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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蔡东藩和弟子一起参加了三年一度的乡试。清时的乡试共考三场，一场三昼夜。第一场考四书文和五言八韵诗，第二场考五经文。两场考毕，将墨卷呈交受卷官后，蔡东藩自我感觉良好，颇有些踌躇满志。
农历八月十三，蔡东藩偕弟子又住进了考棚。陈独秀曾对安庆的考棚有过回忆：考棚被分隔成十余丈长的号筒，每个号筒要住上近百个考生，号舍又低又矮，像鸽子似的排在那里。
好在蔡东藩过惯了苦日子，没有像陈独秀那样“三魂丢掉二魂半”。这一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中秋节前夜，蔡东藩已把文章誊写清楚，等待第二天交卷。
第二天，为了滋补师徒三人，东家差人送了三碗蒸鸡。蔡东藩有点不好意思接受，就在与送蒸鸡的推搡之际，鸡汤不慎溅出，正好溅到了已誊好的试卷。那时的试卷是印有红格子的毛边纸。鸡汤一溅，红色的格子，黑色的字体，互相渗透，致使原本端正清秀的字迹变得模糊难辨。
眼看着交卷的时辰快到了，蔡东藩急得直跺脚，匆忙摊开毛边纸想要重新誊写，可为时已晚了。蔡东藩只得将弄糊了试卷交了上去。
旧时的科举制度，不仅注重文章的内容，同时也讲究字迹端正清秀，两者缺一不可。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了，蔡东藩的考卷被考官搁在一旁，名落孙山了，而他的两个弟子却上了“桂榜”，这可使蔡东藩面子上太过不去了。
他如坐针毡，思量再三，便向东家请辞。东家替他唏嘘的同时，再三挽留。可蔡东藩去意已决。分袂时，东家犹泪水涔涔，包了一个红包，吩咐两个儿子把蔡东藩送上船。
知有杏园无路入，马前惆怅满枝红。怀着落第者的失意与无奈，蔡东藩又回到临浦牛场头。临浦虽是繁荣之地，可他又不懂经商之道，只能一门心思地扎进书堆里。很快地，生活就捉襟见肘了。后来，这事被好友邵伯棠知道了。
邵伯棠（1870~1911年），字廉存、希雍，号伯棠，山阴天乐乡下邵村人，十六岁时应试为秀才。下邵村与牛场头仅距二里路，当时均属山阴县天乐乡，可谓是蔡东藩同乡。邵伯棠年长蔡东藩七岁，两人关系甚笃。书信往来时，邵伯棠称蔡为“吾同学友”，蔡东藩称邵是“莫逆交”。
邵伯棠知道蔡东藩的处境后，就推荐他到山阴天乐私立蕺山小学堂教书。蕺山小学堂就在镇上火神庙后面，蔡东藩便应允了。
蕺山小学堂是为了纪念明代鸿儒刘蕺山先生而建的。刘蕺山就是明末著名哲学家、“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刘宗周。
原来，明天顺年间（1457~1464年），郡太守彭谊主持凿深临浦、义桥交界处的碛堰山，引浦阳江水经碛堰山口北入钱塘江，不再萦回西小江故道斗折东行。绍兴府为了把山阴、会稽、萧山三县数百里田地，从浦阳江故道“洪祸”中抢救出来，在进化溪上修筑了麻溪坝，并立下了“碛堰口永不可塞，麻溪坝永不可开”的禁令。
麻溪坝一筑，把天乐乡斩成了上、中天乐和下天乐两截，上中天乐被摈在坝外。每遇山洪暴发和汛期，诸暨、浦江等县下泄的洪水和进化溪的山洪被坝挡住，难向浦阳江故道宣泄，便在坝外肆虐造孽，坝外天乐变成一片泽国，每每颗粒无收。因此，坝内、坝外形成以麻溪坝为焦点的“保坝”和“拆坝”的水利纠纷。
崇祯元年（1628年），刘蕺山被贬还乡，游学到临浦，在茅山设点讲学。他见麻溪坝一案悬而未决，就募捐集资，将原茅山闸改建为两孔石闸，让当地老百姓受益匪浅。百姓为了纪念他，就在茅山闸南侧修建了蕺山寺，春秋二祭。
对这样的先贤，蔡东藩很是崇敬。因此教学之余，他常常到蕺山寺里转悠。每每望着蕺山先生的塑像，他就会反复低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最能表现儒者宏大抱负和坚定信念的“横渠四句”。
蔡东藩的教学也很讲究艺术。一日，他为了让学生明白学习的秘诀，便领着学生走出学堂，来到茅山上的竹园里。他指着一枝枝破土而出的竹笋说：“你们蹲在那笋前，聚精会神地瞧一瞧，它是不是在升高？”
学生们便蹲下身子，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竹笋。可是直到盯得眼睛酸痛，那笋依然如故，不见其长。有的学生忍不住站起来对蔡东藩说：“先生，没见长啊。”学生们都附和说：“没见长啊！”
于是，蔡东藩耐心地开导说：“这笋每时每刻都在滋长，只是我们肉眼察觉不到。学习也属同理，知识的增长也是一点一滴积聚的，有时连自己也不易察觉到，但只要持之以恒，勤学不已，就会由知之甚少变为知之甚多。所以有人说，‘勤学如出土之笋，不见其增，日有所长’，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听了这一席话，学生们顿开茅塞，懂得了“勤学则进，辍学则退”的道理。
就这样，蔡东藩白天教书，晚上则挑灯夜读，努力芸窗。他在等待着“为生民立命”时刻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