寿潜出于对清政府的失望,断绝了与官场的来往,走上了以出版扶助教育的道路。邵伯棠与汤寿潜家是姻亲。正是因为这层关系,书局创办时,汤寿潜便委托他的幼弟汤寿铭和邵伯棠一起主事。

邵伯棠见蔡东藩来访,喜出望外,赶忙拉着蔡东藩坐下。蔡东藩言道:“伯棠兄,那日在逸园多有失礼之处,请伯棠兄包涵。”

“我俩至交,何必客套。蔡老弟,你这是要去福建吧?”邵伯棠递上了一杯茶。

蔡东藩点点头。邵伯棠叹了口气,说:“我知道蔡老弟的脾气。也罢,去经历一番也好。”

蔡东藩扯开了话题,问道:“伯棠兄,新近又写了哪些大作?”

顿时,邵伯棠神采飞扬起来,说:“欲救国必革命,欲政治革命当自文字革命始!文字为经国之略,我深感学子以学国文为最苦,也欲借文字来唤醒学子,激励学子,已出版了《初学论说文范》《女子论说文范》。时下,又完成了《高等小学论说文范》。”说完,他捧出厚厚的一叠文稿。

蔡东藩抽出一篇《民气说》,读了起来:

国之存亡系乎民,民之强弱视乎气。人而无气者,其人罔不死;国而无气者,其国罔不亡。是故,欲造伟大之国民,必先有强壮之民气。悲夫,吾国数千年来,一民气消沉之时代也。推寻其故,一由于陋儒之束缚,二由于暴君之摧锄。积习既深,成为天性。

读罢,蔡东藩怦怦心动,不禁言道:“发爱国之思想,播良善之种子,莫如伯棠兄此文。”

“发爱国之思想,播良善之种子?”邵伯棠沉思着。突然,他一把抓住蔡东藩的手,大笑道:“此言甚好,我当弁之卷首。”

两人论古谈今一番,蔡东藩别过了邵伯棠,披星戴月,历经跋涉,终于到达了福建省城福州,在驿馆里住了下来。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腐败的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街上是洋行林立,洋货满街,可福州的农业、手工业却遭到严重的冲击,老百姓的生活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唉,首用国货,应为全国倡啊。”蔡东藩叹息着回到驿馆,执笔写道:

自五口通商以后,洋货畅行,土货滞销。瞻彼西商,岁括吾巨金以去。利源将因而立涸,以涓涓莫塞之漏卮,尚堪凿之使巨乎?

搁下了笔,蔡东藩走到窗前,凭窗远眺,只见暮色掩来,山林隐晦。因此,他越发盼望着能早日上任,为百姓做些实事。

第二天,蔡东藩来到巡抚衙门,对门房说道:“我是钦令候补知县,有事要晋见巡抚大人,烦请通报一声。”

宰相门房七品官,这巡抚衙门的门槛也不是那么好迈的。果然,门房见蔡东藩一副寒酸样,又没有门包奉上,就跷着腿,顾自与旁边的人说起话来了。

蔡东藩等了许久,也不见门房答话,便上前一步,又说道:“我是候补知县,劳驾您给通报一声。”

门房伸出手来,说道:“拿来!”

蔡东藩以为门房要验看凭证,就递上了那张皇命。

门房瞅了一眼,鼻孔里冷笑一声:“巡抚大人不在衙门,改日再来吧!”脸上已现出了鄙视的神气。

蔡东藩听了,只得悻悻而归。接连几天,他上几个府衙去打听,却连官都没见着就被门房给回绝了。在驿馆里,他看着几个与他一起进驿馆等待分配的同僚都得到了任命走了,就更加焦急万分了。后来,他央着了一位同僚,好不容易在巡抚府衙见着了巡抚、藩台和臬台。

蔡东藩进了大厅,报上了姓名,躬身站在一旁,等待巡抚发话。

这巡抚大人瞧了一下蔡东藩,冷冷地问道:“蔡大人,所为何来啊?”

蔡东藩又躬了躬身,言道:“卑职奉皇命而来,恳请大人早日放任,让卑职能为国效力。”

巡抚沉吟片刻,与藩台、臬台互望了一眼,慢条斯理地说道:“现下没有空缺。你既然是知县候补,就等着补缺吧!”

“这……这……”蔡东藩一时嗫嚅,可想到自己的盘缠已无多,便抬起头来言道:“大人,不知什么时候有缺?总得给个时间呀。我……”

他的话还没说完,大厅里已一阵哄笑。正当蔡东藩不知所措时,藩台已说道:“蔡大人,补缺吗,要有缺才能补,什么时候有缺,要到有的时候才有啊!”

蔡东藩还想说什么,巡抚大人已端起茶来,仆人喊道:“送客!”

他只得退出大厅,心灰意冷地返回了驿馆。这时,那位同僚已放了官,见蔡东藩回来了,便问道:“蔡兄,放了吗?”

蔡东藩唯有苦笑,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你呀,真是个书呆子!也怪我,没给你说清楚。你送了贽见礼了吗?”

“什么是贽见礼?”蔡东藩不解。

这同僚听了,便摇了摇头,说起了贽见礼的来由。这贽见礼也叫“见面礼”。第一次参拜上司自然少不了这贽见礼,即便是平时拜见也要送这贽见礼。

“那你们都送了?”蔡东藩又问道。

这同僚见蔡东藩为人刚直,诚心想帮助他,也顾不得丢颜面了,说:“若没有运动,犹如寺观中的老雄鸡,永远没有出山的日子。就是用钱运动了,也要手腕灵活,否则还是得不到好缺。”

蔡东藩听了,顿时怒气冲冲地说:“那一张皇文,岂不成了废纸吗?”

“虽说有了皇命,若不送礼,也是没有官做啊!”

蔡东藩一听,好像大冬天让人兜头倒了一盆冰水,惊得目瞪口呆。转瞬间,浑身的血液又腾地一下子都涌到了脸上,他愤慨地说:“国家取士是为什么?还不是为了理万民、治庶政吗?居官之本是什么?还不是天理、良心吗?今先养了一班庸碌卑鄙之人物,躬居民上,政能治吗?”这同僚见蔡东藩冥顽不化,不再多说,上任去了。

这一晚,蔡东藩良久无法阖眼:“自己二十多载寒窗,好不容易候补了知县,总道是要实现自己理万民、治庶政的理想了,谁料金盆玉碗皆贮狗矢!梦难圆,我又怎能为了官禄爵位而仰人鼻息、摧眉折腰呢?圣人云,为政在人。这些官员不修君子之道,不行仁者之政,这样的朝廷恐不长久了!我何不归去?”

惊弦雁避,骇浪船回。此时,蔡东藩已从“清官救国”的痴梦中惊醒过来。他爬起床,怀着对清廷的深深失望,奋笔疾书起来: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吾枉文以求知,已增惭汗。如枉道以求官,等于为国家添一蝇狗,即为国多一蠹贼。负己尚可,负国负民断不可!

第二天,蔡东藩遂拼挡行李,托病归里。 BUb0hJzE6aWwtCbjcYcBVRPq+PtccgAfly83Der51ADdKXb2AS8PPP4mYLv3Fe8d



第三章

从教育之救国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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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石岗初识三民主义

当初,蔡东藩去福建走马上任时,迎着一片花木灿烂,生气勃勃的景象,充满了热烈的希望。如今,徒耗千金,却一事无成。

站在船头,他感到一阵透心透骨般的寒冷、苍凉:“彭泽归来,松菊犹存,尚有啸傲烟霞之乐。如今,我将何以自处?”

途经上海时,蔡东藩耳边回响起邵伯棠在逸园抨击清王朝的一番言语,不由生出愧疚之心。于是,他决定再去拜访邵伯棠。

邵伯棠见蔡东藩自福建归来,满心欢喜,便扯着蔡东藩来到一家酒楼,为其洗尘。席间,邵伯棠问起蔡东藩福建之行。

蔡东藩长叹一声,就把福建之行的经过叙说了一遍,叹道:“世道日衰,人心不古,魑魅魍魉之属横行白日下,自好者流反跼蹐无容身地。回忆前非,愧疚不已啊。”

邵伯棠竟哈哈大笑,拿起酒杯,说:“恭喜蔡老弟。蔡老弟危崖勒马,智士也。”

“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蔡东藩也拿起了酒杯,一饮而尽。

两人是酒逢知己,话语投机,自是敞开心扉,无话不说了。邵伯棠啜了一口酒,问道:“当今国家外患内忧,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蔡老弟以为欲救国家,何事最急?”

蔡东藩略作沉思,说:“严复先生曾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确,才智之民多则强国,才智之士少则弱国。可现在我国四万万人,读书识字的还不到一万万,大半痴愚无知,所以教育一事,万不可缓。民智日进,国力自然日大了。”

邵伯棠闻言,击节赞赏道:“蔡老弟之言甚是。欲任天下事,开强国之新路,莫亟于教育。当浮一大白。”

两人又碰上一杯。蔡东藩放下杯子,问道:“伯棠兄,《高等小学论说文范》可曾出版?”

“已于四月出版,销售颇旺,数月已售万余。”

蔡东藩为邵伯棠的成功高兴,刚想举杯以贺,邵伯棠按住了他的手,又站了起来,拱手说道:“蔡老弟,我有一事相求,不知你是否能答应?”

蔡东藩见邵伯棠很是郑重其事,忙道:“邵兄,有事尽管吩咐。”

“时下,编著教科书很是吃香,也有益于学子。我已完成了初等、高等两本论说文范,尚思再编著一本中等论说文范,苦于杂事繁多,一直没能动笔。蔡老弟,此番宦游归来,不妨留在上海,编著此卷?”

原来,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并先后设立京师大学堂编书处和学部编译图书局负责教科书的编写出版,但因官方机构效率低下,满足不了一时之需,于是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其间,“官编教科书未出版之间,应准各学堂自编讲义,果能合法,即准为暂时通行之本”,“其私家编纂之课本,呈由学务大臣鉴定,如确合教科程度者,亦可采用”。商务印书馆抓住时机,在张元济主持下成功推出了《最新教科书》。此书一出,商务印书馆发行所里是挤满了争购的人群。面对教科书出版的巨大商机,会文堂书局也不甘落后,请邵伯棠、杜瀚生等编写了几本文范,从中获利不少,也赢得了不少声誉。张道藩回忆说:“直到宣统元年一位私塾老师教我读了两本虚字会通法和一本短篇论说(记得是邵伯棠著的),我才渐渐地懂得什么叫做文章。”

听了邵伯棠的话,蔡东藩心中暗想:“自己离家已有时日,妻儿必定担着心。何况自己也从未编著过书,怎敢续这貂尾?”他抱肘思索了一会儿,就推辞道:“蔡某不文,学识又谫陋,伯棠兄珠玉在前,恐贻笑于大方。且我已离家多日,妻病子弱,自当回家照看。请伯棠兄恕罪。”

邵伯棠知道蔡东藩的家事,也就不再勉强了。

蔡东藩告别邵伯棠,回到了家里。王氏见蔡东藩脸上没有多少沮丧的神色,也就心安了。

其实,蔡东藩的内心却是五味杂陈,愤慨、苦涩、彷徨……吃罢饭,他躲进书房,点着烟,想着福建之行的遭遇,不由地拿起笔,愤而书曰:

今之所谓官者,我知之矣。苞苴也,竿牍也,钻营而奔竞也。一得援引,而不问其事之胜任与否,人之称职与否,概命之为官。是故,豪猾可官也,奸侩可官也,走卒厮养皆可官也,优伶盗贼亦可官也。官如此,仕途能澄清乎?吏治能整肃乎?我知其必不可能也。

夜深了,夜幕重重地压在蔡东藩的心头,不知该作何想念。“梦醒惊觉皆虚幻,谁人知晓吾归处?”他长叹道。

是啊,清官救国之梦已然破灭,今后的路又在何方呢?蔡东藩在失望中渴求着新的希望出现,在阴霾中盼望着飘起绚丽的彩虹。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闻天乐琴石岗一带有革命党人在活动,想想闲着无事,不妨去听听新论。这样一想,他便走了五里多路来到琴石岗。

琴石岗有着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越王勾践被吴国放回国后,为雪“会稽之耻”,到各地巡视。一日,来到傅家墩村旁的黄泥岗下,因走得疲惫,便在一块岩石上打起瞌睡来。在睡梦中,越王突然听到一曲美妙琴声,在耳边悠悠奏起。直到醒来,乐声仍“叮叮”不绝于耳。越王四处寻找琴声,只见石缝里的泉水正顺着树根往下滴进一个坑里。越王见此情景,脱口说道:“此乃天然音乐之地也。”后来,这一带乡民为了纪念越王,把他坐过的那块岩石取名为“琴石”。“天乐”之名也出于此。

蔡东藩来到琴石岗,只见琴石四周聚集着一群人,一位青年学生模样的人正站在琴石上,慷慨激昂地发表着演说:“中国的安危存亡,要靠民众的觉醒来拯救。我们要救中国,唯有实行三民主义。所谓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简单地说,就是民有、民治、民享……”

蔡东藩开始觉得很新鲜,后来越听越觉得如果能实行这三民主义,那孔圣人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就能真正实现了。于是,他接连几天都赶到琴石岗听演说。

这一天,旧里河那边的一位朋友请他代写书信。刚写完书信,王氏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进来,脸色煞白:“东藩,不……不好了……快跑……躲起来……”

蔡东藩连忙扶着王氏坐下,等她稍微喘了口气,便问:“什么事这么慌张?为什么要我躲起来?”

王氏心有余悸,颤声道:“军警到家里来抓你,幸亏你不在。”原来绍兴县军警听说琴石岗一带有革命党人在活动,就出动了。在琴石岗扑了个空后,听说蔡东藩也参加了宣传,就赶到牛场头闯进蔡东藩家里。王氏一见如凶神恶煞般的军警冲进屋内,一时发了蒙,总算弄清了原委,她才镇定了下来,对军警说:“我丈夫是一介书生,还是个古板先生,怎么会去参加这样激进的活动呢?他现在人还在上海呢,你们一定弄错了。”旁边的邻居们也纷纷附和王氏的话。军警们见蔡东藩本人不在,只得无奈地走了。

看来,家里是一时回不去了。落到这批人手里,白的也会变成黑的了。蔡东藩不由地着急了起来。

那朋友见状,就说:“东藩,我看你还是避一避这风头,到外面去躲几天。”

“到哪里去呢?”蔡东藩自言自语着。

还是王氏反应快,对他说:“邵伯棠不是来信让你去上海吗?”那是在初秋时节,邵伯棠给蔡东藩寄来过一封信。信中说,会文堂书局的老板汤寿铭再次催促邵伯棠写作《中等论说文范》,可邵伯棠恰恰又生了病,所以来信恳请蔡东藩赴上海编撰该书。

“对了,就去上海!”蔡东藩马上又高兴了起来,但当他看到王氏苍白的脸,又发起了愁:“只是,你母子……”

王氏知道丈夫担心她们,就劝道:“你就去上海吧,等避过这风头再回来。我的病也好了,家里的事你就放心吧。再说,伯棠帮过我们许多事,你若再不答应,也过意不去了。”

一旁的朋友也劝说着,蔡东藩只得把妻儿托付给朋友照应,第二天一大早,就乘船去了上海。 BUb0hJzE6aWwtCbjcYcBVRPq+PtccgAfly83Der51ADdKXb2AS8PPP4mYLv3Fe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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