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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考古学史”的时候发现，杰出的考古学家早年或是爱好收集（如汤姆森、皮特-里弗斯），或是有语言天赋（如谢里曼、柴尔德），或是训练出视觉方面的才能（如步日耶、柴尔德），或是具备超常的“驴友”热情（如斯蒂芬、皮特里）。这些我都没有，不免怀疑自己是不是很适合这个行当，然而我还留在这个领域里，可能是因为我对于人本身比较有兴趣。对于考古学家而言，大抵没有什么比人本身更让人着迷的。我们要研究人，当然首先要了解人，了解人是怎么进化的，人是怎么行动的。这就是我待在这个圈子的理由。
最近读了本书，《隐形的逻辑：乌合之众背后的模式研究》（ The Social Atom ，即《社会原子论》），作者是马克·布坎南（Mark Buchanan）。他质疑经济学的第一假设“理性的经济人”，认为人之行动的模式并不完全是理性的。类似的书其实有不少，《怪诞行为学》也是一本。布坎南的书告诉我们人的另一面：人是自适应的，人与周围有密切的关联，我们许多时候做事，并不是因为更合乎理性，而仅仅因为别人都这么做。股市的波动遵循的不是经济学定律，更像物理学的活动，因为人并不理性。
对此我有一点点个人的体会。《一转念：用经济学思考》列举了一组数据：从1985年到2006年，中国内地学生留美获得博士学位的有51000余人，90％都留在了美国，剩下的10％中，有人移民加拿大、欧洲、澳大利亚，最不济也是中国香港，所以真正回中国内地的人是极少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外面有更好的研究条件与生活条件，以及其他软环境，总之，所有人都是基于理性的考虑而留在美国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在美国南卫理公会大学（SMU）待了六年，接触到的留学生数以百计，留在美国的的确是大多数，但我的体会是，相当多的人留在美国并没有从事研究工作，何谈更好的研究条件，移民加拿大也没有做研究，仅仅是找了个工作而已。学考古的更是如此，绝大部分留下来的都没有做考古研究，而是换了专业，比如去学计算机、工商管理硕士（MBA）、会计等能够迅速找到工作的专业。我很怀疑经济学的分析，理性的人想法不会这么单一，不会只计算到手的钱，而会考虑整体效益，尤其是关键方面的效益，文化生活的满足跟物质上的满足一样重要。对于考古学研究而言，回国也是正确的，生活在国外还是要经常回国来看材料。我并不认同那本书所信奉的理性分析，因为它与事实并不相符，大多数人做出选择时并没有完全遵从理性，而是遵从了社会潮流。
人的行动理由中除了理性、感性之外似乎还有社会性，至少可以说它潜伏在理性与感性下面。心理学的实验一再证明这一点，虽然受试者言之凿凿地认为自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证明他们都受到了周围环境的严重干扰。的确，当身边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向一个方向行动的时候，你要坚持自己的看法无疑是非常困难的。
在我看来，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人能够独立思考。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些中了彩票发大财，或是城市中拿到高额土地赔偿的人，会很快把钱花光，重新坠入贫困之中。这些人大多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结果是他们非常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干扰，似乎极度依赖周围的社会关系。高等教育除了让人能够有一技之长、经济上自立之外，就是能够发展一点独立思考，在人人都视某物为圭臬的时候保留一点自己的看法。
社会的束缚是巨大的，我们处处都会受到周围人群的影响，在研究之中，还会受到文化背景、历史过程、身份认同（民族、国家、宗教、种族、地域）等因素的制约。人具有理性、感性，但是何曾独自行动？